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原的故事】情天恨海小夫妻（修订本2013）第一章 私定终身

我们住在新建路市委宿舍西院,这是一大片平房，分成一排一排的。我家五口人住一间半房外加一小间厨房，总面积大约30平方米。爸妈住半间，奶奶、哥哥和我住一间。厕所是公用的，每排十户公用一男一女两个厕所。每排十户共用一根自来水管，水管安在院子里。妈妈读过师范学校，被组织上安排到太原市的一所小学教书。哥哥7岁了，爸爸送他到新建路小学读书，我则被送到市委机关幼儿园。我7岁时，也上了新建路小学。

我家隔壁的张叔叔是市委机关开小车的。他家也是五口人，除了他，还有他老婆，一个小子两个闺女，住的房子跟我家一模一样。他老婆是从农村来的，没有工作。他大闺女叫张燕妮，也在新建路小学读书，还跟我是同班同学。小子是他家第二个孩子,叫张蒙山。小女还在学走路，我不知道她的学名是什么，因为全院子的人都叫她妞妞，我也叫她妞妞。

我奶奶六十大寿那天，爸爸给她买了一盒高级蜜饯，她取出一些给我和我哥。我那份只吃了一点点，留下的后来和燕妮一块儿分享了。她说：“这是什么呀？真甜，真好吃，我从来没吃过这种东西。”她说这话我信，因为她家是从农村来的，而且她家只有她爸一个人挣钱，养活五口人，生活比我家困难，她妈肯定舍不得买这么贵的东西。

我到现在都弄不明白，我和燕妮那时还那么小，都不省事，关系就能那么亲密，亲密程度近似于现在所谓的“情人”。我坦白，我和她有过几次“小小的身体接触”。这种“小小的身体接触”是这么回事儿：在一排宿舍的尽头，公厕旁边，有一旮旯，很背，我俩假装上厕所，在那里“私会”。我双手捧住她的脸蛋儿，吻她的小嘴，而她有时会左手拉住我的袖子，右手摸我的下巴，或者捏我的鼻子。我俩谁也不吱声，惟恐被人听见；几分钟完事儿，然后赶紧离开，惟恐被人撞见。现在回想起这事儿，真够大胆、够出格的了，那时我们才7、8岁呀！万一被人发现，传开去，我不被我爸打死才怪！那时人们的思想不像现在开放，行为没有现在浪漫，太原的女性，不管是大姑娘还是小丫头片子，穿裙都怕露出小腿肚！

长大一点后，我们不再偷偷摸摸地做这种事儿了。我们在家门口，在学校照面儿时，会大大方方地打招呼，交谈。我们有时用眼睛交谈，心领神会彼此的意思。

我十一岁的时候，我爸调离了太原市政府机关，到河西一家工厂工作。
关于我爸，我觉得有必要在此多说几句。我爸原是武汉大学学生，学电气工程的，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我爸作为在校生应征入伍。可他没有被派往朝鲜战场，而是留在北京，做后勤工作。1953年战争结束，1954年他和其他很多人一起被调到太原市工作，据说是为了"支援地方"。
这次从市政府调到工厂，是他自己努力争取的。他说：“坐机关这么些年，把在大学学的专业知识都荒废了，不如下去做点儿技术工作。”我妈对我说：“你爸爸到了工厂，就是工程师，能分到大点儿的房子。”

刚得知父亲调动的消息时，我着实愁了几天。我以为我们会搬家，一旦搬家，就会跟燕妮分手。幸好不久听到父亲说，家不搬了，因为厂方暂时没有合适的房分给我们，而这边也不催我们交房。
一波才平，一波又起。也是这一年，燕妮的爸爸从市委机关调到十三冶（第十三冶金建筑工程公司），当了汽车队长。我听说后赶紧向燕妮打听，他家会不会搬走。燕妮喜滋滋地告诉我，他们不搬家，原因跟我们一样。

这两波之后，我变得心事重重。我深怕有那么一天，我家或者燕妮家会搬出去。如果新单位给了房子，家里大人们说声“搬”，我们小孩子又有什么办法阻止呢？

1964年，我12岁半，升了初中，到12中读书。12中跟市委宿舍西院是紧挨着的，我上学去走10分钟的路就到，从来没有迟到过。燕妮也在12中读一年级，但是我们不再同班了。不同班有不同班的好处，那就是不再被班里同学取笑，在小学五、六年级的时候，我们就被同学配了对儿的。在学校里，我们像是疏远了，可是一回到家里，见面就有许多话说。有一次，我还背着家人请她看了电影《冰山上的来客》，选择地点不是附近的新建路礼堂，而是很远的五一路电影院。

有一天她在院子里晾晒衣服，我看见她那红红的脸庞，大而亮的眼睛，突然觉得她长得很像《冰山上的来客》里的真古兰丹姆；真古兰丹姆从来不笑，而她笑起来能让人甜到心里。我认识她好些年了，从来还没有这么仔细的观察和欣赏她。
后来我像着了魔似的，上课、做作业常常走神。学习成绩下降了。有一次数学小测验，我居然只得了20分！

我爸对我和我哥的学习从来都盯得很紧的，可能是从我同学那里获悉我考20分的消息，回来不仅把我臭骂了一顿，还差点儿动手打了我。我看见他骂我时，手都在抖。
我妈为此找到12中了解情况，回来问我：“上星期五上数学课你干什么了？怎么老师讲的几个数学公式你一个也没记住？”
我说：“我打瞌睡了。”
我妈说：“奇怪了，每天也没让你少睡觉啊。以后每天提前半小时上床，晚上睡觉别胡思乱想的！”
我答应：“嗯。”

这次数学小测验对我来说是个很深刻的教训。我从小到大，学习成绩一直都很好，一直都是班里的学习委员。这次的20分，被我视为奇耻大辱，耿耿于怀一辈子！

1966年，苦难降临到我家。运动开始后不久，学校里成立了红卫兵组织。我被划分为“黑五类”，不准参加红卫兵，还被人辱骂为“资产阶级的狗崽子”，这是因为我爷爷是资本家。我申辩说我爷爷只是个小资，而且早在1951年就去世了，可是根本没人理睬我。我说我爸参过军，可他们说，抗美援朝时什么人都可以参军。有个姓高的头头一点儿也不念及同学之情，勒令我和其他“狗崽子”排成队唱语录歌，还让我们互相检举揭发。我的自尊心受到沉重打击，人面前抬不起头。让我更为心酸的是，燕妮也不理我了。我明白，她现在是“红五类”、红卫兵，是婆罗门，而我是首陀罗或者贱民，我和她之间出现了一条深不见底的沟。回家见到母亲我就想哭，但我总是低着头走过去，不让她看见我的泪眼。我爸在他那个厂里被打成“反动技术权威”，天天挨整，不准回家。我奶奶六十多岁了，成天在家不敢出门，一听见外面高音喇叭响就坐立不安，深怕街道红卫兵来揪斗她。我妈每天从学校回来，不停地做家务，有时去河西看我爸。

过了不久，情况有了变化，那个姓高的失势了，没人骂我们“狗崽子”了。又过了不久，我爸可以回家了，停发的工资也恢复发放了；我奶奶也敢到院子里走动走动了；我妈脸上有了笑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