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英宗统治的正统朝，“土木堡之变”堪称是今人最耳熟能详的大事件。明英宗正统十四年七月，瓦剌首领 也先兵分三路，悍然发动了对明王朝的全面进攻，明英宗朱祈镇仅经过三天准备，随即率领号称五十万的大军北征，随即遭瓦剌军合围，被围困在土木堡，八月十五 日，瓦剌发动总攻，一举击破明朝大军，俘虏明英宗朱祈镇，造成明王朝立国以来的奇耻大辱。历代以来，也一直为后人所感慨哀叹。论及罪责，也时常归责为“王 振擅权”，“草率出征”，但如果细细审视从明朝宣德时代到正统时代二十多年的政局变迁，便可见真相并非如此简单。 如果先看“大背景”，第一个要为土木堡“买单”的人，竟是永乐皇帝朱棣，朱棣在位时，五次北征蒙古，沉 重打击鞑靼，瓦剌诸部势力，可谓武功赫赫。但是就在他最早起兵的“靖难之役”后，为酬谢兀良哈三卫的出兵相助，将原属宁王的内蒙古兴宁地区尽数划拨给了兀 良哈，不但使兀良哈三卫实力大增，渐成明朝边患，更使明朝北部“九边”顿失屏障，朱棣晚年的三次北征，虽沉重打击了蒙古鞑靼部，却也使一直与鞑靼争锋的瓦 剌部坐大，被明朝在蒙古草原上穷追了一辈子的鞑靼“兴宁王”阿鲁台，没死在明军手中，却最终被瓦剌击毙，瓦剌也借此成为蒙古高原实力最强的一支，其“发 家”历史，实是拜朱棣所赐，此外，朱棣将辽东的谷王，韩王，辽王尽数内迁，留当地女真在辽东地区“自治”，结果至明英宗正统初年，辽东女真各部皆被瓦剌收 复，成为其南下侵略的辅助力量。而得到兴宁重地的兀良哈三卫，也不甘再听命于明朝，反与瓦剌相互勾连。而且，虽时人常以宦官王振为土木堡之败的“祸首”， 但宦官参政，也确是从朱棣时代开始。 而朱祈镇的父亲朱瞻基，也同样要对土木堡之败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对内方面，朱瞻基施行“仁政”，对诸多 亲贵的违法行为特别是土地兼并行为颇多姑息。不但造成了后来牵制明王朝精力的流民起义，更令朱元璋时代确立的“军屯”制大受破坏，宣德五年（1430 年），监察御史陈祚就曾奏报说：“辽东边地，军田被侵已达三成。”宣德六年，兵科给事中杨亮又揭发诸多亲贵“擅调边军为奴”的行为，宣德七年，河南巡抚李 昌淇也上奏当地军屯土地“多被势家大户侵占，士兵无地却苦于赋役”的惨状，宣德八年（1433年），刑部右侍郎魏源揭发“宣府大同诸边地，将官侵占军屯日 甚，以至兵户四散逃亡。”如此种种，明宣宗皆不了了之。“军屯”没有保证，军队战斗力当然被削弱。而明宣宗的国防政策也非常保守，撤掉开平卫不说，还对众 边将赋诗说“慎守只需师李牧，贪功何用学陈汤”。结果“李牧”学不来，防线却内缩严重，瓦剌也先杀太平，孛罗二首领，其族人多怨愤，曾数次到明廷哭诉，请 求明王朝做主，杨士奇却说“夷狄相攻，乃中国之利。”明王朝终是袖手旁观，坐看了瓦剌的崛起。瓦剌正统十四年的南侵之祸，从此时就已注定。至于再说到土木 堡之败的“祸首”王振，明朝宦官掌握批阅奏折大权的“司礼监”，恰是明宣宗在位时所设。 “历史遗留问题”讲完了，那么做为“当事人”的明英宗，以及被看做“罪魁祸首”的大公公王振，又该负多大的责任？还是且让我们从正统朝的朝局开始。
二 说到明英宗九岁登基后在位的正统朝，历代素来评价不高，个别历史学家还把它看做“明王朝由盛转衰的转折 点”。而因后人对王振的种种抨击，这十四年更被许多人看做王振一手遮天，残害忠良，朝政糜烂的“黑暗时代”。要了解真相，还需看王振本人：王振，河北蔚县 人，原是个不得志的教书先生，宣德年间主动报名入宫，进入“内书堂”，侍奉太子朱祈镇读书，凭“矬子拔将军”（宫里太监多不识字）的一身才学，很快被明宣 宗任命为“东宫侍读”，深得尚是孩童的朱祈镇的敬重，平日对他的称呼都是“王先生”。朱祈镇即位后，王振被任命为“司礼监掌印太监”，正式成为宦官之首。 但是在正统朝初期，他离“一手遮天”却差得远。

而说王振撺掇明英宗亲征的原因，当然如普遍史料所说，是想“立功”。但更重要的原因是，此时王振虽然已经“专 权”，但是朝中依然有很多“反对派”，比如兵部尚书邝焚，侍郎于谦，吏部尚书王直，这些六部里的重要部门，都不是王振的“自己人”，借一场北征的胜利巩固 自己的权势才是主要目的。明英宗朱祈镇之所以同意北征，一面是他年仅二十三岁，年少气盛且从小王振爱带他看“禁军操练”，早就是一个军事爱好者。此外作为 一个刚过弱冠之年的皇帝，要压服朝中老臣，也自然需要一场对外战争的胜利。于是和王振“不谋而合”，至于百官的态度，虽然极力反对，但当朱祈镇下令“反对 出征者论罪后”，除了铁骨铮铮的于谦外，也大都缄默不语了。之后仅准备三天就出征，如此“犯军事大忌”的行为，竟无人阻止，除了明哲保身外，也有轻视瓦剌 的意思，比如徐有贞在“观天象”后曾言“北征必败”，反遭到诸多大臣的嘲笑，御史王立右就曾笑他“危言耸听”，可见在诸大臣心里，虽反对北征，但对于胜 利，大多数人是不怀疑的。

说的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