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十七年（1891年），刘步蟾多次向提督丁汝昌反映，中国海军战斗力远远不如日本，添船换炮不容稍缓。丁汝昌又向李鸿章反映。这年秋天，李鸿章为此向朝廷上了奏折，掌管户部的翁同龢却以财政紧张为由加以拒绝。实际上，清政府为了修整颐和园，不惜挪用海军军费。等到甲午兵败之后，翁同龢责怪李鸿章：“计臣以撙节为尽职，事诚急，何不复请？”李鸿章说：“政府疑我跋扈，台谏参我贪婪，我再哓哓不已，今日尚有李鸿章乎？”[3]制度如此，我们不可能期望所有的人，也不能指望大部分人选择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再忠公为国的人，也不得不有些委曲求全的苟且之事。 
　　

光绪十七年（1891年），刘步蟾多次向提督丁汝昌反映，中国海军战斗力远远不如日本，添船换炮不容稍缓。丁汝昌又向李鸿章反映。这年秋天，李鸿章为此向朝廷上了奏折，掌管户部的翁同龢却以财政紧张为由加以拒绝。实际上，清政府为了修整颐和园，不惜挪用海军军费。等到甲午兵败之后，翁同龢责怪李鸿章：“计臣以撙节为尽职，事诚急，何不复请？”李鸿章说：“政府疑我跋扈，台谏参我贪婪，我再哓哓不已，今日尚有李鸿章乎？”[3]制度如此，我们不可能期望所有的人，也不能指望大部分人选择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再忠公为国的人，也不得不有些委曲求全的苟且之事。 
　　

三）明朝政府为什么对世界那么麻木 
　　 
 如果我们说专制政府就一定对反应迟钝，就把问题简单化了。但是中国的专制政府确实是耳不聪目不明。 
　　
 明朝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 
　　
 1508年，葡萄牙国王训令远航满剌加的塞克拉尽量了解中国的情况。[5] 1514年屯门岛第一次出现葡萄牙人，自此中国的地方当局就就不断和葡萄牙人发生矛盾。1557年葡萄牙人占据澳门。[6]可中国的中央政府到了1565年（明嘉靖四十四年）才知道“蒲丽都家”，但又拒不认可，以为是诡托“佛郎机”。就连当时的两广提督吴桂芳在《议阻澳夷进贡疏》中都说：“照得蒲丽都家国名，史传所不载，历查本朝并未入贡，恐系佛郎机国人……”[7]只能说是中国特色的反应迟钝。因为锦衣卫、东厂、西厂，对达官显贵到黎民百姓，嗅觉又是何等灵敏！勇于内斗，难于外战，千年如斯！

其实，中国也并不是没有远见卓识之辈。 
　　
 1548年，葡萄牙人来漳州经商，却被朱纨指使杀了九十六人，还谎称是葡萄牙人行劫到漳州地界。[8]福建名流林希元在《与翁见愚别驾书》中，就主张通商，反对无端攻击葡萄牙人。他说，如果是侵犯边疆，杀戮人民，劫掠财物，自然应该予以打击；但人家只不过是来用货物跟我们的人民交易，就不应该禁止了。由于葡萄牙人跟边民作买卖，他们的东西价格公平，而买我们的米等东西，价格又比平时高的多，所以边民也愿意跟他们作生意，“未尝侵暴我边疆，杀戮我人民，劫掠我财物”。而且他们为了海上安全，还把为患二十年的海盗，也替我们消灭了。在这种情况下，官府要治他们，道理实在是讲不过去。就是收买中国人的子女，不是没有罪，但也不全在他们，因为“边民略诱卖与，尤为可恶”。林希元也怕被人怀疑跟洋人有什么瓜葛，而自己满腹的诤言，却又没有言路可以表达，看到官府处理对外关系不得要领，也没有谁可以去跟他聊聊，只好长吁短叹，或纵声大笑。[9] 
　　
 问题是，高世之见，不能如星星之火，冲破黑暗，以至燎原。蓝鼎元认识到西方“其舟坚固，不畏飓风，炮火军械，精于中土”，并且看到“大西洋、小西洋诸国，皆凶悍异常。……到处窥觇图谋人国。”他呼吁“防微杜渐……脱有前此吕宋、噶罗吧之谋，不知何以待之？”“今圣德方盛，威灵既远迄遐荒，自万万无所容其痴想。然曲突徙薪，亦有心者所宜熟筹也。”[10]此时距第一次鸦片战争尚有一百多年！可他的话又入谁的耳呢？后来魏源提倡“调夷之仇国以攻夷”、“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海国图志》，在自己的祖国遭到政府的冷落，而被日本人翻译过去后，却对明治维新起了促进作用。魏源晚年皈依佛门的命运，也就是中国的命运。 
　　

当1862年同文馆设立招生，规定学习外语，毕业后可保举为八品或九品官，可士大夫都不愿意进同文馆。夏燮认为出洋学习是“相率而为汉奸”，“用夷变夏之渐不可不防。”[17]到了1870年代初，第一批留学的幼童在国外还要上《孝经》、《五经》这样的课程。从1872年到1875年，在容闳的主持下，先后派了120名幼童赴美留学。原定以15年为期，学成回国。本来这可以为中国培养一批具有世界眼光的紧缺人才，但顽固派却不这么想，在他们眼里，旧制度、旧体制、旧文化的存亡，比国家的存亡与发展更重要，他们担心幼童会被“美化”，从而就“不复卑恭”的清朝“顺民”了。既然培养顺民高于一切，又怎能不挖空心思死力阻挠呢？终于这些留学生在1881年被全数撤回。 
　　
 本来列强闯进了家门，而专制主义统治又自戕生机，真是里应外合！ 
　　

清帝国无论从人口还是从地域上说，都是一个大国。而这两点因素对清帝国的负面影响，我们过去关注得远远不够。老大帝国，要创新，很不容易。 
　　
 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初，江南制造局翻译出版的西学书籍，三十年才卖了13000本。平均每年才400多本，而这时清帝国的人口已经有四亿了。而当时日本的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一部有关西洋文化的书，出版后很快就卖了25万册！[18]在日本这样的小国家，新思想容易传播。 
　　

而在中国，这一万本书培育就是出了一万个先知先觉，相对几亿个无知无觉，真是极少数一小撮�

自由在大国容易被扼杀，但是大国更需要自由�

承平时节，以为事事比别人强，想学人长处，就是崇洋媚外，就像清初杨光先那样认为“宁可使中国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国有西洋人”或者如后来�

宁要******的草，不要$$$$$的苗”、“宁要%%%%%的误点，不要*****的准点”！不把国家弄到积贫积弱不可收拾，决不罢休！民众的非理性一旦成了气候，任何理性的声音都将无济于事。最后政府自己也受制于它，就是想改弦易辙作出理智的外交选择，也是骑虎难下。因为，你不是一向说只有这样才是爱国么？为什么你自己又出尔反尔呢？害国就得害到底！

这就为腐朽的旧制度、旧观念动辄利用民众的情绪打击和迫害新思想、新人物，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对清帝国这样的专制国家来说，国家越大，惰性也就越大，越容易苟延残喘。因此，清帝国对于自己的子民，几乎是可以为所欲为；而对于列强这套对付国民的办法不管用，只能是苟且屈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