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通过对睡虎地秦简与唐律的比较研究，说明唐律中有关奴婢的许多律文、亦即中古良贱身份制度的许多律文，源自于秦律中关于奴隶的规定。这与史书所栽唐律源自于魏晋之律，魏晋之律源自于秦汉之律的记载，完全吻合。另一方面，中古社会与秦朝社会相比，历史条件毕竟发生了很大变化，其身份等级系统与秦朝相比亦不相同，因而两个时期的奴隶、奴婢制度也有着相当的差异。
关键词：秦朝，唐朝，奴婢，比较

近20多年来，许多学者对秦汉至隋唐刑法的沿革，对睡虎地秦简与唐律，分别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但正象日本学者堀毅所讲，“作为说明唐律各篇目和各部份条文之溯源问题的专论，还十分缺乏”。①关于秦汉法律与唐律中奴隶、奴婢身份的对比研究，除日人崛敏一稍有涉猎外，②其他中外学者尚无专文涉及。因而将这两个时期法律中的奴隶、奴婢身份地位进行比较研究，对于认识当时社会特别是唐代社会中奴婢的身份地位，认识中古良贱制度的历史渊源，显然是十分必要的。④

一
自秦汉到魏晋南北朝隋唐，中国是一个有着延续性的社会，因而中古良贱制的某些方面、特别是在奴婢制度方面，与秦汉社会的奴隶制有着种种联系。
在传世文献中，关于秦朝奴隶的记载不多且不系统，这曾经限制了不少史学家研究中古良贱身份制的视野。而睡虎地秦简的出土，为我们提供了不少关于秦代奴隶的资料。其中直接涉及奴隶的律文即不下数十余条，在《法律答问》部分及《封诊式》的案例中，亦有数十条涉及到秦朝的奴隶制度。在民间所用吉祥占书《日书》中，也有不少反映秦朝奴隶的内容。④尽管秦简反映的主要是官奴隶的情况，但与中古时期特别是唐代有关奴婢的律文相比较，仍可以发现它们之间的渊源关系及同异之处。
这里我们首先考察秦律与唐律中有一定继承关系的奴隶、奴婢制度律文。主要从奴隶、奴婢的来源、性质、法律地位等几方面展开讨论。
从睡虎地秦简与唐律的对比来看，秦朝与唐朝，官私奴隶的来源十分相近。

从官奴隶来看，主要有以下几个来源：
1．因本人犯罪，籍没为奴隶。早在先秦时代，《尚书·甘誓》、《汤誓》中，已有“予则奴戮汝”之言。《左传》襄公二十三年载：“裴豹，隶也，著于丹书。”杜预注云：“盖犯罪没为官奴者。”在秦简《法律答问》中，规定可以没为奴隶的罪名很多：有因“盗”而“耐为隶臣”者；①有“以剑及兵刃”伤人而“耐为隶臣”者；②有以“耐隶臣诬人”而“耐为隶臣”者；③有因盗食官府祭品“当赀以下耐为隶臣”者。④唐代对于一般犯罪者，多处以杖笞或徒刑，而罪重尚不至于死刑者，则予以籍没。如武则天执政时，“天下犯罪籍没者甚众”。⑤
2．因亲属犯罪，籍没为奴隶。先秦时代即已有没罪犯家1：3为奴隶的制度。⑥秦国亦有此制，《史记·商君列传》载：商君之法，“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索隐》日：“末利，谓工商也⋯⋯纠举而收录其妻、子，没为官奴婢。”秦律中因亲属犯罪籍没的律文很多，如隶臣“将城旦”逃亡者，“收其外妻、子。”⑦唐代亦有没罪人家属为奴婢的专门规定：“凡反逆相坐没其家为官奴婢。”⑧“诸谋反及大逆者，皆斩，父子年十六以上皆绞，十五以下及母女妻妾(子妻妾亦同)祖孙兄弟姊妹，若部曲资财田宅，并没官。”⑨《新唐书·刑法志》亦载：“反逆者，祖孙与兄弟缘坐，皆配没。”在唐代社会实际生活中，特别是在唐前期，因罪籍设家口为官奴婢者甚众。
3．籍没私家奴隶为官奴隶。秦律中有一《封守》案例，反映犯罪者籍没其财产，包括“家室妻、子、臣妾、衣器、畜产”。⑩而唐代凡籍没罪犯财产，无一例外皆包括家内奴婢，如“谋反者，男女奴婢没为官奴婢”。⑩
4．官奴隶所生子女仍为官奴隶。在先秦时代，奴隶的后代，仍为奴隶。秦朝依然如此。⑩这在秦律中也可得到印证。《厩苑律》“将牧公马牛”条提到“小隶臣疾死者”，⑩《仓律》“隶臣妾其从事公”条提到“小城旦、隶臣”和“小妾”，@“小隶臣妾以八月傅为大隶臣妾”条提到“小隶臣”，⑩《工人程》“冗隶妾二人当工一人”条提到“小隶臣妾”。⑩据《仓律》解释：“隶臣、城旦高不盈六尺五寸，隶妾、舂高不盈六尺二寸，皆为小。”①这些小隶臣、小妾、小城旦都是未成年的男女。《仓律》还提到“妾未使”者，即未达到役使年龄的幼女。秦律中这些幼小的男女奴隶，不可能是由于本人犯罪而成为奴隶的，因为秦律规定，幼年人犯罪不负刑事责任。如《法律答问》说：“甲盗牛，盗牛时高六尺，击(系)一岁，复丈，高六尺七寸，问甲可(何)论?当完城旦。”②。身高六尺时，还未成年，尽管犯了盗牛这样的重罪，也只是拘系，等到身高六尺七寸时，即成年后，才量罪定刑，完为城旦。《法律答问》中还规定：“甲谋遣乙盗杀人，受分十钱，问乙高未盈六尺，甲可(何)论?当桀。”③甲不是亲手杀人，但要处以车裂刑，原因在于偷盗杀人的乙尚未成年，刑事责任主要由成年人甲承担。可见，秦律中出现的年幼男女奴隶，大多应不是自身犯罪而沦落为奴隶。他们成为奴隶的主要原因，一是由于家长或亲属犯罪而被抄没为奴，另一原因则主要是因为他们的父母为奴隶，他们继承父母的身份，仍为奴隶。唐代情况依然如此，官奴婢之子女仍为官奴婢。身份不得改变。实际上随着中古良贱等级的森严，无论官私奴婢，其奴婢身份是世代相袭的。唐人颜师古注《汉书·陈胜传》“人奴产子”时云：“奴产子，犹今人云家生奴也。”史书中反映唐代家生奴数量不少，《唐律疏议》亦有大量相关律条。
5．战俘及战场上的逃兵，皆没为官奴隶。秦律规定：“战死事不出，论其后，又后察不死，夺后爵，除伍人；不死者归，以为隶臣；寇降，以为隶臣。”④“寇降者”，当是指战俘，“不死者归，以为隶臣”，显然指逃兵。唐代亦明确规定“入钞之俘，归于司农”。⑤唐政府中主管奴婢事务的刑部都官职责之一即是“掌配没隶，簿录俘囚”。⑥唐前期，以战俘为奴婢的制度依然存在。历次战争中的俘虏，被没为奴婢者仍有相当的数量。

二
在私人奴隶、奴婢的来源方面，唐朝与秦朝亦大体相似：
1．由买卖而获得奴隶。奴隶买卖，首先秦就已存在。《周礼·地官》载：“质人掌成市之货贿，人民、牛马、兵器珍异，凡卖债者质剂焉。”所谓“人民”即是奴隶，与牛马一样在市场上出售。秦代亦有买卖奴隶的市场。《汉书·王莽传》载：“秦为无道⋯⋯置奴婢之市，与牛马同阑，制于臣民，颛断其命。”其实，“奴婢之市”在秦朝以前即已出现。上引《周礼》的记载即可为证。另外，从秦简《告臣》爰书有“令少内某、佐某以市正贾(价)贾丙丞某前”一语来看。⑦秦代奴隶交易有一定的制度，有所谓“市正贾(价)”，即市场上的官定常规价格。在秦简《日书》中，有不少关于购买奴婢、牲畜吉日的记载，如：建日，“可以人人”；⑧收日，“可以人人民、马牛、禾粟”；⑨戊子，“不利出人”；⑩辰日，“入人奴妾；”⑩这些都说明，秦代奴隶交易是相当经常、相当普遍的。
私人奴隶许多来自买卖市场。如《封诊式》的《告臣》爰书中，即讲到“某里士伍甲”的奴隶丙，凭“丞某”作“中人”，以“价若干钱”买来，因丙“骄悍”，欲卖给公家。①在奴隶交易市场上，出卖的既有私奴隶亦有官奴隶。如《法律答问》讲到某“隶臣将城旦，亡之，完为城旦，收其外妻子”，②政府拟将其妻子儿女出卖，但因为隶臣之子年龄太小，离不开母亲，所以规定“弗买子、母”。显然，官府也买卖奴隶。私人亦可从官府购买奴隶。
唐代政府亦在各地设立奴婢市场，一般情况是将奴婢与牛马牲畜设在同一行中，称为“口马行”，同时官府亦规定有“市估价”即常规价。③买卖的手续更有严格规定：“买奴婢、马牛驼骡驴等，依令并立市券。两和市卖，已过价讫，若不立券，过三日，买者笞三十，卖者减一等。”对于市司不及时为私人买卖奴婢立券者，亦规定了处罚办法：“卖买奴婢及牛马之类，过价已讫，市司当时不即出券者，一日笞三十。所由官司依公坐，节级得罪。其挟私者，以首从论。一日加一等，罪止杖一百。”④由此可见，唐代私人奴婢的来源之一是市场，交易的奴婢有官定的市场价格，其买卖手续与制度是十分严格的。如果说秦代的奴婢市场还曾受到王莽等人抨击的话，那么，在中古时，人们已视奴婢的交易与牛马的交易一样正常。
2．由官府赏赐而获得奴隶。自商鞅变法以后，立有军功者既可获得爵位，又可受赐奴隶。《商君书·境内》载，攻城围邑或野战中斩敌首达到一定数目者，“爵吏而为县尉，则赐虏六”。“虏”即是战俘。获赐者的“虏”显然成为私家奴隶。除军功以外，有其它功劳的，有时也被赐与奴隶。如《法律答问》载：“有投书，勿发，见辄燔之；能捕者购隶臣二人，击(系)投书者鞠审谳之。”⑤可见，能捕获投匿名信者，可获赐两个奴隶。在唐代，特别是在唐前期，皇帝因各种原因赐与臣下奴婢的情况是很多的。例如唐初李靖因平江南受赐物千段、奴婢百口、马百匹。⑥李孝恭因平江南受赐甲第一区，女乐二部、奴婢七百人。④
3．由私家奴隶繁育获取奴隶。在秦简《法律答问》中，多处提到“人奴擅杀子”、“人奴妾笞子”之事，秦朝法律明确禁止奴婢“擅杀”及“笞”其子女。这是因为奴婢生育的子女，并不为其父母所有。作为财产，他们仍属于奴隶的主人。奴隶所生子女，系私人奴隶的来源之一，历魏晋南北朝至唐代，情况依然如此。唐律明确规定：“奴婢即同资财，即合由主处分，辄将其女私嫁与人，须计婢赃，准盗论罪。”⑧律文说明，奴婢所生子女为主人当然之财产，奴婢无权处置。违者有罪。唐代奴婢所生“家生奴”是唐代私奴婢的重要来源之一。这一点与秦代可以说一脉相承。
由以上对比可见，秦朝与唐朝，在官私奴隶的来源上是很相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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