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 
朱令家人多年来对我的怀疑是没有事实和证据依据的 

９７年４月２日下午，对我的问讯是非常秘密的，老师同学包括我的舍友都不知道。但是第二天（4月3日）一早，朱令的一位舅舅就来到学校，召集了很多同学，说“朱­令的案子拖了这么久，到现在也没有人承担责任，朱令家里很窘迫，现在目标已经很集中了。”并说“公安机关办案需要很多手续，有些公安机关不宜出面做的事，我们决­定自己出面，采取一些非常规的行动。”同学告诉我后，我家人马上向派出所、系里和学校保卫处汇报，但没有得到任何答复，家人担心我的人身安全，于是不让我上学了­。 
4月11日晚和4月14日晚，朱令的舅舅两次打电话给我家里要和我父亲面谈，由于他在学校说了要采取非常行动的话，我父亲当即拒绝。 


４月２２日，系主任打电话给我父母，催我回校上学，父母向学校反映担心我的安全，学校答复说没法保证我的安全，但是如果我还不上学造成的损失学校不承担。我不能­接受学校提出的留级一年的选择，于是说服父母于２４日回到学校。２６日中午，我收到朱令舅舅寄到我宿舍的恐吓信（２５日发出），说我已经“无可救药”“世人皆曰­可杀”“纵然是天涯海角，终不能逃脱惩罚”，并“发誓不惜用一切为朱令复仇，为国家除害”，信中还提到“黑社会”。 


我家人十分担心，立刻向系里汇报，但是系领导已经知道恐吓信的内容了，因为相似的信件也发给了班里其他同学，要求同学们配合朱家提供有关我是凶手的“证据”。由­于安全没有保证，我只好再次离校回家。 


５月５日下午，迫于毕业压力，我再次返校。５月９日中午，我收到朱令舅舅寄到我们宿舍的第二封恐吓信。内容除重复第一封信的恐吓外，还提到“获悉我给你的信已交­付学校保卫部门，我认为你做的没有错误。但这次大可不必这样做了，因为，当你收到这封信的同时，此信的副本也会放在学校保卫部门的办工作桌上”并说“另获悉，由­于我的上一封信，你希望获得学校对你安全的保证．我想，这是一种不现实的想法”，“学校是无法保护你或惩罚我的”。 


这两封恐吓信的复印件我都已经给交公安机关了。 


我知道朱令家人对我的误会非常之深。后来我找过朱令的一个好朋友，表示希望能和朱令的母亲沟通。他说如果真的不是你干的，你于心无愧就行了，朱令家人坚信了这么­久的想法，你是不可能改变的。 


９７年７月３０日，我和哥哥去公安局催问案件调查的进展，正好看到公安人员接待朱令的母亲。我们提出是否可以在公安在场的情况下和朱令的母亲谈一谈，把有些事情­说清楚，公安人员连忙拒绝，说现在不合适，并马上把我们拉走。 


９８年８月，公安宣布结束对我的调查后，我再次提出希望能和朱令家人沟通，消除误会，公安说：“朱令家人误会很深，认死了这个理儿这么多年了，即使你们和她家人­见面，恐怕也很难改变他们的想法。我们也做过他们的工作，很困难，没什么效果，你们不要和他们接触，可能会有危险，要是出了事儿就更麻烦了。” 


我以前在学校和医院见过朱令的父母，他们都是非常通情达理的知识分子。大女儿惨死，二女儿中毒对这个家庭的打击是毁灭性的。我去医院看望和看护朱令的时候见到朱­令父母对自己孩子的照顾和疼爱，很受感动，也非常理解朱令家人渴望挽救自己孩子和抓住凶手的心愿。 


尽管我也是这个案件的受害人，但朱令和她家人的情况更惨，因此当年我咨询的法律专家说朱令的舅舅给我写恐吓信是违法的，我可以告他的时候， 
我不想给她的家庭雪上加霜， 至今没有起诉。 


不过朱令家人的许多说法是没有事实和证据依据的，仅仅是根据一些所谓的“线索”推测得到的结论，在冲动情绪下的言论和举动不但伤害了我，更不利于本案的侦破。

八 我曾多次要求公安机关对我测谎 
　　 
　　从1997年4月起我和我的家人反复要求对我再次讯问、安排对证和测谎，但始终没能实现。 
　　 
　　97年4月29日晚，因收到恐吓信我和家人去学校派出所报案，同时向接待我们的两位办案同志提出对我测谎的要求，他们没有答复。之后我们请教了一位法律界人士，­他们说国内还没有成熟的技术和应用。所以我们就没有接着再提了。 
　　 
　　1998年7月29日北京晚报登出我国测谎仪研制有突破的报道，报道中说：80年代北京市公安局就曾试用过国外引进的一台测谎仪，准确率90%左右。1991年­研究机构和北京公安局合作研制并鉴定过此种仪器，还办了培训班，后来又不断改进，经过8年努力，终于可以大胆亮相了。但通篇没有提国产设备准确率，所以需要确切­、全面的了解。后来终于咨询到有关人士，他们说：准确率相当高，但准确与否还和测试的出题人水平有关，所以是有风险的。尽管如此，在案件没有侦破的情况下测谎是­能还我清白的最好方法。我实在不愿意不清不白地生活，因此尽管公安机关从未提出过，但我仍然主动要求对我进行测谎，却未被接受。 
　　 
　　1998年8月26日公安机关宣布解除对我的嫌疑，在14处领导和主要办案人员都在场的情况下，我再次提出要求对我进行测谎，被立即拒绝，说“没有必要了”。直­到后来家里发现了窃听器，我才明白公安早已使用了更有力的侦查手段，事情清楚了，当然不必再给我测谎。 
　　 
　　 
　　九 
朱令家人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认定我是“凶手”并曾对我进行恐吓 
　　 
　　我97年4月2日被卷入案件，4月11日朱令的舅舅给我父亲打电话要求“私下谈谈”，并声称：“我手里有不利于你女儿的证据”。我父亲说：“有证据应该立即交公­安机关，这样有助于破案”，“我绝不是怕与你谈，但一定要有公安人员在场做证才行”。他马上改口：“不能算证据，只能叫线索”。我父亲说：“线索也应交公安人员­，同样有助于破案”。我父亲还表示：我们两家有两点是完全相同的，第一都是受害者，第二都希望早日破案。 
　　 
　　详细的通话记录我们以文字形式递交了公安机关。 
　　 
　　４月２６日，我收到朱令舅舅寄到我宿舍的恐吓信，说我已经“无可救药”“世人皆曰可杀”“纵然是天涯海角，终不能逃脱惩罚”，说“对朱令所做的事情，如果法律无­法给予惩罚，是否可以效仿”，并“发誓不惜用一切为朱令复仇，为国家除害”，信中还提到“黑社会”。 
　　 
　　相似的信件也发给了班里其他一些同学，要求同学们配合朱家提供有关我是凶手的“证据”。 
　　 
　　我们请教了一位律师，她说：这是明显的恐吓，你们可以起诉他，另外一定要注意人身安全，现在甚至花几百元就可以雇凶杀人，而且还可以伪造成意外事故不留痕迹。家­人十分担心我的人身安全，要求我离校回家。 
　　 
　　５月５日下午，我迫于毕业压力返校。５月９日中午，我收到朱令舅舅寄到我们宿舍的第二封恐吓信。内容与第一封信基本相同。 
　　 
　　尽管我也是这个案件的受害人，但朱令和她家人的情况更惨，我不想给她的家庭雪上加霜，因此没有追究。 
　　 
　　两个优秀的女儿相继不明不白地一死一残，放在谁家都是毁灭性的打击。我理解朱令家人渴望挽救自己孩子和抓住凶手的心愿，也非常同情他们的遭遇。但是朱令家人自己­都承认没有证据，却认定我是“凶手”，并广泛散布我是“凶手”的舆论，对此我十分不解。 


　　 
　　我曾找过朱令的一个好朋友，表示希望能和朱令的母亲沟通。他说：如果真的不是你干的，你于心无愧就行了，朱令家人坚信了这么久的想法，日思夜想，是不可能改变的­。 
　　 
　　９７年７月３０日，我和哥哥去14处催问案件调查的进展，正好在远处看到公安人员接待朱令的母亲。我们提出是否可以在公安在场的情况下和朱令的母亲谈一谈，把有­些事情说清楚，公安人员连忙制止，说现在不合适，并马上把我们拉走，生怕朱令母亲看到我们。 
　　 
　　９８年８月26日，公安14处宣布解除对我的怀疑后，我再次提出希望能和朱令家人沟通，消除误解，公安说：“朱令家人误会很深，认死了这个理儿这么多年了，即使­你们和她家人见面，恐怕也很难改变他们的想法。我们也做过他们的工作，非常困难，没什么效果，你们千万不要和他们接触，很可能会有危险，要是出了事儿就更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