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梳理我们能承接政府转移出来的社区服务，到费用的计算，再到方案的确定，我们用了半年时间。”孙亚华也向本报表示，在承接社区工作方面，像计生的普查、排查和录入、城管等不能承接。
花果山阳光家庭综合服务中心的一位社工表示，在某些政府职能中，该中心的工作性质在于辅助、协同政府进行工作。
强化居委会枢纽、议事、监督三项职能在招商街道花果山社区进行的让社区回归社会由两轮驱动：一轮是去行政化，也就是让社区工作站淡出。另一轮就是让居委会重新焕发活力。
黄立新介绍，在重塑社区居委会方面，通过社区服务中心逐步承接社区工作站职能后，要弱化社区居委会直接提供服务的职能，强化其枢纽、议事、监督三项职能，特别是对社区服务中心的监督。
吴红霞介绍，由于现任居委会曾经与社区工作站是一套人马，今年年底才能换届，因此从社区实际出发，根据社区服务中心与街道社管中心代表出资方（市区两级政府部门）签订的服务合同，目前对社区服务中心的绩效评估由第三方专业评估机构--新现代评估中心进行。其中居委会委员等骨干居民评分权重为20%，社区32个社会团体评分权重为20%，134个楼栋长评分权重为10%。居民评分总权重占50%，另外50%权重为根据抽样调查、档案检查等进行的社工服务专业性评估。
而就在去年12月24日进行的听证会现场，记者看到，花果山社区阳光家庭综合服务中心将2012年以来社区的服务项目以菜单形式罗列出来，并提交给居民代表。在听证会开始前，居民代表们通过小组讨论，对一年来该中心的工作开展情况、自己对其印象如何等进行陈述，然后就菜单中罗列的服务是否应该在明年继续开展进行选择。此外，对于中心还能开展什么活动、提供哪些服务，居民代表们也纷纷提出了自己的意见。
“我们按照政府采购公开招标信息进行投标，经专家评审、打分等环节后，作为排名第一的机构签订了协议，合同期一年。”孙亚华介绍，政府部门则根据服务情况分期拨款，签订协议后付项目合同款的50%；项目进行半年后，通过中期评估，付合同款30%至40%；项目合同期满后，进行评估并付尾款。
建议3年内全面撤销社区工作站
“到今年底，居委会换届后，花果山有望真正实现社区去行政化。”
黄立新踌躇满志。 “改革后社区党委、居委会也应该有足够的待遇吸引人才。今年年底居委会换届，我们设想为居委会主任保留专职化的空间，同时明确社区党委书记实行专职化，当然，如果一个人能同时获得居民和党员的选票、成为社区书记兼主任更好。”黄立新表示，未来强化居委会民主自治，首先靠的是赋予居委会明确的权限和财政预算。 “居委会真正具有明确的预算和明确的权限，而不再依赖行政部门下拨经费，才能真正吸引社会精英人士参与进来，为社区居民义务服务。”黄立新表示，目前社区购买服务由街道、社区居委会和社会组织三方签约，街道将经费先转给居委会，随后再由居委会向社会组织支付，将来有了定额预算，将由居委会自行决定预算如何使用，自行组织购买社会组织的专业服务。
通过种种制度设计，黄立新力图构建一个包括社区党委、居委会、社区服务平台与多元活动平台在内的“两委两平台”的社区治理新架构。
事实上，黄立新推动的这一改革在2013年深圳“两会”期间得到了呼应。
民建深圳市委员会就提出，深圳市目前存在基层管理层级过多，出现“两级政府四级管理”格局；街道办和社区工作站疲于应付各种考核、检查、评比、创建等活动，行政成本大、效率低；社区工作站组织定位和人员编制问题突出，影响工作积极性；居委会“边缘化”、“空心化”问题严重。为此建议：缩短管理链条，调整和缩小街道办管辖范围，逐步撤销社区工作站；做大、做强居委会，完善居民自治制度；完善业主自治，促进居委会与业委会、业委会与物业公司之间良性互动；尊重社区股份公司的发展经济的规律，使其经费与社区工作站、居委会脱钩。
致公党深圳市委也建议，政府可重新明确“一级政府三级管理”的改革目标，在现阶段，重点推动实施“两级政府三级管理”，其中包括建议用3年时间全面撤销社区工作站，行政机构全面退出社区，还原居委会为纯粹的居民自治组织，全面落实社区党委领导下的居民自治制度。同时建议深圳市人大应尽快出台《深圳经济特区社区建设条例》，确立社区治理新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