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中国面对的挑战形势
中国，应该是当代（自上个世纪末以来）全球化趋势下最大的受益者之一，但同时也是全球化中最大的被挑战者之一。
中国当前及未来面对的挑战，主要有三个方面：一、制度革新（与创新）；二、周边地区（尤其是台海形势）；三、中国威胁论。就空间性质言，一是对内的，二是对外的，三是既内又外的。

所谓制度革新（与创新）的挑战，是指改革开放近30年来，当前中国一方面处在发展空前良好的势头上，全球看好，外资蜂拥而入，另一方面又面对因为经济、社会、政治未能理顺而产生的诸多危机。所以，海内外观察家看中国的未来，常出现不是极好（极乐观）就是极坏（极悲观）的巨大分歧。必须说，两种观点都有自己的道理，换言之，当前中国的发展形势是好坏并存的。因之，中国国运的走向是否继续看好，即系于中国执政当局有无能力因应危机，化解危机。这显然又取决于制度革新与创新的速度与品质。

所谓中国威胁论，其所以形成，原因不外有二：一为中国崛起太快，国际各方未来得及做好心理上的调适与准备，就此而言，除非中国不继续崛起，否则，“中国威胁论”必将如影随形，难以挥去；二为对中国缺乏了解，以为中国富强，就会称霸，从而威胁国际社会。
中国应如何面对这些挑战，相当程度上是全球化对中国的考验。现在，换个角度，来看看全球化对全球的考验或挑战。

全球化对全球所产生的效应，主要有二：一为强化全球资源的优化配置，加速全球经济及贸易的增长；其次是在这个过程中，出现日益增多，且日益严重的摩擦与矛盾，不管是来自利益的、种族的、宗教的或意识形态的。后者，迫切需要一种文化及政治机制，来加以调和、梳理与化解。遗憾的是，美国作为一个超级强国，不但未能在这些方面做出贡献，反而以它的单边主义，加剧恶化了原已存在的摩擦与矛盾，使全球陷于极大的不安与不确定的焦虑之中——使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不幸而言中。
综合以上分析，在全球化大浪潮的洗礼之下，中国和全球都获得了宝贵的机会，加速发展，却也都同时面临难题或挑战，中国要找出路，全球也要找出路，但出路在哪里？

新儒学：中国威胁论与文明冲突论的双解药
前已言之，中国威胁论形成的原因，是国际社会对中国崛起未做好心理准备，更关键的是，对中国的民族性格及政治哲学缺乏了解，从而常常把近代西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经验延伸，硬套在中国身上，认为中国富强之后必继之以霸权。殊不知儒家政治哲学讲究的从来就是“王道”而不是“霸道”，王道思想遍布于孔子、孟子的言谈及大学、中庸之中。“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天下为公”，“大同社会”等等，莫不体现出王道思维。不仅思维，而且落实于行为之上，三千年历史，除有元一朝，因尚未受儒家文化影响，中国从不主动兴兵。明初郑和七下西洋，与其后数百年西方海上帝国及殖民主义之行径对比，更是尖锐鲜明地对照出王道与霸道的反差。因此，要破解“中国威胁论”，有效且必要的手段，即是让国际社会更多地认识中国政治哲学。要做到这一点，中国执政当局应对内振兴儒学，对外输出儒学。

其次，全球化趋势下浮现的国际矛盾与冲突，原因固然复杂，但究其本质，不外经济的、种族的、宗教的、文化的，因应之道，除应通过国际合作努力，以建构一个健全有效的政治机制之外，根本的做法，是应该让世人认识并学习一种“和而不同”、“济弱扶倾”、“天人合一”（即可持续发展）、“己立立人，己达达人”的政治与经济发展哲学。同样的，这些思维与哲学，中国儒学中有的是，为了中国自己，也为了国际全球，中国执政当局应对内振兴儒学，对外输出儒学。

这里可以补充一点，儒学除了作为一种针对“中国威胁论”与“文明冲突论”的解药之外，针对中国面对的另外两个挑战，即周边地区（特别是台海问题）与制度革新，儒学振兴亦能起上一定作用。例如，所谓制度革新，无非就是建构一套好的体制，来规范政府、企业与个人的行为，使之不逾矩，既符合公平原则，又满足效率要求。

今天的中国，说得严重点，是规范空窗期，故制度革新刻不容缓。但制度革新之外，可同时进行的是教育文化，特别是包括了儒、释、道、法的新儒学（具体解释见下文）教化。制度是有形的硬规范，教化是无形的软规范，软硬兼施，中国的经济社会才有可能走上大治。再如台海问题，三四十年前，中国大陆搞文革，破四旧，台湾蒋介石则针对性地搞中华文化复兴运动，中学生必读中国文化基本教材；如今反是，台湾台独政权“去中国化”，切断历史，扭曲史观，删古典文化教材，走火入魔。如大陆当局开始振兴儒学，“修文德以来之”，台湾人民将产生强烈的文化认同，“寄希望于台湾人民”也才能产生效果。再如周边地区，东北亚的韩、朝、日，东南亚的东盟诸国，长期以来本就受儒家文化影响，其社会价值的成分中本就含有儒家文化的基因，参加这次“国际研讨会”的多数即为这些国家。中国振兴儒教，输出儒教，在这个地区不但相对容易，对稳定中国与此一地区的关系肯定有正面助益。

以“新儒学”为核心的中国文化战略
最后，再来谈谈如何以“新儒学”作为核心来建构新世纪的中国文化战略。
一、“新儒学”可以而且应该是“泛儒学”
本文中，我一直用“新儒学”这个词，与学术界已有的“新儒学”概念有所区别。此处的“新儒学”更多地是指包括了儒、释、道、法等主要中国流派在内的一种综合。必须承认儒、释、道、法等都有其精华，也都有其未必适用于特定时空的内容，因此，不宜独沽一味，必须取精用宏。

二、“新儒学”的建构与实施须符合科学原则
近代儒学教育一个较成功的模式是新加坡。新加坡自1980年代开始决定实施儒学教育，从研讨教材开始，礼聘国际知名儒学大家，根据新加坡的国情与时空环境，集体研究经数年定稿，这符合科学精神。再者，儒学教育范围不仅限于教育部门，它应该普遍且有效地体现于相关的公共政策之上。要言之，在一切规范政府、企业与个人的法制与政策上，均可以而且应该放入适当的儒学内容。顺便补充一句，新加坡在大举推行儒学教育之前，早已推动落实了中国（或英国？）的法家文化了，所以，新加坡或可视为本文“泛儒学”的一个代表模式。

三、“新儒学”应视为中国的优势文化产品，拓展出口
或许也不能全怪国际间有所谓的“中国威胁论”，在前文述及的两个原因（未作好心理准备与调适及对中国欠缺了解）之外，必须承认，过去中国确实输出过一些未必受到欢迎的事物，例如1950年代国际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输出，1960年代时的难民输出等。但这毕竟是过去的事了。改革开放之后，1980年代中国开始输出商品，1990年代中国开始输出游客，在国际间受到越来越多的欢迎。今后，中国更应该输出好的文化。2004年10月，中国国家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与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合作，在瑞典成立了“北欧斯德哥尔摩孔子学院”；11月，韩国汉城也成立孔子学院，这是好的开始。但我认为，这不应仅仅止于汉语教学的层次，如本文分析，还应该提升到一个语言战略的高度。

文化，是软实力；新儒学，是中国的优势项目。中国亟应研拟并推动以“新儒学”为核心的文化输出战略，作为中国对国际社会的贡献，将“中国威胁论”扭转为“中国贡献论”。与此同时，作为第一步，首先应在中国范围内积极做好科学振兴中国新儒学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