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墨_竹雪 亲 看看哈 嘿嘿

对将近三十年没在台北看电影的李安来说，这家位处西门町的电影院，像是带点陌生的久违故友一般，即便匆忙来去，也得打声招呼。因为，李安的电影梦，就是在离开西门町后筑起的。

梦开始的地方

1970年代，考上“国立艺术专科学校”影剧科的李安时常跑到西门町看艺术电影，他看的第一部艺术电影就是英格玛·伯格曼（Ingmar
Bergman）的《处女之泉》（The Virgin
Spring）。接连几部艺术电影轰得他“久久不省人事”，但也让他“感觉到导演的存在，意识到艺术电影的力量”。
现已改制为台湾艺术大学的“国立艺术专科学校”，位在新北市板桥区，只稍过个桥，就到达西门町，因此李安在艺专读书时，可沉浸在西门町的电影世界中。对许多观光客来说，西门町像是个次文化集结地一般，充满年轻人爱好的商品物事，但对台北的文艺青年来说，西门町一直是电影圣地，即便不论每年金马影展洋洋洒洒的世界电影片单滋养了他们的心灵，让他们定期来此朝圣，平日的西门町就已聚集众多电影院，播放各样电影，供电影爱好者选择。
西门町位于台北城的西门外，在日本殖民时期，还是一片荒凉土地，十九世纪末，日本人决定仿效东京浅草区，将这里开辟成休闲商业区。1930年代，台湾吹起一股新文化运动风潮，从音乐到戏剧，都繁花似锦绽开在这块土地上，民众对于休闲娱乐需求攀高，于是在文人雅士等中产阶级聚集的西门町，也开启了一家又一家的戏院，形成台北的电影街，至今仍然不变。

这里孕育了许多世代台湾电影导演的梦，自然包含李安。而后，他制作了第一部短片《星期六下午的懒散》。这部十八分钟的黑白短片，灵感来自于余光中短篇小说《焚鹤人》，描述一位画家写生时看到白鹭鸶飞翔天空的自在，于是想作个鹭鸶形状的风筝，但试了几次都飞不起来，“我想表达艺术家面临理想和现实之间的落差和挣扎，我当时也有这种心情，对电影既充满向往又不明所以。”李安在《十年一觉电影梦》中如此描述。这部短片后来让他申请上了纽约大学电影系，他的电影路也从此开通。

另起炉灶

然而，对当时的“国立艺专”而言，拍电影是种奢侈，仅能让技术组的成员在毕业前摸一下十六厘米摄影机，不是技术组的李安，于是，转向父亲借了钱，买了个超八厘米的摄影机，如此才能完成《星期六下午的懒散》这部短片。而这也是李安的父亲李升送给他的唯一和电影相关的礼物，李升从不赞成李安拍电影，即使李安成名后，仍期盼他能放下导演筒、执起教鞭，当个戏剧系的教授。
熟悉李安故事的人都知道，这个重视教育的校长父亲，深深影响着他的言行举止和待人处世，更左右了他的电影创作。
李家祖籍是江西德安，祖父李宾雁曾被地方县官欺负，决心将儿子李升送进洋学堂，日后走入仕途、当官庇荫家族。李升也很争气，一路读到大学，对日抗战胜利后，返回故乡，以年仅28岁之龄当上江西崇仁县县长，后调任教育部主任秘书。1950年，他辗转来到台湾，从此不停在台湾岛内迁居、从事教职，从嘉义、屏东、台东到花莲，最后终于在台南定居。而李安，便在李升在屏东教书时，于潮州镇出生。

屏东县位于台湾最南方，亦即魏德圣拍摄《海角七号》的所在地，如这电影所述，这个国境之南拥有包含原住民、河洛、客家等族群，文化多样。而潮州镇位处屏东中央，是该县第二大市街。清雍正四年（1726），广东省潮州府住民横渡台湾海峡来到这里，开垦拓荒，所以此地原名为“潮庄”，并承袭潮州原有的信仰和文化，聚落以潮州三山国王庙为奉祠中心。
李安是李家第三个小孩，却是长子，李升相当兴奋，百感交集：“李家终于有后了。”当年李升来到台湾，在嘉义教书时，便得到来自家乡的信息：李家被打为黑五类，李升父母皆被枪毙。李安祖父李宾雁临终前托人带话给李升：“老家全完了，你在海外另起炉灶。”李安自然成为李升的寄托，为其命名为“安”，取江西德安之意，但也是李升来台搭乘轮船“云安号”之名。
在潮州这个热带城镇呱呱落地，还没真正感受到南方风情，七个月大的李安便随着父亲调任台东，仅居住一年多，又往北搬迁到花莲，在这个台湾的后山，度过了他欢乐的童年时光，他曾自述：“地方的淳朴，人情的温暖、诚挚，给我童年留下美好的回忆，尤其是花莲师范附小的启发式教学，是我上艺专之前最快乐的一段学习岁月。”
花莲：静好岁月

花莲师范学院原在花岗山，李升赴任后，将其迁往美仑，而花莲师范学院旧址则成立了“国军退除役官兵师资训练班”，即让那些因战乱而无法求学的官兵，有机会继续读书进修。小小的李安便和家人一起居住在“师训班”中，成天与这些即将为人师表的退伍军人一起，演艺明星任贤齐的父亲即是其中一位。
花岗山虽名为山，但其实是块靠海的高地，和美仑隔着美仑溪对望，溪水从花岗山的东北方流入太平洋。花岗之名来自日本，起因为当地阿美族人反抗日本殖民，日本调派兵力攻打，并正式铲平花岗山头约十米，并将黄土往东边倾倒成为一座小山丘，命名为花岗山。而此地，也成为日后日本军警、消防队训练之所。如今这个区域多半是学校、体育场等教育文化场所，不见昔日肃杀之气，站在这里往下望，只见花莲市最热闹的街道纵贯于此，但不论何等繁忙，与台北等都会一比，还是悠然淳朴。
因为师训班聚集了许多“退伍军人”，因此各种康乐队都会到此表演。身为“校长公子”，李安便都是坐在第一排位置观看各种戏剧、歌舞特技演出，甚至偶尔还会和弟弟李岗一起“粉墨登场”，展现表演欲。
这个欲望到了上小学更是充分发挥。花师附小的老师胡辰雄回忆，当年刚从师专毕业到花师附小任教时，为了熟悉教学，不时到隔壁班观摩上课情形，有一次就看到李安头绑毛巾、手拿根扫帚充当拐杖，反串演个老婆婆，让他印象深刻，直觉有趣：“这个小男生居然肯在众人面前男扮女装表演。”

李安自己也提过，小学时，老师都会要求同学表演相声，而这是他的专长，常自编自导许多话剧。小学三年级时，因为男同学不愿演女生，只好自己反串，为此校长还对他的父母开玩笑：“你这儿子将来可能走第八艺术（电影）。”果真言中。
但在教导过李安和李岗兄弟的退休老师冯惠如心中，李安就是个乖巧、听话的学生，尽管后来李安的艺术成就惊人，但老师们也拿出1964年出刊的《儿童月刊》指出，当时的李安代表学校参加花莲县第四届科展，以作品“自动灭火器”获佳作，可见其兴趣不只在艺术。
拍摄《少年派的奇幻漂流》的过程中，因为得挑战从未碰触过的3D技术，李安必须费神搞懂屏幕算式比例，他笑说从小数学就不好，让他钻研许久。然而，从他在花师附小的表现，或许只能推断不是李安没有数理能力，而是台湾惯有的填鸭式教育破坏了他原本对科学的兴趣。
花师附小属于美式开放教育，一个年级才三个班，每班才四十人，男女合班，多是外省子弟，大家都说国语。当时班上会分为六组，不但自己动手操作实验设备，教学也以发问讨论为主。李安认为，发问是学习中很重要的一环，所谓“学问”，要学就要问，他相当喜欢这种学习方式。
李安十岁时，李升调职台南，李安也就转学了。这一转，给李安带来不小的文化冲击，他面对的是一所九千人的大学校，每个年级二十班，每班七十人，大家都讲台语，“把我吓坏了。”

台南：水土不服

“在花莲的生活很单纯，泥土性很强，那是一个典型的国民党军公教环境，接受美式自由开放的实验教育。”李安在一场公开演讲中指出，他一直到了台南，才有“外省小孩”的自觉，“十岁搬到台南，老师、校长都讲台湾话，当时对于日本式教育有极大恐惧，尤其害怕数学。虽然在那个环境下严重不适应，但也提供了建立良好纪律、道德标准、社会意识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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睡了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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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一楼 道个晚安

台南被称为府城，是汉人迁移台湾最早发展的城镇，更是郑成功的屯垦地。他在这里打败荷兰，据城为王，举起反清复明大旗，台南于是成为台湾四百年移民史的起头篇章。“一府、二鹿、三艋舺”便是形容当时台湾三个重要且热闹的开发城镇，“府”即是台南府，位居其首。
因此，外头人来到台南，会看见一个有别于台湾其他城镇的文化风情，孔庙、武庙等文化建筑保存良好，日治时期的消防署和大楼还是挺立，绿荫苍苍、节奏悠缓，老街和小吃不时在转弯处等着，时间没有为这里带来太多改变，没有高楼大厦和宽阔的马路，但台南人却比台北人还骄傲他们所拥有的历史文化资产。他们也比其他地方的台湾人，更“台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