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十八世纪末，又一次认识突变才斩断疯狂与贫困、犯罪、兽性等非理性危险观念的繁杂联系。在涂克与皮耐尔创立的疯人院里，疯子首次被看作心理病患者，受到家庭式呵护。继而弗洛伊德恢复对话联系，引导社会进入现代所谓的科学认知。此际，一方面精神病专家被授予鉴定与医治疯子的特权，他们也自以为拥有裁判疯人语言意义的能力。另一方面，现代作家不断在艺术假面背后装神弄鬼，扮演可疑又动人的“真理角色”。福柯称此为西方精神的重大逆变，即非理性经过百年压制沉默之后，重新又作为“妄诞语言和狂热欲望”出现。他将这本怪书题献给两位导致西方文化错乱的艺术家：萨德与戈雅。并且想入非非地度测说，当初那些愚人船驰离人世，很可能作为象征性移民船去寻找“他们的理性”，岂有不归之理。
此书令不少科学史家愤怒，又让大批文论家称奇叫绝。面对批评，福柯坚称他不是反理性，而是承接尼采、海德格尔的反思辨传统，与韦伯、阿道诺的理性怀疑论相通。他讨厌扮演“要么是理性派、要么是非理性派的角色”，宁可作个相对论家，看理性是座“旋转门”，研究它的必要与危险，以及它与疯狂之间的潜在关系模式。
《词与物》(一九六六，英译本改称《物的秩序》)将福柯对理性的拷问方式扩展至对西方人文科学的通体诊断。序言中，福柯自陈他写此书是受古代中国人提醒(他不懂汉学，仅从博尔赫斯小说里略有猎奇)，发现世上竟有这等格物致知的奇妙方式。相形之下，“我头脑中所有习惯秩序为之尽摧”——原来天下万物，解释各异，无非依照语言的不同“标名、陈述与思维格局”组织而成的。这种词与物的对应关系因时、地、民族而变动，提供多种进入真实的认知途径。换句话说，人类被抛入生存，定有“旷野恐惧”，免不了各自以语言为网络编结表征系统，好填充心理空间，捕捉并限定世界。如是看来，西方文明只是任意而相对的一种，尽可由福柯当成“异域土著文化”横加解剖。其中的断裂突变，则被看成是知识场的临界性改造重组；或者以通俗的比喻，说成是西方人在文艺复兴、古典与现代时期，反复用语言押宝下注，不断变更表征系统，以求把握世界的结果。
文艺复兴时期(中世纪晚期至十六世纪末)作为福柯第一块发掘场所显得遥远又神秘，有如中国天人合一的前逻辑纪元。那时西方人刚从伊甸园里爬出，只会以亚当式的拟仿目光看待原生世界。宇宙的浩渺无际在圣光照耀下呈现出弥散状关系。人们相信上帝在万物上留下印迹，只需找到适当词语即可认识它们的隐秘牵连。福柯称此时的知识特征是相似(resemblance)，它以“协约、仿效、类比、感应”四种同心圆式的方法将所有事物联接起来，并通过这种近似观念形成有关生命、劳动与语言的基本话语(它们分别涉及人的生物性、社会性与文化性，这也是人学的三大研究目标)。因此便有当时知识的混通现象：僧侣、术士和史家都是讲故事能手，莎士比亚剧作好比百科全书，里面神人对话，草木有知，想像驰骋，上天入地。
轮到唐·吉诃德出游，世情大变。骑士罗曼史提供的图谱使得英雄屡遭挫折。畜群、村姑、小旅店不肯幻变为军队、贵妇与城堡，往昔相似的平原如今密布“差异的沟壑”。福柯称这位瘦长可笑的文学人物跨越断裂，象征西方认知的潜伏观念发生了巨大的重组性变化，即由相似类比转为精确表示(mathesis)与系统分类(taxinomia)。在此古典时期(十七至十八世纪末)，“思维不复由聚拢事物、寻求共性的能力主宰，相反它突出差异并确认个性”。这种古典认知相信自然秩序的天成完美，以及在语言明晰表征基础上确立的知识可靠性。至此，文艺复兴时代的语言三重结构被简缩成两极关系，词(能指)与物(所指)间的缠绕环节(指导致意义增殖的相似性)被删除干净，形成以词代物、平行对应的两套严整秩序。这样，语言获得了既是分类符号表又是本体论的地位，每门科学无不尽力追求与自然吻合一致的准确系统图，以为世界可在这些图示的扩展完善中再现其关系与秩序。

十八世纪末又一次原因不明的突变降临(福柯像爱因斯坦那样拒不讨论社会历史因素)。临界标志人物据说是萨德，他没有以塞万提斯式嘲讽体现陈旧知识观的衰败，而是调动其小说里“模糊又蛮横的欲望力量去反复冲撞表征的局限”。萨德之后诞生了一种新的现代认知，其特点是语言表征系统的崩解与人文科学概念的出现。先看语言变化：词与物之间不再是精确再现关系，物开始逃离词所编织的平面网络进入更深时空。文字学已将语言自身列为研究对象，并发现其暖昧起源和物的性质。现代文学在语言崩解中凝结为独立存在形式，宣告它“无事可做，只有在不断卷曲挣扎中返回自身”，即从表征转向自我表征。与此同时，康德的批判也不再靠语言表征思想，而是要追究思想的前置条件。由此产生哲学中形式分析与思辨阐释的分裂，以及人作为知识主体和客体的对立。
依福柯所言，古典时期的语言造成“自然与自然人的粘合，它彻底排斥了任何可称为人的科学的因素”。只有当十九世纪西方人发现他们陷在混沌不明的语言中，这才将自己从物的秩序中分离出来，自封为主体。然而这主体的人又是伴随他那“非我或异化”的孪生兄弟一道诞生的，因此福柯说现代思想的特征是“对于无意识的思考”，而“我们关于人的观念、关注及人道主义，一直酣睡在它不存在的危险乱石上”。或者如同海滩上的印迹，下一个浪头没准将会卷它而去。
至此，福柯已完成对西方人学的鸟瞰式批判。在书尾一章，他重复了前一本书的逻辑，指出语言像疯狂那样去而复归， 在现代自我表征失效过程中暴露了它的不透明本质，从而肯定了西方人在语言表征问题上犯有历史性错误。人的科学之所以是场梦，也因为它误将人的局限视为获取真知的条件。在福柯看来，这种既当主体又当客体的“经验与超验复合”注定会瓦解。代之而来的“当代认知”将十分重视“自我反思与批判”， 并努力在把人纳回到物的世界的同时，颠倒现代认知的秩序，突出由差异向同一的反推。
这大约是福柯考古学被人叫作“反人文科学”的主要理由。所谓“反”，依然是强调他向人文科学提出了挑战性难题，而且这些难题在一九六八年后又得以扩展和深入(那需要另写一笔)。看来西方人避不开也忘不了，对他敬畏之余又痛苦不堪。当初尼采疯癫而去，不过留话说“上帝死了”。福柯竟又补上“人也要死”， 并且没给他们任何超度希望。这番狼狈情境，倒像阿Q闻得人大吼：“你何曾姓过赵？凭什么姓赵？”——很是桩妈妈的事情。
一九九○年六月二十五日于北京
(Michel Foucault，Fo1ie et déraison，196l；Let Mots et les choses，1966)

知识弥隙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