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见王安石翻案党。
好吧我来告诉你你所不知道的东西

青苗：王安石实行青苗法，实际上以贷款为名，徵收一笔新税。宋太宗和宋真宗时和买绢帛，预支钱币，还可能对贫民下户有某种好处，而青苗法的真正意图却在于收利息。如在河北，“每户支钱，第五等及客户毋得过千五百，第四等三千，第三等六千，第二等十千，第一等十五千”[110]。青苗钱每年利息为40%——60%，后改为年利息20%，由于官吏、保正、保长们的作弊勒索，农民的实际负担肯定要高于规定的年利。

王安石以为政府如不理财，控制社会经济活动，则经济利益必归之兼并之家。如此，不但百姓深受其害，国家经济利益亦难免流失。在王安石看来，社会财富不在国家，就归于兼并之家。青苗法作为理财之道，抑兼并振贫弱与理财丰物可兼而得之。而且，主要是以抑兼并来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因而，青苗法的实施不仅要防止兼并之家在青黄不接之时放债取利，盘剥贫民；还要以贷钱取息的方式剥夺兼并之家的经济利益。然而，从青苗法实行的情况来看，抑兼并振贫弱的效果并不好。

安石曰：“行人比旧已各苏息，可以存活，何须除放息钱。若行人已苏息，比旧侵刻之苦已十去八、九，更须除放息钱，即见今商税所取，不择贫富，固有至贫乏人，尚为税务所困，亦合为之蠲除。既未能蠲除彼，何独蠲除此。”
此处“行人比旧已各苏息”之说，即使“逐人所供状”皆是“事实”，王安石本人并无夸张，也至多反映了市易法推行之初的情况，当时市易息钱和罚钱的“威力”尚未充分发挥。此后，各地的大量欠钱户便成了市易法推行过程中的一大难题。宋廷为此取消了结保赊请的办法。尽管多次蠲减和展限，仍有大量人户无法偿付市易息钱和罚钱
“大姓富家”的破产，似可被作为“抑兼并”的成效，而加以歌颂。然而据苏辙统计，在元佑元年(公元1086年)闰二月将所有纳还市易本钱的商人一律放免息钱和罚钱后，②开封欠市易钱户计27，155户，共欠市易钱237万馀贯，其中“大姓”35户，“酒户”27户，共欠l54万馀贯，“小姓”27，093户，共欠83万馀贯，其中欠钱在200贯以下人户为25，353户，共欠46万馀贯。由此看来，欠钱者主要是大量中小商人，应是无可怀疑者。他说：市易催索钱物，凡用七十人，每人各置私名不下十人；掌簿籍，行文书，凡用三十馀人，每人各置贴写不下五人，共约一千馀人。以此一千馀人日夜骚扰欠户二万七千馀家。都城之中，养此蟊贼，恬而不怪。

王安石把“管桑之术”那种主张政府干预经济、通过官营禁榷等方式来拯救当时财政困窘的理论，发展到了新的历史高度。他错误地认为国家是公正无私、完全代表百姓利益的机构，因此国家实行轻重之术不会造成与民争利的后果，致使他急功近利地走向了“取天下之财”的道路上，他的变法无可避免地具有了明显的敛财色彩，极大地窒息了民间经济的活力，因此，新法不但没有解决社会总体的危机，相反还加剧了社会矛盾，以致民怨沸腾。

王安石许多新法的本意，是要“公私两利”的。青苗法如此，市易法和均输法也一样。熙宁五年（公元1072年），一个名叫魏继宗的平民上书说，京师百货所居，市无常价，富户奸商便趁机进行控制，牟取暴利，吃亏的自然是老百姓。因此他建议设置“常平市易司”来管理市场，物价低时增价收购，物价高时减价出售，则“商旅以通，国用以足”。这就是市易法的起因。具体办法，是由朝廷设立“市易司”拨款一百万贯为本，控制商业贸易。这个办法，和常平法一样，也是动用国家力量来平抑物价。当然“市易司”也不是专做亏本生意，也是要赢利的，只不过并不牟取暴利而已。比方说富户奸商一文钱买进二文钱卖出，“市易司”则一文钱买进一文半卖出。赢利虽不算多，也能充盈国库。再加上官府财大气粗，控制了市场，物价的波动就不会太大。

好长

因为变法主要方针是为国家赚钱，而且过程中，很容易给下级捞钱的机会。
变法过程比较好的部分，大概是打败西夏，得到河湟之地，但是在司马光当政的时候，又把那里还给西夏

既然老百姓不喜欢，就说明并没有带给他们利益

王安石的变法有一些下达到地方之后就走样了，反而成为了地方官员捞钱的机会。苏轼主张循序渐进，徐行徐立，主旨还是根据实际情况指定政策。王安石的一些主张没有完全考虑客观因素，而且受到佞臣的干扰无法真正在地方实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