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东南亚文化全都提供了与印度长期接触的证据。许多东南亚语言（马来语和爪哇语便是好例子），包括大量起源于梵语和达罗毗荼语的词汇。其中的一些语言，例如泰语，仍然用明显地源出于印度式样的字体书写。东南亚王位和权力的概念，即使是在现已被伊斯兰教统治的地区，也大多要归因于古代印度教的政治理论。泰王国虽然信奉僧伽罗式的小乘佛教，但为了举行合乎体统的仪礼，仍然需要宫廷婆罗门在场（婆罗门现在除名称外已完全泰化）。在东南亚的许多地区，例如泰国、马来亚和爪哇，传统舞蹈和皮影戏仍以罗摩、悉达和哈努曼的故事吸引观众。在巴厘岛，精心培植的一种本地印度教文化依然繁荣兴旺，并且原封不动地保留了次大陆早已废弃的许多印度的思想和习俗；我们在这儿得到了为旧时代提供证据的资料，运用这些资料似乎能有力地说明印度本身的早期文化史。印度过去和现在影响东南亚文明的事实，确实是无可置疑的。然而对于发生这种影响的确切方式，却出现了许多的争论。
对于印度学者和在印度学习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学者，长期以来一直存在一种诱惑，即在早期印度化的东南亚发现确切反映宗主国印度文明的各个时期和各个学派。例如许多学术著作，都致力于为东南亚的一些伟大遗迹，如爪哇的婆罗浮屠卒塔婆[婆罗浮屠卒塔婆（Borobodur Stupa），意为“千佛坛塔”，约公元800年建于印度尼西亚日惹西北部，世界著名的佛教建筑之一]和柬埔寨的高棉寺庙等确定[相对应的]精确的印度原型。这些建筑显然具有印度传统，例如它们的平面图和雕刻装饰的主题，都可以很容易与印度的宗教经文联系起来。但仔细研究诸如此类的遗迹就会发现，它们具有印度的外表只是事情的一方面。婆罗浮屠和吴哥窟[吴哥窟，又作吴哥寺，高棉国王苏利耶跋摩二世（1113—1150）时建于柬埔寨的暹粒省暹粒市吴哥城南郊，世界著名的佛教建筑之一]无疑都感得出印度影响的迹象，但它们决不是印度建筑的翻版。在印度考古发掘的资料中，也不存在完全象它们一样的建筑。欧洲人东来以前的时期，即16世纪初以前，已建成的东南亚大多数印度教和佛教纪念物，几乎都具有明显的东南亚情调。有理由认为，高棉人、占人和爪哇人的艺术和建筑，完全有他们自己的风格，远不只是对印度原型的模仿。正如克代斯等学者所说，这些风格与其说是印度的，倒不如说是印度化的。东南亚的印度遗产不存在于漫不经心地重复印度的式样之中；相反地，以东南亚得自印度的启发，适应自己的文化来吸收和发展印度的概念，才会看到印度的遗产。由此而形成的综合性文化正是东南亚所特有的。
印度化的概念是理解东南亚文化史的一个关键，由此提出了许多至今不容易回答的问题。印度向东扩展它的影响为的是什么？从何时开始？印度文明的早期传播者在孟加拉湾对面碰到的是哪种人？他们是在丛林从事食物采集经济的**的野蛮人，还是具有可以被认为是有他们自己的文明生活方式的定居居民？印度的各种文明是怎样确切地进入东南亚文化生活的结构之中的？对印度化最初阶段的这些问题所作的解答，不可避免地一定是颇欠明确的，并且是泛泛之词。不论东南亚本地的经书和铭文，还是到过该地区的外国来访者的记述，都绝对不能使我们回忆到公元3世纪之前。东南亚史前考古的资料至今远未完全解释清楚。而且东南亚这个词包括非常广阔的地区，其中存在环境和人种的巨大差异，因此在任何一次可能的印度化的过程中，这整个地区都不会有统一的行动。一些居民如高棉人、占人和爪哇人，深深地被印度化了；另一些居民如苏拉威西（西里伯斯）的一些部落民，虽然的确受到印度影响，但却是轻微的，而且很可能是间接的；还有一些居民如安达曼群岛的矮小黑人[俾格米人]，就完全不能说被印度化了。

目前可以得到的证据远远不能满足需要，但却表明在公元前的几个世纪，印度与东南亚之间一定有了某种程度的接触。在这个较早的时期，印度人向东广泛移民是极不可能的，例如马来人的印度起源论，已不再有人十分认真地对待了，大多数权威人士倾向于同意海涅-格尔登的意见，即认为马来人起源于中国，于史前移民东南亚，这些移民留下了可以追寻的考古学和人类学方面的踪迹。但早期的印度史诗如《罗摩衍那》，提到了如苏瓦尔纳洲（黄金岛或半岛，通常认为是指苏门答腊或马来半岛）这样些东南亚地区，这说明印度与孟加拉湾对面一定有过充分的贸易。然而在阿育王时代以前，重大的文化影响几乎不可能开始；直到进入基督纪元，我们才有关于这种影响的真正考古学的和文字的证据。根据目前可以得到的资料，印度化看来可能实实在在地始于从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后1世纪这个时期。毫无疑义，无论如何到公元5世纪时印度文化在东南亚才广为人知，而印度化的国家不仅出现在人口较多、从事定居农业的地区，如柬埔寨、越南和爪哇，而且出现在人烟稀少的偏僻地区，如加里曼丹（印度尼西亚的婆罗洲）和苏拉威西（西里伯斯）。
如果这个年表是正确的，那就不可能象人们有时设想的那样：东南亚印度化的最初动力，是约公元前261年阿育王毁灭性入侵所引起的羯陵伽人民向海外移民。在这个时期，或者确实直到最近的任何时期，必定没有印度居民向东南亚广泛移民的考古资料。因此大多数学者已不再认为，印度接欧洲殖民北美或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模式向东南亚殖民，是印度化过程开始的主要因素，而倾向于以国际海上贸易的扩大来解释这一现象。

欧亚大陆上主要居民中心之间靠陆上海路联系起来的年代，至少可以回溯到波斯帝国阿黑美尼德王朝时期。到亚历山大大帝时，在印度洋沿岸、特别是在波斯湾与印度河之间，无疑已存在某种程度的海上贸易。公元前1世纪，主要的欧亚陆路在很大程度上得到经过印度洋的海路补充，海路可方便地利用随季节改变方向的季风。季风之发现不可能象故事所说的那样，是名叫希帕洛斯的希腊海运船长个人的功劳。更确切地说，那是在经济和政治因素的强大推动下，其中罗马世界巨大消费市场的产生也许最重要，人们较大规模地利用印度洋沿岸许多居民都熟悉的一种自然现象。地中海地区居民对中国丝绸、对印度群岛香料和药用植物的需求，与跨越主要陆路的强国[大夏、主要是帕提亚-萨珊]的掠夺相结合，确实刺激了对畅行无阻的新商业通路的探求。恰在公元开始之前，向东以红海和波斯湾为终端的海路，对罗马世界的商业变得很重要，正如老普林尼和斯特拉波这样的权威在其著作中清楚说明的一样。到公元2世纪，这些海路将地中海（即使不是罗马）的商人带到印度和锡兰沿岸，带到东南亚大陆的部分地区和中国。在该过程中，东南亚通过此后从未完全中断的联系与印度接合起来。
究竟是地中海和中东的贸易将印度人带入东南亚，还是西方利用印度已开辟的通路，这是一个现在仍不能解决的问题。东南亚大陆的考古学说明，源出于西方（地中海和伊朗）的物品，似乎要早于肯定是最早的印度化的手工制品。出自泰国中部的蓬迪地方的、源于地中海的青铜灯，出自越南南部湄公河三角洲附近的奥埃奥地方的、年代为公元152年的罗马勋章，都是从事某种贸易的例证，这种贸易有助于说明东南亚是怎样进入“已知世界”的，又是怎样在克劳迪厄斯·托勒密的《地理学》（写于公元2世纪）中找到其位置的。公元最初几个世纪时，奥埃奥可能是东西方贸易中相当重要的一个货物集散地；在这个遗址的调查发现了许多小物品，例如源于地中海和伊朗（安息和萨珊）的玻璃、金属念珠和凹刻印章，它们与印度东南沿海本地治里附近阿里卡梅杜古代贸易港的遗址有关，该遗址肯定是这个时期地中海商人使用的一个货物集散地。来自印度和东南亚两地的考古证据表明，正是西方需求的刺激使印度人大量从事跨越孟加拉湾的航行；但缺乏确证。然而可以肯定的是，从印度向东经过东南亚的商路在经济上的重要性一旦确立，印度人便广泛地利用这些商路，他们与当时的西方人不同，还给东南亚的文化风情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影响。
印度人一旦开始在东南亚广泛从事贸易和旅行，他们实际上便使与之接触的本地各族人民印度化，至于其方式我们却只有很少的直接证据。然而清楚的是，起作用的决不只是一种途径，并且也不会有适用于整个地区的单一模式。在某些地方，有理由假定那儿实际上兴起了印度商人的拓居地，正如欧洲商人后来定居在槟榔屿、新加坡等近代贸易中心城市一样。我们没有早期这样的印度商人殖民地的确证；但从铭文得知，到公元10世纪或11世纪，在西苏门答腊的巴罗斯、克拉地峡的达瓜巴都存在这种拓居地。这样的社区无疑会提供一个榜样，邻近的本地居民可以模仿印度式的城市生活方法，还可以仿效在实践上有好处的主要印度宗教。
东南亚本地统治者有意借用印度政治组织的方法（他们或向访问其领土的商人、或自己访问早期的贸易集散地而学得这些方法），其中也许可以发现印度化的另一种途径。日本和泰国在19世纪后期自身西方化的努力，为我们提供了这种途径在亚洲起作用的最近例证。这儿没有在整体上盲目地生吞活剥一种外国文化；相反地，是将西方文明的特殊方面、主要是技术和政治方面，与本地的生活方式密切结合，而艺术、哲学和文学比较优秀之处则势必被忽视。因为古印度的政治生活与宗教宇宙观是如此密不可分，人们于是便料想，自身印度化的结果似乎是正式建立由婆罗门僧侣种姓掌管的一种印度式宗教，婆罗门的角色则类似今日西方顾问在不发达国家中担任的角色。

关于印度化的第3种途径，中国史籍中保存的中国旅行家的记述（是为东南亚早期史的宝贵资料）给我们以某种启示。这就是通过冒险家的活动实行印度化，冒险家指到海外追求名利的印度人，他们或者成为东南亚国家本地统治者的顾问（如著名的希腊人华尔康[（Phaulkon Constantine，1647—1688），1678—88年为暹逻王首相，赞助天主教传教事业，后为帕碧罗阇将军处决。]17世纪在暹逻王那莱的王宫之所为），或者实际上开创自己的王国（如罗阇·詹姆士·布鲁克爵士[（Raja sir James Brooke，1803—1868），1841年出任沙捞越首任罗阇，他的家庭统治该地到1946年，后转交给英国政府。]19世纪在沙捞越之所为）[罗阇，梵文raja的中文翻译，即“王”]。为碑文所证实的中国原文，叙述了印度支那印度化的扶南王国的创建，其用词可以使人联想到那个印度人与布鲁克经历相同。故事这样说，混填（Kaundinya）在梦的指引下开始寻找一个王国，他绑架并娶了扶南女王柳叶，从而得到了那个王国。后来，这个故事以更符合印度传统的用词叙述说，婆罗门侨陈如（Kaundinya）娶了那加王（Naga,即蛇精,玩过魔法门英雄无敌3的朋友不会忘记云中城的Naga吧！）之女那吉·索玛，这是一个显然与南印度帕拉瓦王朝起源的说法惊人相似的传说。继承扶南建立帝国的高棉人，后来采纳了这个故事作为他们的官方神话，于是那加的主题便主宰了他们的装饰艺术。
婆罗门与那加即印度人与东南亚本地人的融合，在印度化的早期阶段无疑主要发生在官方层次上，相对而言对有关地区大众文化的影响则微乎其微。这个早期的大多数考古遗物，佛陀和毗湿奴神像，湿婆林伽和其他印度教的崇拜物，与后来的情况相比较，“印度的”特征较多而地区文化的特征较少。例如，东南亚几乎普遍存在一种十分明显显示笈多或阿马拉瓦蒂影响的佛像；根据印度肖像画法已确立的原则，某些这种画例的年代可以推至公元之初。在印度支那、泰国、缅甸、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都发现有这种样品。最早的东南亚铭文（其中有些的年代或许可以推至公元4世纪），显示出使用了一种被普遍认为是南印度型的字体，几乎没有在东南亚环境中演进的迹象。这一切更表明，印度政治组织的徽号和象征，婆罗门的语言和文字，印度主要宗教的崇拜物（印度教与佛教的差异，在早期的东南亚有时趋于模糊不清），都是东南亚最早印度化的统治者蓄意获得的。然而用这些考古资料很难证明，印度的影响具体来自印度的某一地区，许多学者试图这样做，但却几乎没有做成功的。有表明影响来自北印度的证据，也有表明源出于达罗毗荼人的证据；但这些证据大多是些崇拜物，它们可能是输入的或当地复制的输入品，所以应当极谨慎地说明其中的意义。
随着地区发展的进程，印度与当地思想的交流开始产生许多风格调异的、印度化的东南亚艺术和建筑。缅甸和地处今日泰国的所谓堕罗钵底[Dvaravati，又作杜和钵底、堕和罗或投和罗，约公元6世纪时孟人在今泰国湄南河下游地区所建立的国家。]王国的孟族艺术，保留了可以称之为笈多艺术的许多内容，但到公元6世纪，它便开始显示出自己的若干显著特征，其中有些一眼便能发现，但却很难用语言文字解释。也许能看出最明显偏离印度标准的是对人脸的描绘，因为它已能显示出非印度种族集团的人体特征。到8世纪末，高棉人、占人和爪哇人也都同样发展了十分独特的风格，以至于成为超越反映一种以上印度原型的某种艺术。

关于印度化的第3种途径，中国史籍中保存的中国旅行家的记述（是为东南亚早期史的宝贵资料）给我们以某种启示。这就是通过冒险家的活动实行印度化，冒险家指到海外追求名利的印度人，他们或者成为东南亚国家本地统治者的顾问（如著名的希腊人华尔康[（Phaulkon Constantine，1647—1688），1678—88年为暹逻王首相，赞助天主教传教事业，后为帕碧罗阇将军处决。]17世纪在暹逻王那莱的王宫之所为），或者实际上开创自己的王国（如罗阇·詹姆士·布鲁克爵士[（Raja sir James Brooke，1803—1868），1841年出任沙捞越首任罗阇，他的家庭统治该地到1946年，后转交给英国政府。]19世纪在沙捞越之所为）[罗阇，梵文raja的中文翻译，即“王”]。为碑文所证实的中国原文，叙述了印度支那印度化的扶南王国的创建，其用词可以使人联想到那个印度人与布鲁克经历相同。故事这样说，混填（Kaundinya）在梦的指引下开始寻找一个王国，他绑架并娶了扶南女王柳叶，从而得到了那个王国。后来，这个故事以更符合印度传统的用词叙述说，婆罗门侨陈如（Kaundinya）娶了那加王（Naga,即蛇精,玩过魔法门英雄无敌3的朋友不会忘记云中城的Naga吧！）之女那吉·索玛，这是一个显然与南印度帕拉瓦王朝起源的说法惊人相似的传说。继承扶南建立帝国的高棉人，后来采纳了这个故事作为他们的官方神话，于是那加的主题便主宰了他们的装饰艺术。
婆罗门与那加即印度人与东南亚本地人的融合，在印度化的早期阶段无疑主要发生在官方层次上，相对而言对有关地区大众文化的影响则微乎其微。这个早期的大多数考古遗物，佛陀和毗湿奴神像，湿婆林伽和其他印度教的崇拜物，与后来的情况相比较，“印度的”特征较多而地区文化的特征较少。例如，东南亚几乎普遍存在一种十分明显显示笈多或阿马拉瓦蒂影响的佛像；根据印度肖像画法已确立的原则，某些这种画例的年代可以推至公元之初。在印度支那、泰国、缅甸、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都发现有这种样品。最早的东南亚铭文（其中有些的年代或许可以推至公元4世纪），显示出使用了一种被普遍认为是南印度型的字体，几乎没有在东南亚环境中演进的迹象。这一切更表明，印度政治组织的徽号和象征，婆罗门的语言和文字，印度主要宗教的崇拜物（印度教与佛教的差异，在早期的东南亚有时趋于模糊不清），都是东南亚最早印度化的统治者蓄意获得的。然而用这些考古资料很难证明，印度的影响具体来自印度的某一地区，许多学者试图这样做，但却几乎没有做成功的。有表明影响来自北印度的证据，也有表明源出于达罗毗荼人的证据；但这些证据大多是些崇拜物，它们可能是输入的或当地复制的输入品，所以应当极谨慎地说明其中的意义。
随着地区发展的进程，印度与当地思想的交流开始产生许多风格调异的、印度化的东南亚艺术和建筑。缅甸和地处今日泰国的所谓堕罗钵底[Dvaravati，又作杜和钵底、堕和罗或投和罗，约公元6世纪时孟人在今泰国湄南河下游地区所建立的国家。]王国的孟族艺术，保留了可以称之为笈多艺术的许多内容，但到公元6世纪，它便开始显示出自己的若干显著特征，其中有些一眼便能发现，但却很难用语言文字解释。也许能看出最明显偏离印度标准的是对人脸的描绘，因为它已能显示出非印度种族集团的人体特征。到8世纪末，高棉人、占人和爪哇人也都同样发展了十分独特的风格，以至于成为超越反映一种以上印度原型的某种艺术。

有许多证据表明，印度的思想和艺术由于本地文化的影响而在“远印度”发生了改变。提婆罗阇（DevaRaja,神王）崇拜虽然确系用印度术语表示，但许多学者认为，它已发展成为一种主体显然不同的政治思想和宇宙观。以神秘山脉形式建筑的重叠扩建的高棉寺庙，以及不仅是礼拜之地、而且也是皇陵和机构的爪哇陵庙（Chandi），它们的构思中都蕴藏着这个主体，陵庙和机构的设计似乎将尘世的王朝与灵界联系在一起。只是在吴哥通城，这个12世纪末和13世纪初高棉国王阇耶跋摩七世之城，才能看到这种神王合一（无论这神是湿婆、毗湿奴或佛陀）崇拜的极端例证。在这个城市的几个入门塔和市中心的纪念物——巴荣寺，国王本人的面容成了主要的建筑主题。阇耶跋摩七世从巴荣寺各塔的四边俯瞰他的都城，唇眼间显出一种藏而不露、微带恶意的笑容。这种情形为终生自视为神的早期罗马皇帝们所理解，但印度的印度教和佛教诸王朝则难以理解。高棉人、占人和爪哇人印度化了的国王的提婆罗阇崇拜，在今日泰国依然存在，正是这种崇拜说明了近代泰人君主政体的许多特征。

印度化的东南亚主要艺术风格的个性，正如我们已经注意到的，在很大程度上是印度与东南亚本地人在印度人到来以前的概念和印度传统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然而在这种综合文化中，东南亚的文化成分比印度的更难说清楚。考古的、人种的和语言的研究表明，印度人到来以前的文化基础上的许多成分或许可定为2类：东山文化和“巨石文化”。使用这两个词中的任何一个都不含有特别确切的意义，应该看到，它们在整体上不过是为文化特征贴上便于使用的标签；否则，这些特征就极难加以分类。
东山文化指位于今日越南北方的一处遗址，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在这里出土了许多铁器和青铜器，也许其中的一些青铜鼓最为著名。象这个遗址的其他人工制品一样，从东山鼓也看得出中国强烈影响的迹象。东山文化的几何形装饰与中国汉朝的艺术密切相关。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中国云南省发现了一些重要的东山文化遗址。然而典型的东山鼓并不全是中国式的；在它的装饰上，特别是在鼓膜上和鼓室周围极具风格的人与兽的像带饰上，都能发现东山文化与东南亚的岛屿和大陆现存民间艺术有关的特征。这一发现结合印度支那以外广泛分布的类似东山文化的青铜器，于是提出了在许多民族中存在一种明确的东山文化的概念，而印度化的最早传播者碰到的就是这些民族。东山文化的意义也许被夸大了；但它确实提供了一个有用的词，用这个词可以把许多成分相似的艺术，如印度化程度很深的爪哇人，与几无印度影响踪迹可寻的婆罗洲迪雅克人的艺术归为一类。
“巨石文化”这个词甚至比东山文化更不确切，它指的是东南亚考古学发现的一个广阔地区的文化遗物，包括；出自马来亚、苏门答腊的成列立石（糙石巨柱），它们看上去与布列塔尼[法国西北部一地区]的相当；出自苏门答腊、婆罗洲、老挝和苏拉威西（西里伯斯）的雕纹巨砾；出自苏门答腊、马来亚和爪哇的囊葬；出自缅甸、老挝和苏拉威西的大圆柱石葬瓮；出自印度尼西亚许多地方、菲律宾、越南和缅甸的大片陶罐葬地等。没有理由相信，被冠以“巨石文化”之名的东南亚本地文化的所有这些表现形式，彼此必然有密切的关系。而将“巨石文化”细分为两个或更多接年代顺序的阶段，以使其概念更确切的种种尝试，也都没有什么特别的说服力。象东山文化一样，“巨石文化”也是一个非常有用的词，但人们不应在其中赋与太多的含义。有某些证据表明，一些巨石文化的遗迹含有类似东山文化的内容；最好的例子也许是甫苏门答腊一巨砾上刻有东山铜鼓。“巨石文化”作为东南亚本地文化的一种，不管它是多么翔实可信，却并不必然表示它非常古老；而且，近代东南亚的一些民族仍然使用许多“巨石”。

在一些印度化的东南亚风格中有一种显著的倾向，即东山和“巨石”文化型的特征最后几乎压倒明显的印度文化成分。例如自14世纪以后，爪哇的印度教、佛教艺术和建筑处于最后阶段，这时伊斯兰教在该群岛正积极活动将被定为国教，寺庙的设计和装饰便日越难以同任何已知的印度风格相比了。在满者伯夷[Majapahit，又作麻诺巴歇，约公元1293-1478年在今印这尼西亚泗水附近的一个封建王国]时期，寺庙倾向于成为开阔的祭坛，座落于山冈的台地或表示神秘山岳的石砌平台上；在这个过程中，它们与某些“巨石文化”、与确实在南苏门答腊可见到许多好例证的非印度结构惊人的相似。这些古迹的装饰大大地背离了印度的准则，而在夏连特拉[Sailendra，意思是“山帝”，约公元8-9世纪在今印度尼西亚的一个王朝]时期（约公元9世纪）的爪哇早期建筑中，那些准则体现得是十分明显的；而且，它易于与爪哇的民间艺术相联系，其中可以发现许多东山文化的成分。爪哇后期印度化艺术的演进，常被阐释为印度化的外表似乎逐渐淡化，而被冠以东山文化和“巨石文化”之名的一种印度人到来以前的本地文明则恢复了活力，这样的解释是有说服力的。虽然总的来说结果并不具有如此的戏剧性，但在东南亚其他主要的大陆印度化风格，即高棉人、占人和缅甸人的风格中，也都能看到同样的过程。
本地文化的复兴，当然不是导致印度化的东南亚文化演进的唯一因素。印度化进程一经发动就未突然而止。印度与东南亚沿商路的接触一旦建立，便持续不断；印度次大陆文化的变革，则越过孟加拉湾发挥它的影响。在后期笈多和波罗-犀那时期，东南亚许多地区深受印度宗教思想、特别是在佛教领域发展的重大影响。到印度的宗教中心如那烂陀寺去朝圣，其中虔信的中国人如玄奘和义净还留下了赞誉的记载，一些东南亚人也这样做，有时还得到他们的统治者诸多鼓励。例如一处铭文这样记载：公元860年，印度尼西亚国王巴拉提婆给那烂陀佛教大学一笔捐赠。因此，在东南亚大乘佛教的许多表现形式中，有后期笈多和波罗王朝的强烈影响便不足为奇了。爪哇夏连特拉王朝的艺术、公元8—9世纪婆罗浮屠的建造者、中爪哇的其他许多建筑壮观，都提供了存在这种特别影响的大量证据；室利佛逝（公元7一13世纪统治马六甲海峡两岸马来亚和苏门答腊的一个国家）的艺术也是如此。在东南亚大陆的主要风格中，也能看到波罗王朝程度不同的影响。因此，也许是7-8世纪时建筑的孟加拉帕哈尔普尔的大庙，它的发掘中所展现的平面图，很可能代表着一种灵感，为分布十分广泛的古迹，诸如中爪哇的婆罗浮屠和勃兰班南[勃兰班南（Prambanan），又称罗罗章格朗（Loro Jonggrang）神庙，是印度尼西亚最大的印度教三神庙群。湿婆神庙北有其妻杜尔沙的神像，当地居民称她为罗罗章格朗，故名。]、柬埔寨的吴哥窟、缅甸蒲甘的阿兰陀寺所共有。
铭文表明，东南亚许多地区与泰米尔诸王国也有十分密切的接触，尤其是在朱罗王朝时期（公元9-13世纪）。在西苏门答腊的巴罗斯和克拉地峡的达瓜巴，这时都有泰米尔人的商业拓居地。印度尼西亚的统治者资助了印度朱罗领土上的神龛。孟加拉湾两岸之间的联系是如此重要，所以在公元11世纪时，它能诱使朱罗国王罗阇罗阇和拉金德拉在苏门答腊和马来半岛方向炫耀其海上武力，目的也许是确保商业垄断权而不是获取领土。东南亚的许多艺术和建筑中因而有朱罗的文化成分，那是不难得到解释的。

13世纪时，从中国云南省外徒的、关系密切的两个民族——掸人和泰人，开始统治缅甸和泰国的许多地区。大约与此同时，来自中国边催垂的另一个民族即越南人，顺安南狭长的沿海地带而下，向南推进并进入了占人的领土。这些民族的移动，对东南亚大陆文化史后来的定形具有深远的影响。由于受到中国蒙古（元）王朝的一系列打击，掸人随即于公元1300年终于放弃大缅甸的蒲甘城及其数千佛寺。进人今日泰国的泰人，将孟人和高棉人置于他们的统治之下；到14世纪末，他们造成的压力太大，使以柬埔寨的吴哥城为中心的高棉王国不堪负荷。到15世纪末，越南人已将今日越南整个地置于他们的统治之下；而且在这个过程中产生了一个较重要的东南亚居民群，与印度化的占人不同。他们向中国寻求榜样。
泰人一旦在湄南河盆地定居，便开始了他们的印度化进程，而由于有充分的文献资料，这一进程就为东南亚文化融合的构成提供了非常宝贵的例证。一方面，泰人统治者有意地自己实行印度化。例如，他们派代理人去当时正遭受伊斯兰教徒征服破坏的孟加拉，带回一些模型作为官方雕刻和建筑的样板。泰人建筑师因而开始建设与菩提伽耶卒塔婆一样的建筑物（清迈的瓦切峪便是一个好例子），泰人工匠则按他们领会的波罗标准制作佛像。另一方面，泰人还从他们的臣民高棉人和孟人那里吸收了许多东西。因此在泰人的艺术中，吴哥和堕罗钵底的影响是明显的。泰国诸王信奉印度的宗教，他们以印度教的实践作为其统治原则的依据，正如他们的前辈高棉人所理解的那样。泰王国因而吸收了高棉式的提婆罗阇崇拜，其痕迹则至今犹存。
经历了泰人征服的13世纪，还证实了东南亚宗教生活中两个重要的发展，这两点都是印度影响的产物，只是有时更为间接，它们是：佛教上座部在东南亚大陆确立为占主导地位的宗教表现形式，穿橘黄袈裟的和尚在缅甸、泰国、老挝和柬埔寨普遍存在。这个运动似乎起源于锡兰，除最微不足道的方面之外，与印度化最初几个世纪传入东南亚的佛教没有联系。与此同时，在该群岛、马来半岛和占婆[Champa, 亦作占波、瞻波，占人在今越南中部建立的国家]（全都居住着说马来-波利尼西亚语言的民族），伊斯兰教开始传播。至少自阿拔斯王朝早期的哈里发时代以来，穆斯林商人便已与东南亚有了接触。象克拉地峡的达瓜巴这样的考古遗址，出土了伊斯兰教的上釉器皿，这些器皿几乎可以肯定是波斯商人带来的，其时期当在9世纪或10世纪；在爪哇和越南两地，均发现有11世纪时的伊斯兰教铭文。但是似乎直到13世纪，东南亚的居民才实际上开始大规模地皈依伊斯兰教，那时来自古吉拉特或孟加拉的穆斯林商人带来他们的信仰，亦如其前辈带来印度教和佛教一样。当马可·波罗于13世纪后期经过马六甲海峡时，苏门答腊业已存在繁荣的穆斯林社区。由于马六甲王国（控制海峡商业的室利佛逝的后继国）于15世纪中叶改信伊斯兰教，伊斯兰教便开始深深地渗入马来半岛；与此同时，它的影响还通过爪哇和该群岛的其余部分向东扩展，持续地迅速发展直到16世纪中叶。

东南亚的印度化是一个缓慢而渐进的过程，除了如11世纪时朱罗王朝的进攻这样一些少数例外，印度化都是以和平方式实现的；因此，印度化的发展不会对它的进一步前进造成阻力。印度的影响虽然最初也许只达到统治阶级这个层次，但它却不难与本地文化相结合，从而产生一系列独特的东南亚混合文化。在这种混合文化中，现在实际上已不可能分清印度的与非印度的文化成分。这样的结果可能不会使文化历史学家的任务简单化；但它无疑保障了印度遗产在东南亚文明中占有一席之地，只要那个文明没有完全毁灭，它就不可能被逐出东南亚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