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1943年8月，中国对战后越南问题的态度发生明显转向。中国外交部长宋子文在出访英国时，明确阐明了中国的战后愿望：“中国对越南之关系，将一如联合国家一员对越之关系，决不因中越曾有血缘，遂具有染指越南的心理”。将中国对越关系定位为“联合国家一员对越之关系”，只是为了证明“中国的抗战目的，在消极方面，只是求生存，在积极方面，只是维正义，根本无所谓‘新秩序’或‘共荣圈’”。[10]
从寻求“大哥”的特殊地位到“一如联合国家一员对越之关系”，中国政府对战后越南问题的重新定位，反映出太平洋战争爆发初期中方对“独立与合作”两大目标轻重缓急认知的变化。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被推重为四强之一的中国，认识到“我们中国在东方的地位及其所负的责任是格外重大”。[11] 国民党人更是恢复了久违的东方大国的记忆与风范，当时就有人撰文指出，“兴灭既绝，济弱扶倾，是数千年来我国对外政策上的传统精神。为了救助邻邦，中国人在朝鲜、越南、暹缅，且曾兴过仁义之师，流过光荣之血！……我正已踏上复兴之路，宛如旭日东升的中国，起而负救护的责任，实为势所必至，理所固然，任何人无怀疑或反对的余地！”[12]

1941年底至1942年初，泰越被划归中国战区、中国军队援缅和蒋介石访问印度等一系列事件，极大激发了中国援助亚洲弱小民族、发扬民族主义的使命感。《中央周刊》宣称上述三事，“是我们援助东方弱小民族，使之一律平等的开端”，呼吁“对于目前发扬民族主义的机会，千万不可轻易放过”。[13]
立法院院长孙科在国民党党报《中央日报》撰文宣传三民主义的世界性，强调：“三民主义的民族主义，不但要求中华民族在国际上得到平等，并且要求世界各民族一律平等。如果单独顾到本身的自由平等，抗战胜利以后，中国在国际上得到平等的地位，大家便感觉满足，不管旁的弱小民族，不过问朝鲜，越南，暹罗，印度得到得不到自由，认为那不是中国的事情，那就完全违反我们的民族主义。”[14] 此时的中国俨然成为亚洲民族独立运动代言人。
蒋介石访印归来后，便就印度独立一事积极致函美国友人，请其转告英国，重新考虑其对待殖民地的态度。蒋指出：“今后太平洋战事，正在英、荷两国殖民地内进行，所以英、荷两国对于各殖民地内的民众—尤其是对于广大的、有历史有精神和潜伏力量的民族，一定要从速赋予实权，采取切实的方法，使其力量得以充分发挥。然后才能使太平洋所有的各民族，群策群力，来挽救目前的危局！”[15]
在蒋的授意下，中国舆论对英国的对印政策采取强硬路线。[16] 5月29日，《中央日报》社论公开宣称，中国对于印度民族独立运动，将“由心理上的同情，变而为具体的协助，以促成印度愿望的实现”。

中国之所以以亚洲民族独立运动代言人形象出现在国际舞台，除基于东方大国的传统义务感和国民党援助弱小民族的党义使命感外，还出于战时打击日本的需要和对战后新世界的憧憬。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为打击西方国家在亚洲的势力，以有色人种解放者自居，利用“扶助亚洲弱小民族之解放”的口号，在马来西亚、荷属东印度、缅甸等英、荷殖民地鼓动民族主义情绪，扶植傀儡政权。东南亚各地居民，则因不满殖民统治，或持消极的中立旁观，或助日人打击英荷。中国援缅部队亦遭到当地人的阻挠。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中方认为，“此固由于日寇之多方诱惑”，“但其最大的原因，却在同盟各国的政治家，特别是英荷两国当局，对于东亚各民族未有充分的认识，至今犹不愿承认各民族悉有自由独立的权利。在所谓‘宪章’及所谓‘公约’或‘宣言’中所规定的‘民族自决’及‘恢复一切丧失自由的国家’，显然未将所谓‘远东’的各民族包括在内”。[17]
1942年5月31日的《中央日报》社论指出，亚洲民族问题的症结“不在如何使亚洲人民了解战争目的，而在如何使其享有正当合理的地位。战时可以保卫民族的自由，战后可以提高民族的地位”，呼吁“凡是与亚洲有关的欧美联合国家，公开的宣布其战后民族政策，或更进一步以事实来证明其战后民族政策必然本平等的原则，促国际的合作，以奠永久的和平，求共同的繁荣。”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的抗战目标，已由“完成建国大业”转向关注“战后和平”问题。[18]从《大西洋宪章》和《联合国宣言》等一系列体现同盟国对于战后和平建设原则的文约中，国民党人感受到建构战后新世界的“新精神”，即“国际关系，不当基于暂时的利害，而当基于永久的道义”。
这种国际道义之交，“有一点值得指出，即关于若干问题，应不分彼此，全面合作，同时，关于其他若干问题，则彼此应尊重主权，各不干预。……以今年元旦二十六国所签字的世界大宪章而论，例如经济上的全面合作，就是向心力，各国家自定其政体，各民族应享受其独立，就是离心力。建立世界永久和平，端赖此两力的均衡！能维持此均衡，就是国际道义之交。”[19]

中国亚洲民族独立运动代言人姿态招致西方社会的防范与疑忌。其中尤以英国人的反华情绪最为激烈。据当时中国驻英大使顾维钧回忆，英国人担心在日本的威胁消灭以后，中国将成为亚洲的新威胁。不少英国官员和商人都在向中国提出质问：中国本身的政策是不是也变得帝国主义化了。香港、马来亚、缅甸等地有那么多中国人，莫非中国对这些地方心存觊觎？[20] 美国各大报“一般地同意蒋委员长访印之行，对于将来作战将有惊人之影响”，同时却又感觉到“西方各国在远东之优越地位，确已成为过去之感觉”。[21] 一时间，“中国领导亚洲”的论调在西方社会不胫而走。
来自盟国友邦的疑忌自然引起中国的高度重视，因为这不仅直接影响到中国的战时外援，更将成为战后新中国建设的极大阻碍。为消除国际社会畏惧中国的心理，蒋介石一面对内强调“中国在这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无论对印度、缅甸、越南、暹罗，以及南洋各地民族，都应该一视同仁，尽力扶助，不好存一点‘民族优越’的心理！”，要求“大家以后无论说话作文，不可再用‘领导亚洲’字句”，以免引起误会；
并宣明中国对处置“战后南洋及高丽、台湾等地”的原则，“我们的原则也很简单，我们对于甲午年以后被日本侵占的土地，必须收回，我们中华民国国民所到之地，必须自由平等，尤其南洋一带我们一般侨胞过去所受种种不平等的待遇，必须彻底改正，今后在经济地位上，必须一律平等。除此之外，其他一切问题，都要与同盟各国尤其是要与美国，共同开诚的商讨，以谋合理的解决。”[22]
11月7日，蒋介石对《纽约前锋论坛报》发表谈话，表示：“最近有中国将来为亚洲领导者之论，一若不成器的日本的衣钵行将传于我国，中国年来历受压迫，对亚洲沉沦的国家自表无限的同情，但对此种国家的自由与平等，我辈只有责任，并无权利，我辈否认将为领导者”。[23]

蒋所宣明的处置战后南洋及朝鲜、台湾等地的原则表明，面对西方盟友的疑忌，中国发扬民族主义“促进国外诸弱小民族之解放”的激情逐渐冷却，取而代之的，是收回失去生存空间、保护本国侨民的现实利益关怀。此后，中国的舆论宣传，从“扶助亚洲弱小民族独立”的主义立场转向关注“东西合作”的外交需要，强调“东西合作为世界和平之本”“中国一贯希望与西方合作，为了建设，为了和平，不可不与西方合作”。[24]
中国逐渐由亚洲民族独立运动代言人，转变成为西方国家在亚洲的合作者，宣称：“要重建战后的自由世界，我们必须先使联合国家在战时的合作加强，而且战后继续巩固这种合作”，“我们必须在这种战时合作的基点上，更发挥罗邱宣言‘尊重各民族自由’的精神，然后全世界各民族尤其亚洲各民族乃能尽其全心全力为争取人类自由而作战”。[25]
中国对战后越南问题便在这一认知环境中展开。确立在巩固战时合作的基点上谋求亚洲民族独立的方针后，中方对战后越南问题的认识已不见先前“当仁不让”的气势，而是多了一份对国际现势的冷静观察。立法院长孙科在介绍战后殖民地整理问题时，已丝毫不见先前主张－—
“不过问朝鲜，越南，暹罗，印度得到得不到自由，认为那不是中国的事情，那就完全违反我们的民族主义”——的痕迹，仅客观陈述：“欧洲的许多国家，像英、法、荷兰、比利时、西班牙和葡萄牙，他们在海外的殖民地都很多，将来战争结束，这些殖民地，究竟应该由原来的主权国管理，还是交由国际机构接收共管，这是战后一个极端严重的问题。为了避免帝国主义的冲突，某些人士曾提议，设立世界殖民地管理委员会，来统筹管理全世界的殖民地。”[26]

二、从同意法国战后重返越南到“查明美方政策后再行与法进行谈判”
1943年的开罗会议虽然表现为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但因在美英全盘战略中的价值趋于下降，中国的国际地位实际上受到削弱。在此情形下，国民政府军委会参事厅在所提供的《战后国际问题的调研材料和处理意见》中指出，“我国在越南利益之重大，无待赘言，而自此次抗战所得之经验，深知为国防计，我国更当收回此原属我国之领土，但以目前国际形势观之，我国似无法向和会提出此项要求”，“其惟一方法，只能以兵力将越南之日敌驱除，驻以重兵，然后向同盟国建议，使越南成为半自主国，其制度一如丹齐（但泽，原文如此，下同。）自由城，由战后成立之国际联合会派驻高级专员，我国代为主持外交事务，并得出海之交通自由（滇越铁路全线及海防均当割归我国），总之，我国对越南之法定权益，将与前此波兰对丹齐（但泽）之权益相等，如此我不收回越南，而实际上已得控制之矣。”[30] 然而，由于日本突然发动“一号攻势”，“以兵力将越南之日敌驱除”的打算已无施展之可能。
在国际形势于我不利，军事占领计划又无实施可能的情形下，中国政府对于战后越南问题，只能被动应付。6月7日，外交部为出席8月召开的敦巴顿橡树园会议所拟具“对安南之政策”，规定：军事方面，以兵力占领北圻和老挝，这不仅有利于巩固我国西南国防，而且可以将越南之日敌驱逐，进而统治整个中南半岛，并使暹罗和缅甸受我控制。
外交方面，实施外交手段改善中国在越侨胞的地位：
1、力争最惠国国民地位，以增强与法人经济实力相抗衡的能力；
2、通过与法越当局的谈判，取消各种限制越南华侨的苛律；
3、提高华侨教育质量，增强他们的知识水准；
4、在顺化和柬埔寨设置领事，以保护华侨，发展贸易。
政治方面，通过运用政治方法使越南民族内向：
1、鼓励越南青年，增强他们的民族自信力；
2、加强中越文化联系纽带，恢复中越之间传统的互助合作与相互信任；
3、在战后国际和会中，尽力支持越南代表，防止法国重返越南；
4、增派中国驻越特使，以增进中越关系和越南的国际地位；
5、广泛宣传大西洋宪章关于民族自决的精神和罗斯福总统在太平洋作战会议中的声明，即：战后越南不应重归法国，而是应在盟国扶植下获得自治，盟国将实施托管计划，帮助越南人民获得独立。[31]
武力占领越南、对法交涉和与美合作托治越南，中国处理战后越南问题所采用的军事、外交、政治手段之间不仅缺乏连贯性，甚至相互抵触。鉴于豫湘战场上的节节溃败已使中国在盟国眼中的声誉降至低谷，外交部只得向蒋介石建议，除非由别国首先提出亚洲殖民地问题，否则中国代表团以不提为宜。蒋介石表示同意，并进一步指示：中国代表团不宜对“任何事情表示坚持”。[32]

10月23日，中国与美英苏同时宣布承认法国临时政府。中国官方舆论对同为盟国中弱国的法国的“成长与强大” 盛赞空前，“独立强大的法国之复起，是欧洲的和平保障所需要的，也是世界的和平保障所不可少的，正同为了亚洲的安全与世界的和平必须有一个独立强大的中国一样。”《中央日报》专门发表社论欢迎新任驻华大使贝志高，并表示中国愿与行将东来的法军并肩作战，希望中法能以“互助合作的精神”处理两国在远东“相交错”的权益。[36] 12月15日，中国外交部长宋子文致函戴高乐，表示中国“准备以最诚恳的态度解决中国和法国间的一切悬而未决的问题。”[37] 为回报中方的友谊，1945年1月10日，法国临时政府总统戴高乐向蒋介石赠送荣光大勋章。[38] 12日，中法科学合作委员会正式成立。
雅尔塔会议的召开令急剧升温的中法关系渐渐冷却下来。此前，中国之所以积极改善对法关系，本欲在未来国际和平会议中与法联合，以张声势。而美、英、苏三国在雅尔塔会议上，公然将中、法排除在外，商议决定与中、法两国利害密切相关的对日、对德作战问题。这一游戏规则表明，作为盟国中的弱国，即使联合起来也无法与三强抗衡，因为后者可以决定随时将前者开除出局。
格于强权政治的现实，中国将对越政策由与法交涉调整至与美国商讨。中国外交部长宋子文在拟具解决中法间各悬案之方针，提请蒋介石签呈时，着意强调“越南问题与美国关系甚大，此次赫尔利大使回国已与商洽探询美国对越南之政策。以上所拟各方案拟俟查明美方政策后再行与法进行谈判。”[39]
由于微闻美苏关于中国东北问题达成协议，中方处理对越交涉时还多了另一层担忧，即担心苏联日后依照我国对法越的交涉办法来处置战后东北问题，军委会参事室在讨论外交部提案时，指出：关于中越通运问题，“对于我国在对法越交涉中自属有利，但将来苏联是否将依照此种办法，对我要求通过东北数省之各种运输便利，并免纳税捐。此点似应于事前考虑计之，以免有顾此失彼之虞。”[40]

三、从“积极扶植越南革齤命同盟会”到谋求国际托治
1945年3月9日，日军对法印当局发动突然袭击，接管法国在越殖民统治。这一突发事齤件一度改变中方对越问题上的被动地位。考虑到此时盟军很可能入越驱逐日寇，而法军又尚未东来，实为我方扶植越南独立千载一时之良机。14日，蒋介石电令（“寒电”）实际从事对越工作的相关部门，“对法越务须维护盟友并肩作战之关系，表面上予以极友好之印象，而实际上积极扶植越南革齤命同盟会，务使其意志集中，力量集中，准备于盟军驱除倭寇出境时宣布独立，成立新政权。”[41]
然而，时局之发展并未如蒋所预期。与中方“伸出热烈的双手来迎从西方东渡的法军”态度相比，美国总统罗斯福坚持在印度支那问题上不与戴高乐发生联系，美国亦暂时无意更改其既定作战计划。[42] 1945年4月，罗斯福的去世使得美国对越政策变得更加扑朔迷离。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提醒蒋介石：罗斯福总统的印度支那政策可能为新总统所修改，但此一问题不宜此时在华府提出，以免引起不必要的误会。[43] 6月初，美国政府向赫尔利下发关于印度支那问题的指令，否认其对越政策有根本性转变，明确表示关于属地的托管问题，美国政府赞成由雅尔塔会议所确定的自愿原则。
由于法国似不可能赞成托治，杜鲁门总统打算向法国政府提议保证印度支齤那人民得到更大程度的自由和自治。[44] 美国政府这一态度反映其处理战后英法荷等国在亚洲殖民地政策的两重性，一方面，它主张“让这些殖民地的人民得到更大程度的自治”，而在“远东逐步发展成一群自治国家—独立国或自治领”，以便美国势力渗入这些殖民地。另一方面，它又要“避免会严重损害主要联合国家[美国和英、法等国]的团结的任何行动”。[45]

明了美国有意对法让步后，蒋对越南独立运动的援助转趋消极。6月25日，在接见前来请援的越南国民党代表团时，蒋表示：“中国对于越南当然要援助，不过国际形势复杂，法国之地位现在尚未解决，故续与英美研究，美国一定愿意看到越南的独立与自主”，并以“须与美国详细研究”为借口拒绝越南国民党人接济武器的请求。[46]
见中国方面迟迟无意开始谈判，法方于中国抗战8周年纪念之际，竭力铺张，博我好感。[47] 同时，由法国朝野名流及文化界人士发起组织 “中法协会”在巴黎正式宣告成立。[48] 中国驻巴黎大使钱泰在给外交部的电报中称“法方极愿在友好空气中，第一步交换广州湾，然后交换租界，缔结新约，凡此均出自法方自愿，但望我方勿冷漠相待”。
据钱泰的现地观察，“此系初步具体交涉，稍缓关于安南问题，法方似亦有对我特别优待之倾向，广州湾之交还，原则上法方表示出诸自愿，至当地财产人民自宜有合理之解决”。鉴于法国对中国国力已重视无疑，钱泰建议“在未来世界均势中倘能与法休战、携手，颇可运用以张声势”。[49] 8月18日，法方与中方签订了交收广州湾租借地专约，将交还期提前50年。[50]

鉴于美国对越政策尚未尘埃落定，中国对法方的主动示好，仍持观望态度。日本的无条件投降迫使中国政府不得不提前宣明其对越南问题的态度。因为据盟军统帅部“第一号命令”，中国军队即将开入北纬16度以北的越南境内执行受降任务。
8月24日，蒋介石出席国防最高委员会议与中央常务委员会临时联席会议，宣明：“现在，日本帝国主义已战败而无条件投降，台湾、澎湖，仍归还到祖国的怀抱，东三省领土的恢复和主权行政的完整，亦获得了保证；高丽不久亦必能得到其独立与自由。我们国家的独立，也由此树立了坚实的基础。于是我们民族主义对外一方面的目的已达到了完整的阶段”，
“为了世界和平与安全，为了国家巩固与建设，我们对于全世界民族问题的主张，必须依据大西洋宪章与三民主义的精神来求得解决。至此，我对于我们中国西南边疆上的几个民族问题，也是以世界和平与安全的关系，不能不表示我们的愿望”，
“中国在抗战期间，因安南政府不能自保其主权，并供日本以侵华基地，因之中国的生命财产皆受巨大的损失。但是我们今日除了恪守同盟国的约定，派遣军队接收北纬16度以北地区日军的投降之外，对于越南没有领土的企图。我们的希望是越南民族能从自治以渐臻于独立，以实现大西洋宪章的规定。”[51]
细察蒋之声明，不难从中看出中国政府对越政策的取向，其一，中央决策层对越问题的关注已非基于民族主义立场，而是出于对世界和平与安全、国家巩固与建设的关注；其二，不主张越南即时独立，独立应为越南的远期目标，目前尚处于自治的阶段。
“从自治以渐臻于独立”的方式可有多种，可由中美联合托治，亦可由法国放宽自治限度，允诺越南独立。蒋之声明实为美国对越政策尘埃落定后，中国对越政策的调整预留了转圜空间。但因其声明过于笼统，缺乏可操作性，致使党政军诸机构在具体处理越南问题时普遍感到“未有明确详密之对策可资遵循”，只好根据各自的理解及其工作范围自行其是（详见后文）。

波茨坦会议后，美国意识到在德国问题上将同苏联有严重的斗争，因此有必要重新调整同法国的关系，缓和相互间的矛盾。[52] 于是，杜鲁门邀请戴高乐访问美国。据戴高乐回忆，在8月22日到25日举行的法美华盛顿会谈中，杜鲁门表示，无论如何，美国政府不反对法国军队和法国当局回到印度支那去。[53] 29日，在美访问的宋美龄向杜鲁门询问美国对越政策。杜鲁门称：他对法国为越南独立所作的工作表示满意。当宋提及罗斯福倡导的托治计划时，杜鲁门表示：据他所知，美国政府从未讨论过在印度支那实施托治。[54]
得知美方准备放弃托治计划后， 9月19日，蒋介石致电正在伦敦出席五国外长会议的外交部长王世杰，设法与美、苏交涉，使其恢复托治主张。王向美国务卿贝尔纳斯表示，中国对越政策面临两种选择：一将印度支那置于国际托管下；二法国公开保证10年内允许印度支那独立。贝尔纳斯拒绝中方建议，表示美国只愿使法国采取一种较开明的政策，加速印度支那走向自治的过程。
事后，王世杰报告蒋称：“中法谈判宜从速进行”。[55] 同日，法国外交部长与王世杰商谈越南问题，要求中国允其留滇军队入越。王表示可电政府请示，但同时声称中国希望法国对于越南之政治前途能作若干保证。[56]

法国对中国军队入越本已非常疑惧，恐中方藉辞不退以为日后谈判的要挟。驻越军事当局又屡屡违背中央旨意，拒法入越，致使法方态度转趋强硬。法国亚洲司司长向中国驻法大使钱泰表示，不在撤兵以前商谈中越政治、经济关系之改善。[72] 同时，以“卢汉在越南举措与中央方式态度不符”为由，拖延与中方商谈解决占领军军费问题。[73] 法方更摆出武力收回越南的姿态。
鉴于谈判受阻，外交部长王世杰向蒋建议，“预定早日撤兵计划，至于中国与法越之关系，我只可提出极合理而不带任何野心或恶意之解决方案”。[74] 王所谓“野心或恶意之解决方案”显然是指军方扶助越南独立的主张而言。蒋同意王的建议，10月30日，蒋介石向法国驻华大使表示，中国准备撤兵，希望法国在越南能用不流血方法解决纠纷。[75]
获得中方准备撤兵的保证后，法方稍改此前较量作风，法国外交部长主动向钱泰表示，不日通函告以开放越南政治经济办法。[76] 外交部长王世杰乘法方态度软化之机，催促法大使立即解决越南问题，“对华侨待遇改善事，认为必须照我方提议”。[77]
正当中法关于越南问题谈判出现转机之际，入越军政当局却因垫付军费问题，与东方汇理银行纠葛日烈，以致演变成一场激烈的货币战争。[78] 货币战争之所以愈演愈烈，一方面由于法方有意紧缩货币，打压关金，另一方面则与军方和当时国人投机行为有很大关系。
中国军队入越时指定以关金为通用券，规定关金一元合越币一元五角，当时的黄金一两仅值越币二千元，于是入越的党政军人员即携带大批关金入越，一时间，“南宁道上，军车匆匆，出关的是满载关金，入关的是金条金块”。[79] 参与入越受降的财政部代表朱楔在其日记中记载，“自中航公司辟昆明至河内航线后，每次飞机到河内，大批关金涌至，某次竟有达六千万者。”[80]
由于关金的滚滚倾来，影响到币值一落千丈，支持兑换比率的华侨，几乎抛光手中辛苦积攒下的越币，濒于破产的境地。当时越北流行的一支歌谣生动地表达了越人对国军入越受降的失望乃至痛恨情绪，“×军来时，惊天动地；迎接会上，欢天喜地；原来如此，昏天黑地！早去早好，谢天谢地！”[81]

2月28日，中法协定在重庆正式签署。消息传来，越人因中国退让而激愤异常，反法之愤转为怨华、恶华之情。入越军方对3月底交防规定普遍表示不满，认为中央政府之签订条约，除了考虑外交代表的意见外，根本就没有顾及他们的意见。因为接受受降事宜的结束，尤其是军队撤退时的运输与粮食问题的解决，并非在3月底以前所能够办理妥当的。[92]
急于洗刷被日缴械耻辱的法军则显得迫不及待，一再催促中国驻军交防，声称法军万人将于3月6日在海防登陆。入越军政当局致电外交部，坚决反对法军于6日登陆，理由如下：
法越谈判数日内可签约，如法军即在海防登陆，谈判必至破裂，影响甚大；海防现集结60军全部待运，22师一部未输送完，130师担任该地警卫，驻地稠密，法军仓卒登陆，我军实难应付；越南反法甚坚，寅江（3日）各党合作正式政府成立，决定焦土抗战，准备破坏道路、水电，焚烧房屋，如法军6日在海防登陆，我军必失去越人信仰，数十万华侨亦必被仇杀，越北全境陷于混乱，法方实难负责保护。
出于上述考虑，入越军政当局主张：“我方遵限交防，法军应暂缓在海防登陆，拟分别促成法越谈判成功，和平达成钧座不流血意旨，对东亚前途及减少我军困难实为上策”，并据此与法方驻越北军事当局进行商谈。[93]
不料，法军根本未理会入越军的意见，于6日强行登陆，中国军队奋力还击。入越军在战场上捍卫了中国军人的荣誉，但却未能阻止法军入越。事后，军方奉令将海防事件移向外交途径办理，至交防任务仍不变更。

战场上的胜利未能改变外交的弱势立场，徒令越南现地军方与外交部人员之间的对立趋于白热化。海防冲突发生后，军方人员议论纷纷，均主张对法采取强硬态度。[94] 在群情激昂反对与法交涉的氛围下，奉令依外交途径与法交涉的外交部代表凌其瀚成为成众矢之的，自称“似易卜生剧本中之社会公敌”，生命堪虞。[95] 奉令继续执行交防任务的军方最高长官卢汉亦因难满群情，颇感为难，特致电外交部表白心迹：
职部此次奉令交防，实系遵委员长蒋意旨办理，已将以前数月逐次电呈对越意见具申之成见一律除去，仰遵国策，逐渐敬谨遵办。惟实施当中，此间议论纷纷，且意见各殊，对职部之建议批评则更复杂。……其主张之出发点实系爱护国家、关心侨胞，与对法军之不应来而来及不守信义之所致。本应接收建议与批评，以为适应局部环境之处置，然职份属军人，素以服从为唯一之天职，在未奉令之前，越北法人初未准许派遣有武装，奉令交防以后，又不敢有违电令之日期，不宜以局部之纠纷，使之扩大，以违背既定之国策。职责所在，难满群情，用是不懈繁复，特为钧座一再呈之。”[96]
卢汉之电文表明越南现地局部处置终于纳入到“既定之国策”轨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