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
我62岁，今年5月底63岁。 1957年8月1日，我接受脊髓手术时，摘除一个橄榄球那样大的临床恶性血管瘤，第一次心律为零。血管瘤包围了第10、11和12根胸椎。手术医生是洛杉矶外科医院的Joseph K. Lucas和Jones医生。那年我21岁，有一个快两岁的儿子，Larry，医生们十分担心预后。手术期间，血管瘤大出血，医生误切到我的脊髓里。我心律为零，护士出去告诉我的家人我已经死在手术台上了。我对从身体分离没有意识，仅仅觉得手术中醒来了。我在手术台上看手术灯，似乎有面镜子让我看到自己躺在台上，我可以描述我如何脸向下，背部因手术切开，血，还有在作手术的医生们。我也能看见他们把我翻过来侧躺着，希望我活过来，那就是我所有的记忆了。第二天在重症监护室里醒来，我不记得自己回到自己体内，也不知道下面和我家里人说什么。护士已经回去告诉他们医生成功地让我活过来了，但是我不能说话走路，他们还没有摘除所有的血管瘤，也还没有按计划熔合我的脊骨。
醒来的第二天早晨，我大声叫一个护士帮我走出周围的石头。她听了我说的话就跑去找医生了，不但我的医生来了，似乎医院里所有有空的医生都跑到我的房间来了。他们对我的话说着说那。我问石头能不能移开，Jones医生照办了，之后他轻轻的帮我翻身仰卧，问我感到如何，我确信自己感觉不错，他开始所有的左右移动，测试我的全身。当我对我真正的�感觉�满以后，他问我还想做什么。抬头？我不但同意了，而且告诉他我想取下导尿管，起来走一走。导尿管取下了，他们把床头摇起，我接着他的胳膊笔直的坐起来，然后转动身体，把脚放在踏脚蹬上。他让我把脚要一会儿，但是，当然看我坚持要站起来走走，就允许了。自然的，他就在我跟前，怕我摔倒。没问题，从那以后我就可以走路了。我最后看见Lucas医生是1979年，当他的儿子出生时，我去做整形外科手术。有三根脊骨还没有熔合， 仍旧像蜂巢一样，蛋壳一样薄而且微微裂缝。Lucas医生在他写的是一本教科书中有一整章提到了我。
我的下一个经历很令人惊叹，完全不同于Sara经历的。那是41年前的4月4日, (1958年)我经历了一次现在叫做濒死体验的经历。那是一个美好的周五，我快要过22岁生日，怀着第四个儿子。在这个孩子前，有两个已经死了。我的二儿子David两个月大的时候的有先天性心脏病。我的三儿子Douglas在怀孕第7个月引产，因为医生认为无法挽救。尽管他出生的时候活着，并且在护士的手中呼吸，她仍建议我不要为这个孩子建立出生证明。我真的希望Michael, 我的第四个儿子和他们不同。我已经去教堂，回家喂了Larry，把他放下睡觉，然后在厨房里发觉羊水破了。我走到书房打电话，然后丈夫来了，医生也来了，然后是我妈妈，来照看Larry。我继续走过起居室到卧室，躺在我们的床上。到处流在地板上的不是水，而是血。我感到很虚弱，但是并不害怕，知道为了孩子我必须保持冷静。
Larry醒了，从他的婴儿床里爬出来，看到血，用他两岁半的方式告诉我，他要去叫两道门以外的邻居Alice。他做到了！如果不是她，我丈夫会发现我没去医院就死了。多亏Alice及时赶到，举高床角，我才能回来。至少，我相信这是部分原因，因为她也要生产而且体格很小，她爱的礼物是我相信能回来的原因。当我丈夫回来，他把我放到车里，从Glendale开车到Burbank 的圣约瑟夫医院。在去医院的路上，我感到很冷，也很害怕。我突然感到自己要死了，并且确实害怕，但此后我想那是因为Larry。
死亡很快。一刻间，又重又痛。下一刻，我感到有人用钥匙开启了一副装甲压在我身上。我感到自由，生命，温暖和充满爱。我同一时间在多个地方，和我的丈夫在一起，和我去接Larry的母亲在一起，和Larry在一起，和在NBC电视台工作的父亲在一起, 和我工作和上学的两个妹妹在一起，和我在学校的弟弟在一起。我也和开车到医院的我的医生在一起，还告诉他从哪个门进的。我能知道别人在想什么，在我死的时候每个人真确的都在做什么。我和每个人在一起，和任何人在一起，也和那些去做某些必须被完成的事情的人在一起。我甚至和一个小儿科护士到医院地下室去拿血浆。这就是我能如何在多个地方。但是，我也好像在直升飞机中一样俯瞰San Fernando山谷。同时，我也俯瞰地球，我们还没有走向空间。我从来没有什么隧道体验。实际上，我穿过银河系，穿过宇宙，那实在是令人惊叹。对我来说这些也都很熟悉，我感觉很好，突然我回到了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