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及】“伟业论”还是“阴谋论”，历史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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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道炫的《张力与限界：中央苏区的革命（1933－1934）》，觉得修正了一些我们从党史里得到的江西苏区兴衰的刻板印象。红军从打破蒋军四次围剿，到第五次反围剿失利，转入长征，对这段历史的解释以往基本摇摆于“伟业论”和“阴谋论”两个模式之间。当然“伟业论”作为主流叙述的势力最大。其基本观点是，反围剿的失利是因为红军丧失了灵活的战略机动性，面对蒋军步步为营蚕食根据地的作战方略，一味打防御战消耗战，而没有听从毛**跳到外线作战的英明建议，最终丧失了战争主动权，被迫放弃根据地转入艰苦卓绝的长征。

“阴谋论”则把眼光完全聚焦在毛**一人身上，千方百计挖掘各种资料证明，毛是个处心积虑夺权的小人，甚至可以置党的大义于不顾，背后搞各种猎杀政敌的小动作。

持“伟业论”的人认为，毛**当年曾设想，红军主力跳出苏区，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以便将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态势，突破堡垒围困地带，同时迫使进攻江西福建的蒋军回援。毛曾断言，此计不用，第五次围剿无法打破。事后判断，这确实是极富想象力的一招妙棋，关键是红军限于各种条件，是否能把这招棋下出来。历史证明，这招险棋只是限于脑子里的构想，无法在战争这个大棋盘上真正实现，这拘于两个条件限制，一是苏区虽然消耗着大量财力物力在拼死抵御蒋军的进攻，整体处于劣势，但苏区毕竟是经营多年的老地盘，决定全部撤出犹如破釜沉舟，没人胆敢做出如此冒险的抉择。二是红军即使跃出苏区挺进江浙地域，因缺乏动员民众的基础，而且这一带地少人稠，属最富庶的地带，也是国军重兵把守之地，没有多少展开和隐匿的空间。是否能顺利实现尚处想象中的战略意图，难以预料。所以，解读这段历史，要顾及太多的历史制约因素，不可归罪于中央领导层因不听毛**的话而丧失了大好时机这种武断的评判。

节操掉一地。

正是因为大规模运动战在层层堡垒的包裹下很难觅得战机，所以才有所谓“短促突击”战术的提出，其基本的思路是，想办法把敌方引诱出碉堡，埋伏在侧翼的红军寻机在运动中予以歼灭，可这只是个一厢情愿的设计，经过多次交手，敌方已充分了解红军的战法，时刻注意堡垒之间的呼应衔接，不轻易孤兵离开，故突击歼敌的目标经常落空。红军的武器装备太差，缺乏攻坚能力。敌方只要缩在碉堡中不出，常常徒唤奈何。

苏区为缓解经济压力不得不大量发行公债，甚至强迫劳军，最严厉的集资举措是展开大规模的“查田运动”，其核定阶级身份的手段不断花样翻新，变得越来越离谱。“查田运动”就是故意把一些民众的阶级成分定高，比如不是地主身份的人被强行定位成地主，身份一旦被定高就立刻成为“打土豪”的对象，那些本来仅处温饱水平的农民一旦成分被拔高，本来有限的财产就可能被没收，“查田运动”变得无序和疯狂波及到中农和普通农民的利益，这是苏区经济陷入困境的直接表现。另一个手段是加大没收财物和强迫捐款与罚款的力度，江西几个月的罚款几乎等于一年的农业税的收入，这完全是竭泽而渔饮鸩止渴之计。“查田运动”伴随的是一种极端的政策，就是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一旦成分定高，就意味着将被剥夺得一无所有。民众为躲避清算大量逃亡，甚至到了成群结队整村整乡逃跑的规模。

民众逃亡还有一个结果是造成地缘政治上的严重“赤白对立”，内部阶层对立激化，成分划分标准混乱，把部分民众推向蒋管区。苏区赤卫队多由农民构成，一旦打下县镇等城市，就一味抢掠烧杀，情绪失控，平时宣示的纪律对之难以形成羁绊，又造成了城乡对立的暴力格局。从国共对峙的角度观察，中共倒是企图消弭“赤白对立”的界线，以有利于扩张苏区的面积，而国民党方面却有意扩大“赤白对立”，这样可以有效压缩苏区的地盘，通过对立仇杀构筑起一道天然屏障。双方均想通过对农民利益驱动的试探性利用，达到打击对手的目的。“赤白”之间的相互仇杀隐隐显现出了当年区域械斗的影子。

可见，无论是单纯的“伟业论”还是“阴谋论”都不足以对苏区溃败失守和被迫转入长征做出合理的解释，历史的复杂景观恰恰是多重因素反复博弈互动的结果

就这些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