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邹鲁文化与齐文化是齐鲁文化中异同互见的两大文化系统，二者均以周文化为主导，继承吸收殷及东夷文化而各成一体，此谓质同；二者因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方针及地理环境、民风民俗的差异而形成各自的文化特色。邹鲁地区因殷及东夷文化的丰硕遗存、更因独受周文化之厚赐，从而形成了浓郁的文化氛围，产生了震古灼今的儒家学说和诸如孔、孟等历史文化巨人，在中国思想文化发展史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关键词：邹鲁文化 齐文化 殷文化 东夷文化

　　邹鲁是儒学的发源地，以鲁产孔子、邹产孟子而著称于世。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大地普照着同样的时代阳光，何以儒学的灿烂之花偏偏盛开在邹鲁地区？这当然是有原因的。

一、邹鲁文化与齐文化的联系和区别

　　儒学产生于今山东地区，而在先秦，今山东地区以齐鲁两国为最大最强盛，文化亦最发达。因此，人们习惯上多以“齐鲁文化”指称先秦山东地区的文化。并且进一步认为，儒学就是从齐鲁文化中孕育出来的。从大的方面讲，这当然不错。早在汉代，历史学家就已经注意到了儒学独盛于齐鲁之间的事实。司马迁多次指出：“天下并争于战国，儒术既绌焉，然齐、鲁之间，学者独不废也。”“夫齐、鲁之间于文学，自古以来，其天性也。故汉兴，然后诸儒始得修其经艺，讲习大射乡饮之礼。”（《史记·儒林列传》）战国中后期，齐国稷下学宫成为诸子百家大争鸣的中心舞台，一批儒家人物如孟子、田过、孔穿、徐劫、鲁仲连、公孙固、荀子等先后游学稷下，遂使儒学在齐国逐渐得以兴盛。从战国末年开始，便出现了许多专治儒学典籍的经学家，他们说经受到齐文化传统的影响，而与鲁地儒生有所区别，从而产生了可与“鲁学”并称的、颇具特色的“齐学”。到汉代，齐学与鲁学成为经学的两大重镇。因此，司马迁有充分的理由称道齐鲁之间儒学之盛。

　　可是，更早一些的情况就不同了。孔子曾经入齐传道，而遭到晏婴的批评，甚至“齐大夫欲害孔子”（《史记·孔子世家》）。孔子卒后，其弟子散游诸侯，有居卫、居陈、居楚、居西河的，而鲜见居齐的。只有子贡一人不知何故晚年至齐而死于齐（《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可见，齐国最初并不欢迎儒家学派。



　　比较而言，邹鲁地区不但是儒学的发源地，而且从春秋战国之际以迄于汉，一直是儒学兴盛的地区。《庄子·天下》篇的作者称，古之道术“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搢绅先生，多能明之。”司马迁也曾对齐地与邹鲁的风气作过比较，说：“邹鲁滨洙泗，犹有周公遗风，俗好儒，备于礼”（《史记·货殖列传》）。邹鲁“俗好儒，备于礼”是很有名的。值得一提的是，全部儒家中人，宋明以降被政府确认为“圣人”的只有五人，即圣孔子、复圣颜渊、宗圣曾子、述圣子思、亚圣孟子，而这五位圣人全出自邹鲁地区。可见，邹鲁地区在培养儒学方面是非同寻常的。

　　邹鲁，在自然地理上，指今山东省南部偏西地区。在西周时期，这里是“大东”的中心区域，主要有鲁、邾（包括小邾。邾，战国时改为“邹”）、滕几个诸侯国。其中邾鲁毗邻，两国“击拆之声相闻”。但由于鲁国在一切主要的方面都优越于该地区的其它小国，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所以下面只以鲁国为例说明问题。

　　显然，儒学在齐、鲁两地的不同情形，是由两地在历史文化方面的差异造成的。

　　然而，必须首先指出：齐文化与鲁文化有异有同，同的方面是主要的，异的方面是次要的，二者是大同小异的关系。就同的方面来说，齐文化与鲁文化有着共同的来源，这就是周文化、殷文化和东夷文化。其中，周文化无疑占有主导地位。齐鲁两国建国之初，都大力推行周的礼乐制度，以至于社会建筑方面基本上保证了齐鲁两国的一致性，从而也保证了文化面貌的基本一致性。从这个意义上说，齐文化和鲁文化都属于周文化。孔子曾对齐鲁两国文化作过比较，认为两者都接近于“道”而又都还没有至于“道”，他说：“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论语·雍也》）。如果把孔子所说的道理解为文化、武、周公之“道”的话，那么，很显然，在孔子看来，齐文化与鲁文化的差别，主要表现在与“道”的距离上，是一步、两步的差别，而不是背离“道”的根本差别。应该说，孔子的这个看法是合乎实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