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起改革

 魏文侯还派吴起改革军事制度。吴起对士兵进行严格的挑选、训练和考核。凡考核及格者，免去一家徭役，并奖给田宅。

 吴起还根据士兵的不同特点，对军队采取新的编制，以便在战争时根据敌军以及地形的特点，交互使用或者互相配合使用这些军队，使每个士兵的优点得到充分的发挥。吴起在魏国创立的这套军事制度，后人称“武卒制”。

 公元前408年，魏文侯命吴起伐秦。吴起指挥魏军一举攻下秦国洛水以东的五座城池，在那里设立了西河郡。

 李悝变法的结果，使魏国经济得以迅速发展，地主政权日益巩固，国力逐渐强大，成为战国初年一个强盛的封建国家。

楚国吴起变法

 楚国是战国初期领土最大的国家。但因政治腐败，经济落后，国力衰弱。公元前402年，楚声王因暴虐被杀。其子楚悼王即位后，接连遭到魏、赵、韩等国的进攻。公元前391年，魏、赵、韩又伐楚，再败楚军于大梁、榆关，楚丧失大片土地。面对着这种内外交困的形势，楚悼王很想进行政治改革。就在这时，吴起因在魏国遭到排斥而来到楚国。公元前382年，楚悼王任命吴起为令尹，主持变法。

 吴起变法基本上承袭了李悝在魏国实行的办法，它的主要内容如下：

 其一、凡是封君传到第三代时，就收回其爵禄；废除公族中疏远者的特殊待遇，把一些旧贵族迁移到荒凉的地区。这就从政治上和经济上削弱了旧贵族的势力。

 其二、精简无关紧要的官职，削减过高的官吏俸禄，把节省下的经费用来训练战士。

 其三、整顿吏治，要求官吏“私不害公”，不计毁誉，一心为地主政权效力。

打击旧势力

 吴起变法沉重地打击了楚国的旧贵族，加速了楚国封建化的进程，使其国力迅速强盛。公元前381年，赵国遭到魏国的进攻，求救于楚。楚国派兵攻魏救赵，大败魏军。

 但是就在对魏战争胜利的这一年，楚悼王病死。楚国旧贵族乘机作乱，围攻吴起，吴起逃避在楚悼王的尸体旁，贵族用乱箭射杀吴起，同时射中了悼王的尸体。

 楚悼王之子楚肃王即位后，按楚国法令，将加兵于王尸者罪及三族，这样就打击了旧势力的凶焰。

秦孝公求贤

 秦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比较迟缓，公元前408年实行“初租禾”，标志着封建生产关系的确立。秦献公即位后，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为后来商鞅变法作了准备。

 公元前361年，秦孝公即位。秦孝公痛感“诸侯卑秦，丑莫大焉”，决心继承献公的事业，进行改革。他下令“求贤”，注意选拔人才。就在这时，商鞅从魏国来到秦国。

 商鞅（约公元前390年～前338年），原是卫国破落贵族的后裔，姓公孙，名鞅，也叫卫鞅，后因在秦变法有功，封为商君，所以历史上称为商鞅。他入秦后，通过景监得见秦孝公，以“强国之术”说服了孝公。

商鞅变法主要内容

 商鞅从公元前356年至前350年，大规模地推行过两次变法。变法的主要内容有：

 （1）用法令形式废除了奴隶制的井田制，即“开阡陌封疆”。具体说，就是把原来井田的“封疆”统统破除，重新设置田界，不许私自移动。把土地授给农民，土地可以买卖。这就从法律上维护了封建土地私有制，有利于地主经济的发展。

 （2）奖励军功，建立军功爵制。规定军功以在前线斩得敌人的多少来计算，斩敌人甲士首级一颗的赏爵一级，田一顷，宅九亩，庶子一人。杀敌越多，赏赐越厚。根据“劳大者其禄厚，功多者其爵尊”的原则建立了一套军功爵制，按爵位高低授与种种封建特权，包括占有耕地、住宅、服劳役的“庶子”和担任一定的官职等，爵位高的还可以得到三百家以上的“税邑”以及减刑的特权。

 变法还规定国君的宗族没有军功的不能列入公族的属籍，不能享受贵族的特权。按军功爵制，人的政治地位要由有无军功来决定，这对旧贵族是个沉重的打击；而对于当时新兴的地主阶级来说，则产生了很大的鼓舞作用。

 （3）实行重农抑商政策。商鞅认为农业是“本业”，是国家富强的基础；而把商业和手工业称为“末业”。为了保证封建国家的财源和兵源，商鞅规定凡是努力经营农业生产，多缴纳租税的，免去其本身的徭役；凡是弃农经商或怠惰以致贫穷而交不起租税的农民，没收为官府的奴婢。商鞅还采取加重关市的商品税，不许商人贩卖粮食，商人的奴仆必须服徭役等措施，迫使商人弃商归农。

 （4）普遍推行县制。商鞅在没有建立县的地方把许多乡、邑、聚合并成县，一共新建了31个县，每县设置了令和丞等官职来掌握全县政事，使县成为直属于国君的地方组织，加强了中央集权。

 （5）建立什伍连坐制。规定五家为伍，十家为什，彼此有相互纠察告发“奸人”的责任，不告发“奸人”，要处以腰斩的刑罚，告发“奸人”的可与斩敌同赏。如果一家藏“奸”，什、伍要同罪连坐。这种连坐法，主要目的在于防范人民群众的反抗。

 （6）统一度量衡。商鞅颁布了标准的度量衡器。现在存世的“商鞅方升”，就是当时颁布的一件标准量器。

 商鞅所采取的以上改革措施，目的是破除奴隶制度，巩固和发展封建制度，从本质上说这是一场地主阶级的政治革命。但由于商鞅变法触犯了旧贵族的利益，自始至终遭到很多贵族的反对。公元前338年秦孝公去世，秦惠王即位，“宗室多怨鞅”。于是，商鞅被“车裂”而死。

 不过，由于变法内容符合地主阶级的要求，顺应了封建制发展的历史趋势，加上新法已推行多年，“秦妇人婴儿，皆言商君之法”，所以商鞅虽死，秦法未败。商鞅变法的成功，使原来比较落后的秦国一跃而成为战国时最先进的强国，为统一六国打下了基础。

封建制发展

 除以上几国外，战国其他各国也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改革，如韩昭侯、赵烈侯、齐威王等也进行了改革。

 各国的变法运动，实际上是一场封建化运动。各国都在不同程度上打击了奴隶主贵族，保护封建地主阶级，废除奴隶制的政治经济制度，巩固和发展封建制的政治经济制度。

 从奴隶制进入封建制是历史发展中的一大进步。农民比起奴隶来，人身束缚相对减轻，这对提高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解放生产力是有促进作用的。

战国政权

封建官僚制度

 在奴隶制政权中，世袭的卿大夫平时担任各种文官，战时又成为统帅军队的将领，文武不大分职。封建政权建立后，出现了文武分职的专职官吏。在国君之下设相和将，相也称相邦、丞相，又通称宰相，是百官之长，协助国君处理全国政务。

 将又称将军，是武官之长，负责领兵打仗。有的国还设有御史，相当国王的秘书。次一级的武官有尉。“官分文武”，适应当时政治上和军事上的需要，因为处理政务要有一定的政治能力，指挥作战要有一定的军事才能；同时又分散了大臣的权力，可以起互相监督作用，便于国君控制。

 到战国中期，随着封建官僚制度的建立，国君对各级官吏的报酬，一般已不采取分封土地的办法，而给以一定数量的粮食作为俸禄，有时赏给部分钱币或黄金。以官位的高低，定俸禄的多少，官高的可达万担、千钟的厚禄，也有“斗食”的小吏。这种官僚俸禄制度，便于国君用利害关系控制各种官吏。

官吏任免

 国君对官吏的考核，最主要的方法叫“上计”。“上计”的办法是，中央的重要官吏和地方的首长，每年要把自己管辖地区的户口、垦田、赋税等预算数字写在木卷上，上报国君，把木卷剖分为二，国君执右卷，臣下执左卷，到了年终，官吏必须到国君那里去报核。国君右卷亲自考核，或由丞相协助考核。根据考核结果，予以赏罚。

 战国时期，国君已普遍用玺、符作为凭证，用以任免官吏，传达政令及调遣军队等。官吏的任免以玺为凭，任命时发给，免职时收回。

 军队调动都要用兵符，兵符作伏虎形，故称虎符。当时，兵符分两半，右半存国王处，左半给将领。用兵五十人以上，须有国王的右半虎符会合，否则不得调发。玺符制度使行政权和军事权都集中在国君手中。

郡县两级制度

 早在春秋初期，秦、晋、楚等国往往把兼并得来的土地和灭亡的小国改设为县。县和卿大夫的封邑不同，是国君直属的地方行政区域，有利于国君的直接统治。

 到春秋后期，晋国把县制推行到内地，一些新兴地主阶级的卿大夫在封邑内也设县管理，县开始成为地主政权的地方行政组织。

 郡在春秋末期才有，最初出现在晋，设在新得到的边地。当时郡的面积要比县大，但地位比县低。后来由于这些地区逐渐繁荣，人口增多，就在郡下划分县，产生了郡县两级的地方组织。

战国发展

水利灌溉事业

 农田水利工程战国初年，魏文侯派西门豹做邺县（故城在今河北临漳县西南）的县令。当时漳水泛滥成灾，地方官吏勾结女巫，每年将贫苦少女投入水中，称为“河伯娶妇”，借口平息水患，以愚弄人民，搜刮财物。

 西门豹至邺，破除了“河伯娶妇”的迷信，动员人力开凿了十二道水渠，引漳水灌溉农田，使漳河由水害变为水利。魏襄王时的邺令史起，继续开渠引漳水灌田，使邺一带盐碱地得到改良。

兴修都江堰

 战国最著名的水利工程，是李冰主持兴修的都江堰。都江堰位于岷江中游的灌县。原来岷江上游流经地势陡峻的万山丛中，一到成都平原，水速突然减慢，因而夹带的大量泥沙和岩石随即沉积下来，淤塞了河道。每年雨季到来时，岷江和其它支流水势骤涨，往往泛滥成灾，雨水不足时，又会造成干旱。

 秦昭王时，李冰做蜀郡守，他在前人治水的基础上，依靠当地人民群众，在岷江流入平原的灌县，建成了都江堰。都江堰是一个防洪、灌溉、航运综合水利工程。

 李冰采取中流作堰的方法，在岷江峡内用石块砌成石埂，叫都江鱼嘴。鱼嘴是一个分水的建筑工程，把岷江的水流一分为二。东边的叫内江，供灌溉渠用水；西边的叫外江，是岷江的正流。又在灌县城附近的岷江南岸筑了离碓，离碓就是开凿岩石后被隔开的石堆，夹在内外江之间。离碓的东侧是内江的水口，称宝瓶口，具有节制水流的功用。夏季岷江水涨，都江鱼嘴淹没了，离碓就成为第二道分水处。内江自宝瓶口以下进入密布于川西平原之上的灌溉渠道，保证大约三百万亩良田的灌溉，使成都平原成为旱涝保收的“天府之国”。

精种高产

 畜力耕田的推广铁制农具的使用对耕作方法的改进起很大的作用。有了铁犁铧，必然要用畜力来牵引。春秋、战国时代牛耕开始于东方，商鞅变法后，秦国后来居上，也普遍使用牛耕，当时还开始用马耕田。畜力与铁器的结合给精耕细作提供了条件。

 此外，战国时人们已普遍用人或动物的粪便作为肥料。如《孟子·滕文公上》就提到“粪其田”；《荀子·富国》说“多粪肥田”等等，都说明施肥已成为提高农业产量的重要措施之一。人们已懂得树叶在土中腐烂可以作为肥料，如《荀子·致士》说：“树落则粪本”。当时也已会沤制绿肥。对积肥、施肥的重视，是当时提高农业产量的一个重要因素。

主要农作物及其分布

 当时战国各诸侯国根据土壤气候等条件，普遍种植有稷、黍、稻、麦、菽、麻等六种粮食作物。

 稷也称粟或禾，就是小米，耐干寒，主要产在华北大平原和黄土高原。
 黍就是黍子，去皮后叫黄米，当时在北方是仅次于稷的主要粮食。
 麦有大麦、小麦之分，麦性耐干寒，分布很广，这时冬小麦已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普遍种植。
 菽就是豆，大菽就是大豆，春秋初期由东北传入中原而广泛种植。
 麻子也是古人的一种粮食，北方普遍种植。
 稻主要种植在长江中下游平原。当时北方产稻的地区也很广。

男耕女织

 战国时代的手工业，有作为农业副业的家庭手工业，有独立经营的个体手工业，有“豪民”经营的大手工业，也有各国封建政府经营的官营手工业。

 男耕女织是农业与手工业结合的小农经济的主要特色，家家种植桑麻，农妇养蚕、缫丝、纺织布帛是农村中普遍的现象。商鞅变法对农民的耕和织是同样奖励的。

 各国封建政府向农民征收的赋税，除了“粟米之征”，还有“布缕之征”。在“农有余粟，女有余布”的情况下，家庭手工业生产的布帛，已有部分参加商品交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