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然,采石场老板很快就承认了,他是不想付保管员工钱,就玩了这么一个“撬门盗库”的把戏。炸药和雷管就藏在他自己家的一间偏房里。
这起案子总算有惊无险。虽然发生在两年前,现在听来,依然觉得惊心动魄。
十几年来,武伯欣经办过省高级法院复核的死刑案、亲杀父母弟妹全家的血案、15年前的特大杀人积案,以及盗窃、诈骗、投毒、爆炸等多种类型的案件。到现在,对于每一起案子,他仍然都像第一件一样“小心翼翼、如履薄冰”。
2000年和2001年,媒体相继披露了云南昆明杜培武案和安徽芜湖刘明河案。这两起冤案,根据武伯欣的研究,都是因为依据口供出题,使用了错误的“测谎”方式,作出了错误结论,致使心理测试技术成了助纣为虐的工具。“再好的枪,还是有人打不中靶子,这能怪枪吗。”他说,这项技术,绝对不是买一台机器、照一本翻译过来的试题手册、参加两三天的培训、根据口供拟一些问题、随便找一个人就可以做了。
“心理测试技术的主体是人,不是仪器。这项技术七分在人,三分在机器。”
在武伯欣主持测试过的案件中,有一个曾经引起争议。
2001年5月6日,湖北钟祥市贺集二中发生师生早餐中毒事件,经警方勘测认为这是一起人为投毒事件。由于在现场没有找到有效证据,钟祥市公安局特邀武伯欣前往,对嫌疑人进行心理测试。测试中,有三人涉案反应明显,并在询问中供出了测试反应不明显的第四人。后四人均在法庭上翻供。由于一直未能找到四人投毒的有力证据,2004年8月,钟祥市公安局做出撤案决定。
“这种案子属于‘疑罪从无’。”武伯欣说,“只是因为案件的侦查没有取得进展,没有找到证据证明,不能认定心理测试的结果有误。”他说,在他所办的近千起案件中,类似的案子大概有百分之十几。
比如在内蒙古武川曾经测过一起盗窃案,测试获得的心理事实与现场堪查获得的客观情况,像入室路径、端抽屉的动作、3万元现金装在信封里等,都很吻合。审讯中嫌疑人交代的作案经过,也和鉴定结果没有出入。但是盗窃的钱已经被挥霍,捉贼没见赃,案子最终因证据不充分被疑案从无。
“那2%的失误是什么情况?”
他说,主要是初期阶段对被测人体能与生物指标的关系认识不足,或者受命试用新仪器的时候,有错把涉案人当无辜者排除了。
1994年北京大兴发生的一起银行抢劫案中,当时被测人重感冒,服用过药物。他说,像这样药物对图谱的影响、女性怀孕的影响、方言或普通话的影响等,诸如此类的深入研究,现在都还非常有限。
再有,现在不少测试仪是直接引进或仿制国外的,武伯欣认为,他们的实验都是以西方人为基础的,而中国人与西方人在语言心理过程、语言思维习惯、民族心理特点、文化传统背景等方面都有差异,应该首先在汉语条件下和实际案件中进行适用性研究,而不是直接照搬。
目前国内共有六家生产测试仪的厂家,都在用各种方式向司法机关推销产品。然而,不仅仪器的软硬件技术指标迄今没有国家标准,相应的行业管理也明显滞后,使用权和使用范围、使用过程中的法律程序、测试人的资格确认等,都尚未规范。
2002年一家足球媒体曾经点名让武伯欣他们好好去测一测“黑哨”。
“你能去测吗?”
他笑笑:“这项技术严格说来是一项刑事侦查、调查手段,所以我们不接受民间组织或个人的这种要求。民事调查也必须有法院委托。”
心理测试的前提之一,是被测人必须自愿接受测试,除非涉及刑事案件,任何人不能强迫他人接受测试,否则,即构成对公民人身权利的侵犯。
武伯欣非常反对“测谎仪,贪官的克星”、“窥测人心灵的眼睛”之类的宣传,认为“这是严重的误导”。他一再强调:“心理测试技术的主体是人,不是仪器。这项技术七分在人,三分在机器。”
心理测试技术的理论和应用,建立在心理语言学、认知心理学、实验心理学、犯罪心理学等几大学科基础之上,还涉及神经心理学、生物电子学、计算机应用、侦查学、物证技术学等学科知识。作为测试人员,缺乏相应的专业背景和实战经验,就难以真正学好、用好这项技术。
但是,仅有专业知识也是不够的。
2003年11月,河北邱县某村发生了一起60多岁鳏居男子被杀焚尸案。武伯欣就是通过现场的一碗饺子馅,推断出当时可能有女性在场。后来的测试和侦破工作都证实,这个男子是被相好女人的儿子所杀。现场勘察的刑警早就看到了这碗饺子馅,却没有往这个方向调查。“如果对农村老年人再婚的现实没有了解,可能就想不到这儿。分析不到,也就出不了题。”他说,不是背一些名词解释、通过一个卷面考试的人就适合作测试人员。现在我国对测试人员的选拔和培训方面,都过于粗放和随意。
让他担心的,现在国内对这项技术有两种极端的态度。一种是完全否定它的科学性和准确度,另一种则过高估计它的作用,导致“以测代侦”。
武伯欣真正比较多地参与办案是从1994年开始,那年办了30多起,1995年增至50多起,2004年的数量是147起。
“这已经是我的极限了。”他说,“不能想像,有些人号称一年能测五六百起。”自2003年9月从公安大学退休以来,他在北京家里基本待不住,各地请他前往办案的电话不断。一方面,他希望有生之年能把犯罪心理测试技术的推广应用进行到底,尽可能多带出一些水平过硬的实测人员,另一方面,他很害怕这项技术过于“泛滥”。
“心理测试技术并不是所有案子都适用,也不是什么都能测,更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作测试员。”武伯欣说,否则,不仅会毁了这项技术在中国的发展,更可能造成严重的社会危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