【“沁芳”是《红楼梦》全书核心】
　　1953年，周汝昌出版《红楼梦新证》。此前，红学界尚没有一部著作对曹雪芹及其家世进行过如此细致的考证工作。
　　该书几乎奠定了后世红学研究的基础。甫一出版，迅疾引发震动；尤为关键的是，此时的红学研究已经超脱学术本身，开始与政治息息相关。此后，周汝昌不由自主地卷入到一系列的纷争中去。
　　直至“文革”结束，周汝昌的红学研究才又一次回归学术本途。他将红学构建为四大范畴，即曹学、版本学、脂学和探佚学，尤其是晚年在探佚学发力颇多。所谓探佚学，即指正后四十回为高鹗等伪续，追寻《红楼梦》真本，探寻后三十回的真相（周汝昌主张《红楼梦》实为108回）。
　　近年，周汝昌在出版的数十部红学著作中，曾先后提出一系列探佚成果，其观点令人耳目一新，但也招致不少异议。如他提出林黛玉系“沉湖而死”；“金玉奇缘”说的不是贾宝玉和薛宝钗，而是指贾宝玉最终与史湘云的结合，等等。
　　在这本《红楼新境》中，周汝昌总结近年的感悟所得，又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
　　《瞭望东方周刊》：在新书中，您特意将林黛玉所作的三篇长歌行集纳成“谁怜咏絮才”的专栏，用意何在？
　　周汝昌：我曾把整部《红楼梦》的大结构分为三个方面来解说，即家亡、人散、诗格局。我接触《红楼梦》时年龄很小，看不懂也读不下去，直到15岁读初中时，买到一本廉价的铅字排印本《红楼梦》，这才比较认真地细读下去，而真正读入的还是诗词。我觉得这些诗词写得真美，很快几乎就能背诵下来。同时我偷着尝试写到自己的诗词里，当时学作的诗大多忘了，只记得有两句：“春风传意水传愁，花自飘零水自流。”
　　直到今天我写这本新书时，还专为林黛玉的三篇长歌行设立一个专栏。可见七十多年过去了，这三篇长歌行在我心中的地位仍然没有变。
　　我原计划把《红楼梦》里的诗、书、画、礼、乐、禅、道、情等分别作为几个大篇章，写一本正规的学术书，阐述《红楼梦》与中华文化发展的关系，但一直未能如愿。在这本新书里，我只是把长歌行作“引子”，摆在这里让读者先了解一下。
　　“引子”的作用是要告诉读者，《红楼梦》的中心是大观园，而大观园的真正命脉是沁芳溪，“沁芳”二字才是《红楼梦》全部之核心。
　　《瞭望东方周刊》：为什么这么说？
　　周汝昌：专栏的第一篇是解说《葬花吟》，它是《红楼梦》的灵魂、命脉。作者的感情对着落花和流水触景伤情流露出来，却寄托了无限的愁绪。花与水的相连，是人们对于良辰美景、美好人生容易逝去的感怀。
　　王实甫的《西厢记》中写“花落水流红，闲愁万种，无语怨东风”，把一个古代少女孤独寂寞的心情展现得无以复加。我突然悟到，哎呀！“沁芳”就是“水流红”，“沁芳”者不就是把“花落水流红”这五个字又浓缩了吗？这又比王实甫的曲文更加简净、丰厚，令人咀嚼，玩味无穷。
　　我对“沁芳”的感悟可以用一首小诗来总结：
　　残春无语怨东风，万点飞花锦绣重。
　　一展西厢心已醉，沁芳原是水流红。

《红楼梦新证》不在“证”，而在“新”。我的观点新在哪里？直到今天，才被著名大学者刘再复先生点破，他认为：周汝昌的“考证”才是高峰，是“悟证先河”

【我考证的目的正是索隐】
　　《红楼梦新证》出版的第二年，红学界掀起了批判胡适的滚滚大潮，迫于形势的周汝昌不得不写了文章，说明他与胡适的不同。在异乡的胡适读了并未介意，仍向人推荐周汝昌的《红楼梦新证》为一部“很值得看的书”,并称“他是我在大陆上最后收到的一个‘徒弟 ’”。
　　由此，周汝昌被视为胡适的“衣钵传人”，亦多有人认为其《红楼梦新证》延续着胡适的考证思路。他也被称为“胡适后的红学研究第一人”。
　　2005年，周汝昌曾出版20余万字的《我与胡适先生》，称道其人品和学问，念念不忘先生胡适对自己“爱护有加”。
　　《瞭望东方周刊》：有一种意见认为，您早年是考证派代表，近几十年转向索隐。您认为自己是哪一派呢？
　　周汝昌：看样子我得在脑门上贴个标签，标明自己属于哪一派，让别人一看就明白，哈哈！说我是考证派一点都不错。“证”者，何也？考证是也。
　　说到“新证”，我的“新证”不在“证”，而在“新”。这个“新”是针对胡适说的。胡适作的《红楼梦考证》不是一部学术专著，而是一篇序言，即论文的性质。我得到了他的教益，继承了他的思想，但与他的思想又不完全等同。我的书里添加了自己的创造，所以叫“新证”。如果忘了这点，我的考证就毫无意义。
　　《瞭望东方周刊》：为何 “考证”与“索隐”给人感觉似有水火不容之势？
　　周汝昌：此问根源先要抓住《红楼梦》的开头—— 是作者经历了一番梦幻之后，将真事隐去，借通灵之说撰成此书的。那么其间隐去的真事到底是什么呢？这才发生“索隐”与“考证”的问题：索隐者是以寻找那个“真事”为目的，考证者是为寻找那个“真事”而采用的手段方法—— 两者是同一件事的两个方面而已，不是对立的。
　　“索隐”一法，从《史记》就开始了，《史记》也有隐事要索。我们早先所反对的那种“索隐派”，是指他们所用的方法错误了（比如，将书中的十二个女性人物的艺术形象说成是十二个男性官员、名士的一种影射云云……），而绝非反对“索隐”本身。
　　我之所以被称为“考证派”，只是看到了我的方法，而忘记了我考证的目的却正是索隐。
　　刚才说《红楼梦新证》不在“证”，而在“新”。我的观点新在哪里？直到今天，才被著名大学者刘再复先生点破，他认为：周汝昌的“考证”才是高峰，是“悟证先河”；考证不是字面意义上的考证，而是感悟考证。感悟考证是一种新方法，感悟和考证交相融合，意即“悟中有证，证中有悟”。
　　如果称我为考证派也不全对，因为考证里面没有感悟。感悟就是去追溯书里面不敢说、不便说、无法说的东西。正是这个东西使得曹公子（曹雪芹）痛苦无比。

【红学不要忘了“学”字】
　　说周汝昌为“新中国《红楼梦》研究第一人”或许并不为过。
　　在当今红学界，著述之丰、影响之大者，非他莫属。最近的十余年间，他几乎保持了年均推出一本红学专著的纪录。2008年，时年90高龄的周汝昌还亮相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栏目，讲说四大名著。
　　只是，相伴而来的依然是争议。周汝昌倡导的红学四大分支、将红学提升到“中华文化之学”、对刘心武等后学的鼓励，被主流红学界指责为否定《红楼梦》的文学价值，从考证转向了索隐，“晚年红学研究走向偏执”。
　　八年前，周汝昌被通知从中国艺术研究院退休，只是在中国红学会尚有一个“顾问”的头衔。耄耋之年的周汝昌只好选择“单干”，由其子女充任助手，继续顽强地坚持着他对《红楼梦》与曹雪芹的痴迷和研究。
　　《瞭望东方周刊》：您曾有诗云“论学从来有异同，何伤交谊共研《红》”，但红学会一直对您颇有微词。为何会出现这种情况？
　　周汝昌：你用“微词”这个词很高雅，谢谢你！何止微词啊，有些就是人身攻击。有人告诉我，有些学者、教授骂我，一种是冷嘲热讽地挖苦，一种是咬牙切齿地咒骂。这跟学术有关系吗？这种现象出现在学术界、学刊里应该吗？可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留给他们思考吧。
　　过去也有人骂我“抢码头”。我开始还不懂，后来人家告诉我说这是古代一种狠毒的骂人的话。说实话，我从未想过去“抢码头”。
　　最近刘心武“火”了以后，也有人通过骂他来转弯骂我的。刘心武是受了我的牵连，我很过意不去。
　　《瞭望东方周刊》：您认为，当前红学研究领域尚没有解决的主要问题是什么？
　　周汝昌：红学到目前为止到底解决了什么问题？我自己都怀疑这个命题。《红楼梦》学术研究上有哪些贡献？有哪些突破创新？那都只是以前的学术成就。红学近年没有什么突破、创新。
　　红学不要忘了“学”字，它是需要不断学习、不断创新突破的。仅举一例，比如问曹雪芹的艺术手法高在哪里？也再没听到过什么新观点；再如对沁芳园的新理解，我也如饥似渴地想听到一些新见解、新想法。
　　胡适等学者曾说《红楼梦》不足以与世界一流文学著作并列。我一直怀疑他们所说的“世界一流文学著作”到底是指什么。《红楼梦》到底哪些方面不及它们？他们用这么一句话就把我们自己的《红楼梦》给贬低了，我不服气。直到现在，我还是坚持认为《红楼梦》是世界第一流的文学作品。

　　（据《瞭望东方周刊》 记者周范才 特约撰稿邹艳）
原文：
http://www.lwdf.cn/wwwroot/dfzk/culture/255290.shtml
http://www.lwdf.cn/wwwroot/dfzk/bwdfzk/201043/wh/255357.shtml

周老最近好吗？

周老为红学做出的贡献是巨大的

敬哀周老

先生最后的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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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木一石一红楼，一芹一脂一周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