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 年，我第一次回到国内，在北大作演讲，做客座，同时又在当时的中国文化书院做教师。那时93 岁高龄的梁漱溟先生跟我们一起，在军事学院、外交学院演讲，礼堂里有1000多人，当时的热情是非常令人吃惊的。20多年后的今天，中国和世界的经济、文化不断发展，我们更需要进行再三思考。尤其是在当今中国面对世界，世界面对中国这样一个大环境之下，更应该思考中国自身、中国文明、儒家思想的重新定位问题。这是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但在今天它又有新的意义。过去一百年来，中国基本上处在一种被西方人界定的地位上——什么是中国的文化、中国的哲学、中国的社会，什么是中国人应该扮演的角色。这种界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乃至决定了我们自己对自己的认识，当然其背后隐藏的权力关系也被过去的我们不加警惕地接受下来。在中国建设一个现代化民族国家的当下，儒家思想怎样才能积极恰当地参与进来，发挥正面的积极作用，就成为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的问题。

由此，我们谈一下天下大同，这是现代意义上的全球和谐。在《大学》中，全球和谐的理想就是平天下。它依然是以个人的努力为基础，认为有了德天下就能太平。确切地说，个人的努力必须符合互惠原则：“所恶于上，毋以使下;所恶于下，毋以事上。所恶于前，毋以先后;所恶于后，毋以从前。所恶于右，毋以交于左;所恶于左，毋以交于右。”
为了实现全球和平，应当遵守上述原则。因为在世界上，国家不应分上下、左右、前后。这些原则可以应用于不同时期、不同发展模式和不同生存方式的国家。
世界各国都应当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在这个由众多国家组成的世界上应该如何确定自己的位置，应当如何依据作为仁德的克制与自律原则去行事，因为只有把其他国家看成是独立平等的国家才能得到对方的尊敬。这种克制原则可延伸为上面所提到的互惠原则，不要占任何国家的便宜。克制原则和互惠原则的形成是极其理性与自然的事，其目的是让大家知道，什么样的事不应该做。但是，需要做什么事则是另外一个问题。《论语》中就有“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原则。运用这两个原则的困难是：我们需要知道我们想获得的东西或许恰好是他人不想获得的，还需要知道他人的需要和欲望以适应他人。如果每个国家都这样考虑他国，全球和谐便容易实现。但问题经常是人们不知道他人的需要，而他国的需要也许正是自己国家的需要。各个国家为了自己的发展展开竞争，成为竞争对手。因此，如何实现和谐不仅要克制，还要理性地、公开地进行谈判，为了双方的利益达成谅解。
从这个角度讲，就是和而不同。暗隐的困难是：差异是否能造成不同，是否对未来构成威胁。就此而言，理性地思索与讨论，并进行合理的交流毫无疑问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只注重个体的道德也是行不通的。在《礼记·礼运》中，实现天下太平的理想国又被描绘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这个理想国家的重要特点是：选出圣人与智者来服务众生，倡导诚信、和谐与友谊。在这样一个理想的世界中，人人都能得到关心，就像在家里一样，人人都关心他人，不仅善待老人，儿童和弱者也会得到很好的照料。鳏寡孤独均有所养，男女同样居有其所，行有所止。其他理想性质的内容还包含：财物不必只为己用，做不做事无人忌妒。在此完美的社会中，夜不闭户，路不拾遗，无盗无抢。
这个国家被称为大同。我们确实可称其为同和或共和，可以借用汉语中“共和”这个词来说明这个理想国家：天下为公，人尽其才，和谐相处。这也是《中庸》里所描绘的国家：“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问题是，这样的国家是否只是一个乌托邦，而不能存在于现实中。从理论上讲，还没有一个国家能达到这种程度，它涉及到相互间的信任，对政策的信任，以及对统治权力的信任;它还涉及到对目前的生产和分配的经济模式的修正。它不完全是由公正分配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主义国家，因为它是由人的道德转化而来的，其依据是他们的道德品质和信任互助的能力。需要说明的是，仅仅通过理性是无法建立这样的国家的，只有通过每个人的道德修养，这样的国家才能出现。确切地说，这就是儒家的观点：把普遍的道德修养看作国内和国际间利益和社会利益和谐化的基础。

儒教是否可能?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儒家尽管一直强调道德，但并不将道德看作是一种纯然的个人修为，而是把它当作一种从内而外的治理方式。它建基于对人的基本认识和信仰。由此，蒋庆他们提出所谓“政治儒学”，这从儒家来讲并没有什么出格的地方，在此我想一并简单谈点自己的感想。
据说蒋庆他们的提法里配有一套很实际的操作设想，如建立贤人院，或者如陈明所主张的那样，希望把儒家作为一种公民宗教来实现。他们认为找到了一个儒家发展的模式，中国人应该走向这一模式。但是从纯粹学术或者从一个文化发展、世界发展的角度来讲，我对蒋庆这种第一以儒家为宗教，第二以儒家思维建立一种明显经验主义的社会制度，即所谓的政治儒学，是有保留的。
今天的潮流是把宗教开放成一种自由信仰。很多人认为儒教就是以儒的哲学来教化大家，这叫儒教，修道即为教，就是要修身养性。这种从内部建立德行的做法我没什么反对的，但如果把它理解为是儒家的宗教，那意思就不清楚了。把儒家“天”的概念变成超验的“上帝”，用西方宗教的那一套来塑造一套儒家的宗教，我认为这是违反儒家基本精神的。其他宗教里都有一个超验的神存在，而儒家却从来不把天人绝对分开，所谓平凡里面有神圣，神圣里面也有平凡，人是处在一种开阔的精神空间里面，可以实现发展提升的现实可能。
当然传统的政治儒学中有些东西，比如内圣外王，也是把某些人神圣化，大家要以他为准，他是一个新教主，这个我也是反对的。因为每个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信仰空间。事实上，也没有可能将儒家定义成宗教，你怎么宣布国教?为了中华民族的发展，我们是要强调国学，要把这个发挥出来，这是我们的精神价值、社会价值、核心价值。要信仰这个是好的，是我们所需要的，但是不是要把它变成一个宗教性的信仰，还是说把它当成全球化伦理中一个最高的伦理原则，我可能更倾向于后者。
第四代儒家现在在大陆，他们讲什么生活儒学、政治儒学、宪政儒学、人民儒学，这些我觉得都是很好的。当初，第一代新儒家的产生，也主要是为了应对所谓西方的冲击。到第二代就基本流落在台港，第三代基本是在海外，与大陆稍微间隔得远了一点。现在第四代应该说又产生于大陆，主要针对大陆目前发展过程中所凸显出来的问题，这是很好的。儒学本来就是回应社会、回应时代、回应人的需要的，在某种意义上讲是把前几代儒家基本的哲学理念落实了一点，应该可以期待接下来的儒家学者会在未来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中起到一个更大的推动作用。
当然，我要提醒一点，即第四代儒者不应该脱离第三代、第二代乃至第一代已有的研究成果，应该在他们的基础上来进一步完善，不应该无根地去谈问题。比如，就第三代儒者来说，他们在中西哲学、中西文化的沟通上，所作的贡献就多一点。第四代与之相比，这方面明显还欠缺一些。因此，如果第四代儒者能够和前几代更好地沟通、汇合，则会对中国的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和政治发展产生更好的激荡。当然儒家的现代化或者儒学的现代化，应该有它可持续发展的视野，不可能从第三代转型到第四代就算完成了，而是还应该有第五代、第六代，一代代传下去，建立一个更开阔的现代中国的生活格局、政治格局和道德格局。

“儒家民族主义”----古不古，今不今，中不中，西不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