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一.
世上所有的坚持，都是因为热爱
张皓宸
上个月，朋友跟一个大佬级别的经纪人吃饭，把我顺道捎上了。刚一落座，那个大佬就讲起前段时间去美国旅行的经历，劝我们好好打拼，争取今后能到那个自由的国度去看看。聊了一会儿见他的朋友还没到，就斟满茶水，给我们讲了一个故事。
他说，我们每个人身体里其实都装着一个宇宙。
阿Ken是个香港人。
因为一直怀抱着大陆梦，于是从港大毕业后，他拒掉了香港公司的offer，直接投奔成都。张艺谋说成都是一座来了就不想走的城市，受他影响，阿Ken对这座城市情有独钟。
故事的开始就发生在这里。
来成都的前两年，阿Ken全然陶醉在自己的游客身份上，靠着家里的钱吃喝玩乐。他异常钟情于火锅，几乎隔两天就会吃一次，还必须是牛油锅底，辣到嘴巴红肿满身大汗才能爽快。最好笑的是，他还喜欢上了打麻将，成都的麻将叫血战到底，一桌四人胡到最后一人为止，他说这种畅快淋漓的“厮杀”打牌方式非常带劲。这份比成都人都还爱成都的情怀，让阿Ken短时间内就交到一帮挚友。
到了第三年，阿Ken败光了家里给他的钱，回头看身边的人都在各自的岗位忙碌，才从桃花源里醒了过来，开始考虑到生活的问题。对一个普通话还说不标准的香港人，找工作其实不易，多次碰了壁，最后因其是艺术设计毕业生，经朋友介绍进了一家婚纱店设计婚纱。

一晃又是两年。26岁的阿Ken从刚进店的学徒到自己动手设计婚纱，看似步履不停，却遇见了自己的瓶颈，店铺不大，生意还好，况且因为放不下面子的缘故，有些单子还得让给另一个女设计师。那个时候，他骗家人说他在一家外企上班，小日子风风火火的，但实则底薪加提成，一个月下来也就只能解决温饱，根本攒不下钱来，手里靠两张信用卡，拆东墙补西墙勉强过活。为了省钱还时常逃掉朋友组的酒局和出国旅行，渐渐的朋友也少了，最喜欢做的事情变成下班后宅在家里枯燥地上网，写写博客。
真称得上是穷困潦倒。
08年汶川地震的时候，阿Ken接到了笔大单，说是那个要嫁人的富二代是阿Ken博客的忠实粉丝，点名要他设计的婚纱。第一次见面沟通被对方邀去仁和春天顶楼的咖啡馆，他丝毫不敢怠慢，打扮得油光蹭亮地去了。
还没来得及消化女生的劲爆身材，就地震了。当时大地就像哀号似的，天瞬间暗了下来，所有人都疯了，四处乱窜，尖叫声和杯子的破碎声此起彼伏。阿Ken想都没想，拉起女生就往应急通道跑，女生吓得一边哭一边叫，高跟鞋都跑掉了，于是他不管人家同不同意，直接拦腰把她扛了起来。小小的楼梯间止不住地晃悠，天花板一直在落灰。那种恐惧，看客们无法感同身受。
两人安全到了街上，乌压压全挤满了人，女生下了地站不稳，整个人就瘫在阿Ken身上，他当时非常尴尬，因为她的胸，真的太大了。

后来事情的发展非常顺天意，女生逃了婚，跟阿Ken好上了。但女方的家长一直对他耿耿于怀，见面聊了工作后更是戴上了有色眼镜，“不可能”三个字给了他们这段恋情最好的回应。
地震后余震不断，整个城市都人心惶惶的，阿Ken一慌神不小心向妈妈说漏了嘴，给家里人知道他在婚纱店工作，于是家里人坚决反对，劝其改行。面对家庭和爱情的压力，他感到前所未有的彷徨。
好在那个大胸女生是个典型的“我喜欢谁关你屁事”的白羊座女孩，瞒着爸妈偷跑去阿Ken的店里，一有机会就给他加油打气。久而久之，他被女生感染，于是重新振作，跑去女生家立誓说，给他一年时间，如果还是没有改变，他就放弃女生。
说实话，这份冲动不全是女生给的，而是他真心觉得自己在设计这块可以搞出名堂，他也从未想过离开这座城市。而爱情给他最好的助力，就是有了责任以后，自己的行为不会太荒唐。
阿Ken说他有次无意看了张艺谋的一个采访。他说当初拍《活着》的时候，他可以跟葛大爷谈剧本到凌晨三四点，葛大爷撑不住睡着了，他就看着身边的工作人员谁眼睛还睁着就跟谁说。跟张艺谋合作过的人都说他精力特别旺盛，一进摄影棚就亢奋。
亢奋绝对是做一件事最源头的动力。
就好比习惯早起的人，拉开窗帘后看见蓝天白云就莫名兴奋，厨师看见食客狼吞虎咽地吃自己做的菜心里就觉得异常满足，摄影师遇见一个好模特，一股脑拍完才能发现自己满身都是泥泞。
怀着这份心情，阿Ken花了半年时间，让自己彻底爱上画婚纱，然后没过几个月，他就被一个国内知名的独立设计师团队挖去当设计总监，北京成都两地飞，加上自己是香港人的优势，让内地的客户有种国际化的归属感，赚的盆满钵满。

故事到这里暂且画上句号。
经纪人大佬抬手跟前来的朋友打招呼，等到那个穿着风衣的男人一落座，我跟朋友惊着了，那张脸作为金牌影视制片人经常出现在新闻上。经纪人简单介绍了他，除了投资影视，还有自己的服装品牌，就连去年双十一淘宝流量最高的那家护肤品店也是他的。
我跟朋友默默在旁边听着他们的谈话，风衣男一直在询问人才输送和绿卡的问题，看样子是准备移民。经纪人打趣说他坚持了这么久终于可以过去了，起初我俩不明白，后来走的时候，他轻轻在我们身边说，他就是阿Ken。
那晚我失眠了，想到阿Ken消失的那两年，一定做了最大的坚持，如同当初坚持设计婚纱一样，坚持让自己更有能力去追回那个女生。
我们现在所经历的迷茫和窘境，其实就归咎于过去不愿面对的改变或多年来不曾根治的恶习，如果因为做一件事而无法坚持，那么到了20多岁需要对外界承担一份责任时，就欠自己一个交代。
我相信，阿Ken去了美国后，一定会在纽泽西跟女生相遇，上天会给勇敢的人最好的福气，好弥补他们那几年动荡的离合，也证明他当初的坚持，没有让自己的后半生有丝毫悔意。
别给自己找太多放弃的理由，因为比你好的人还在坚持。而这个世上所有的坚持，都是因为热爱。
祝我们再遇见，都能比现在过得更好。

但我还是觉得我有责任为自己感慨一下造化弄人。
我原本应该是一个含着金钥匙出生，公众嘴上瞧不起，心里很羡慕的富三代。
我原本还应该是一个时常会无比幽怨地思考，为那些成天纠缠我的美女们“到底是爱我的人，还是爱我的钱”这样的问题而纠结、万分痛苦的高富帅。
可如今我清楚地知道，爱我的人就是爱我的人，一点悬念都没有。
我没见过我外公，对于他，我只能从家里保存的两张旧照片上分辨出他年轻时是一个穿着笔挺的西装，头发梳得光亮的公子哥。
我妈对我外公也没有什么印象，因为在我妈很小的时候，我外公便病故了。
我妈懂事的时候，外婆已经变成了一个带着三个孩子寡妇。
那一年，解放后的中国，所有人都划定了家庭成分，外婆当之无愧地被定为地主，没收了全部财产。
我妈也没有见过外婆长发披肩、高贵冷艳的样子，在她心中的外婆，只是那个在批斗会场地中间目光茫然的地主婆，像一个木头人一样站着，聆听着贫下中农代表们的教导。
在参与批斗的农民阶级兄弟疯狂的“打倒剥削阶级”的口号声中，那个人人尊敬羡慕的三小姐一去不复返，取而代之的只是一个农民阶级的假想敌，一个所有革命故事中蛇蝎心肠的反派。
外婆也哭过，不过不是在批斗的时候，而是粮食困难好转后，从前家里的丫鬟带着几斤猪肉从外地一路找来，两人躲在屋子对着掉眼泪。
我妈发现外婆精神异常，是在她上大学的时候，那一年，外婆原本已经在省城住了几年，但国家的政策有了变化，进了城市的地主分子全部被赶回了农村。
外婆走的时候，我妈哭了，因为她知道外婆未来的日子不好过，国家的经济陷入困境，阶级矛盾无疑是民怨最好的宣泄口，外婆成了一个“搪炮子子”。
有时候外婆也会进城，来看我妈和我舅，只是见面只能偷偷摸摸，因为我妈为外婆回乡掉眼泪的事情，被同学举报到了学校。我妈因此在年级的大会上做检讨，检讨自己和剥削阶级划不清界限的恶劣行径。
在学校里，我妈原本就是异类，在整个年级中，只有两个出生在地主家庭的学生，我妈属于降级录取的考生，和我妈成绩差不多的同学都上了名校，而我妈只能上普通的本科，我妈知道自己的录入来之不易，自然在政治上不敢走错一步。
外婆开始频繁地自言自语，有时候，我妈和外婆走在街头的时候，外婆也会旁若无人地说话，就好像一直和空气中站着的一个隐身人说话一样。
外婆说：“不是这样的。”
外婆说：“我没做过。”
外婆说：“我没有。”
然后不停地重复再重复。

外婆那些自言自语，我也听过，只是我从来没想到，这些对白存在的时间已经那么久了。
我后来才知道，原来在外婆的心里，旁边真的有一个人，他看不见摸不着，纠缠着外婆未来的几十年。
我妈后来替我补足了这段对话。完整的对话应该是这样的。
那个人说：“你是欺压农民的恶霸地主。”
外婆说：“不是这样的。”
那个人说：“老实交待，你对工农阶级欠下的血债。”
外婆说：“我没做过。”
那个人说：“你天天妄想着对我们秋后算账吧？”
外婆说：“我没有。”
外婆被同村里的军属打成脑溢血的那一年，“文革”已经结束了三年了，只是残留在人心中的观念，并没有消散。那几年政治环境开始变得宽松，我妈原以为，日子会越变越好的。只是因为国家实行的户籍制度，外婆没法离开村里，去儿女身边。
我妈一直不知道外婆怎么会惹上了军属，平日里，外婆和这些村子里政治待遇最高的人是没有交集的。
外婆在医院里面躺了五十六天，期间打人的军属来过医院一次，他指着我外婆对着医生们喊：“她是地主，她是地主，你们怎么给地主看病。”
外婆恢复意识后，人却瘫痪了，在之后的几年，外婆只能躺在床上过日子。外婆就这样回到城里，只是因为她户口还在乡下，没有粮票，所以必须吃高价粮。
原本按政策，没有生活自理能力的老人，是可以把户口迁到子女身边。户口的申请送去市公安局很久，也没有着落，眼见一批又一批的名单通过，始终没有她的名字。

外婆时常会一个人自诉自己曾经的过去，虽然这些所谓的记忆，其实是不存在的，她说，自己很小便参加了革命工作，对国家有贡献，还说自己参加过很多场艰苦的战役。
我小时候一直以为人疯了就是这样的，把任何事情加以无厘头的想象，没有关联、毫无头绪。直到自己长大后，我才发现外婆虚构的故事，其实是有关联的，她痛恨打了她的军属，所以把愤怒撒在邻居叔叔身上。
她企图逃离这个并不爱她的祖国，所以幻想着儿子在海外。
她知道自己痛苦的根源来自于自己黑五类出身，所以便妄想把自己染红，混进革命的队伍里。
外婆八十多岁的时候，身体状态大不如前，因为服用了抑制精神分裂的药物缘故，她大部分时间都是混混沌沌的，我妈一生中做过最多的事情就是洗衣服，因为外婆那些年是没有大小便意识的，所以我妈就必须不停地给她洗那些被大小便弄脏的床单和衣物。对于我，我爸妈一直采取放养的方式，因为家里的事情实在太多，所以除了到点吃饭，平时我在干啥，是在学习还是在外面疯，他们是不管的。
我爸一直很庆幸，我没有因此走上邪路，他认为主要原因是因为他遗传给我的个人素质比较好。不过我觉得更客观的原因是：以我的身板和胆识，我就是想走上邪路，黑道的兄弟们也不想收对吧。
外婆有一次生病生得很重，我爸给她倒水的时候，她忽然对我爸说：“我知道你对我很好，每天骂你都不计较，我下辈子做牛做马都会报答你的。”
我爸吓坏了，因为平时外婆从来不给他好脸色的。他爸对我妈说：“你妈这是怎么了，要不要去医院查一下。”
那天我爸妈提心吊胆了大半天，一直到下午的时候，外婆指着我爸说他是诱拐了她女儿的人贩子，他们才松了一口气。
我妈告诉我外婆死了的消息的时候，我正在卫生间里洗脸，我发现自己的脸再怎么擦也擦不干了。那几年，她的身体时好时坏，但我从来没有准备好迎接这一天的到来。

外婆的葬礼上，很多亲戚说，外婆解脱了。
我知道他们说的是对的。
因为从那一天起，外婆再也不用没完没了地否认那些她从来没有犯过的错了。
因为从那一天起，外婆虚构的那些，她向往却永远得不到的生活，终于可以不再成为让她痛苦的追求了。
因为从那一天起，她再不用学习那些低俗的语言，把自己包装成一个体制的受益者，而不是一个富裕人家，衣食无忧的小姐了。
我知道每个时代都有属于那个时代的牺牲品，就像许多年前，那些不肯为丈夫守寡的妇女会被乱棍打死一样，历史的车轮无情地从他们身上碾过。我只是不明白，这一次，为什么时代会选中她。
在一次旅途中，听到旁边的人在说到精神分裂的病人，他们说，那些病人，发作的时候会失去理智，什么都不知道。
我没有说话，但我知道他们说得不对，至少我外婆无论怎么发病都不会骂我，在她虚构的那些不存在的故事中，我也身在其中，我还记得她来学校的那次，她对我说：“快回去收拾一下吧，我带你去新加坡。”
每个人心中可能都会有某一处不会被侵袭的地方，它像一块沙漠中的绿地，无论周围的环境如何严酷，它依然能坚守，永恒不变。
我知道在外婆的心中，属于她的那块绿地面积可能很小很小，小到只能放置一点点记忆，那就是她对外孙子的喜爱。
人生本来便没有悲剧和喜剧，只有选择用微笑或是眼泪来面对的我们。
我相信如果时间足够久，那些曾经让我们悲伤的往事，苦涩的部分会被时间消融，留下的是那些让我们微笑着感触的记忆。
我知道会有一天，我可以笑着去分享有关于三小姐的故事。
我原本以为自己可以笑着把这个故事说完的。

美丽的三小姐

故事三。
红灯须硬闯，马路要横穿
1
我一向以为奇葩的人不在少数。有些人看起来奇葩实际上靠谱，有些人看起来靠谱实际上奇葩，我不知道朱一发属于哪一种，也不知道自己属于哪一种。
朱一发是我刚到北京时的合租室友，是我见过的少数特立独行的人之一。孔子说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也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朱一发就有点“不改其乐”的意思。他具备一种能力——把无聊的事变得有趣，而我和他相反，擅长把有意思的事变得无聊。因缘凑泊，我们成了朋友。
朱一发的签名是“红灯须硬闯，马路要横穿”。这句话让我在未曾谋面时就断定他是奇葩一枚。第一次见面是在合租的房子里，他十足的屌丝相，递了张名片给我，我顺口就念出来了：“来一发！”
“不是来一发，是朱一发。”
“你这名字跟埃及前住房部长马格拉比有一拼，让有知识的人一不小心就念错。”
当时朱一发正在学车，每次去驾校前他都拎一听啤酒上路。他说在驾校不会有交警查，要趁机体会体会酒驾的感觉。他喜欢跑到高档商场问衣服，和售货员漫天砍价，砍完就走，从来不买。我骂他有病。他说这不叫病，叫沟通力。

3
有次去ATM取钱，要穿过的小区正在施工。
我说：“好像过不去，从外面绕吧。”
他说：“正因如此，更要试试。”
真不是一般的贱。
这时，一个戴墨镜的女人迎面而来，路过我们时说了句话，好像是“过不去”。
我愣了下，准备回头，朱一发说：“二货，她是在打电话。”
我回头一看，白色耳机从她的大波浪间耷拉出来，果然是在讲电话。朱一发冲我扬了扬眉毛：“哥眼神儿好吧。”
“你偷窥专业毕业的吧。”
又往前走了三百米，路当中横着一张大牌子，上书四个大字“此路不通”。我朝朱一发竖起中指。朱一发说：“挺好的，锻炼身体嘛。”
我们绕回去，到了自动取款机，插卡进去，发现机子里没钱了。我懊丧地朝朱一发摊了摊手。朱一发说别急，然后走到ATM前，把大脸贴到摄像头上，清了清嗓子，然后吼道：“没钱开毛银行啊！没钱开毛银行啊！没钱开！毛！银！行！啊！”
我没有笑。真的没有笑。我觉得朱一发这个人有点小特别。或者换句话说，有点牛逼。
我碰见司空见惯的事情往往直接略过。就像别人来个当头炮，我想都不想，直接跳马。好像在复杂的世界里，我们习惯了把90%以上的事件打包安装在脑子里，下次再碰到类似事件时，不用分析，程序可以直接凭记忆做出反应。这样就省下了大量的时间。就像马克思认为生产过剩会导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一样，你必须想尽一切办法把过剩的时间填满，于是就需要寻找另外的消遣。但当你安装了快速反应程序在脑子里之后，很多消遣方式变得无效了。
我的第一款手机是很老的诺基亚，上面只有两款游戏：俄罗斯方块和贪食蛇。我每天都玩那两款游戏，有时连续玩几个小时都不嫌腻。让我觉得那种手机彻底不能用的是智能机的出现。我装了不知多少款游戏，每款都是很快玩腻、删掉，换成新的。到现在，没有哪款手机游戏能让我集中精力超过三十分钟。
朱一发的手机里没有装任何游戏。当我看到他冲ATM吼的时候就理解了。生活本身对他来说就是一款游戏。永不通关又趣味盎然的游戏。
更重要的是，他清楚自己有几条命。他冲ATM吼的时候一脸严肃，吼完回头就哈哈大笑。他切换得很精准，手起刀落，毫不拖泥带水。

6
那次谈话后我和朱一发就没有再聊过。我们虽然都有对方的电话和QQ，但我的QQ永远是隐身状态，他好像也是。我把他放在靠上的分组里，但从未见他头像亮过。我没有在节日发祝福短信的习惯，他也没有。我以为他就如我人生里出现过的很多人一样，从此不会再见了。
一个月前，老陈从深圳来北京出差。他比我年长二十多岁，是之前在广州认识的朋友，我们约在紫竹桥附近的一家咖啡厅见面。我竟然在那里碰见了朱一发。那儿离我们谁的住处都不近，北京这么大，两千万人，只能说是缘分。我问朱一发几人，他说就他自己，没事随便坐坐喝点东西。我感觉他的眼神有点怪异，但也来不及细问。我说约了朋友，他说你们聊吧，我晚上也没什么事，待会儿送你回去。
我这才看见桌上躺着一把车钥匙。他自己的车？不至于这么快摇上号吧？
我和老陈吃完聊完，老陈要打车回酒店，朱一发说，干脆我顺道送送这位大哥得了。
车在三环上疾驰。前方红灯亮起，车速丝毫未有减低的趋势。我转头看，朱一发表情如木偶，似乎根本没看见红灯，我陡然想到他两年没更新的签名，联系到他今天独自呆坐在咖啡厅，心里大惊，一个念头瞬间在脑子里闪过：这家伙不会有什么心事想不开吧？
就在此时，一个刹车，稳稳当当在白线后停下，车身并没有怎么晃。我扭头看后座的老陈，他也没有异样的表情，方才意识到是自己少见多怪了。
老陈之前一直未说话，这时突然开口了：“车技不错啊，小伙子！”
这还车技不错？
过了会儿，我突然想到老陈也喜欢车，算是资深票友，就问老陈：“你看我这朋友像有几年车龄？”
老陈说：“刚才这一脚刹车，很像开了十几年的老司机，不过看这兄弟这么年轻，恐怕没那么久，但五六年总是有的。”
我说他车龄还不到两年，老陈不信。
老陈下车后，车转入长安街，渐渐出了四环，周围车流比刚才少了好多，车速居然慢了下来，毫不显眼地跟在其他车屁股后面。我奇怪道：“怎么不飙了？”
朱一发说：“一快之后，必有九慢。”
我咂摸着这句话的味道：一快九慢，九慢一快……你应该改名叫朱十发。
我说：“不是红灯须硬闯，马路要横穿吗？”
“那只是打个比方。很多事情你也许做不到，但一定要去想。”
我花了一阵在脑子里回味朱一发这句话。一年未见，我对他的境况毫无了解，也不便贸然搭话，更不能像当初一句一个“二货”地称呼他了。
沉默了半晌，朱一发开口了，不知是在对我说还是在自发感慨：“你看这世界如此奇伟，大厦如此高峻，使这一切成为可能的，都是在心里闯过无数次红灯的人。”
我用不着细想，用不着咀嚼，仅凭对文字的敏感和直觉，仅凭句式、语气和时态，就能在第一时间做出判断：逼格甚高。
我正要鼓掌叫好，朱一发又加了一句：
“可是，即便是他们，活在这个世界上，依然要遵从万物运行的法则。”
他几乎每次都会让我感到意外，这次也不例外。

7
我说要去单位顶楼的健身房，朱一发把我送到了单位门口。
车停下。我说，朱一发你先别走，我想在顶楼给你拍个鸟瞰照。
我冲进大楼，按下电梯，徐徐升至17楼。我跑进健身房，推开窗户，攥紧扶手，探出半个腰往下看。街道像铅笔盒那么窄，朱一发的车像蚂蚁。而他，就是蚂蚁的眼睛。
拍完照，我打电话给朱一发：“拍完了，你可以走啦。我在楼顶目送你二十里。”
朱一发的车发动，沿着长安街一路向东。慢慢消失在夜袂遮却的洪流中。
长安街上车水马龙，川流不息。路旁华灯盏盏，温柔的光芒镶嵌在这座城市的大地上。伫立的楼厦巍峨高峻，秩序井然。远处工地上，冰冷的摩天机械伸起它的庞然铁臂。
我原以为朱一发是另类，在人群中少之又少。直到此刻方才恍然大悟，在这座城市里有着无数个朱一发，多如牛毛。这庞大而井然的气象就是明证。
存在着无穷多个朱一发这样的人，他们是这世界的刻度。就好比存在着无穷多个有理数，而世界，就是数轴。
比有理数多了很多倍的是无理数，他们同样在这世界上存在着。但他们存在的意义只是存在，并止于存在。没有人能在数轴上精确标出一个无理数的位置。可有理数不一样，你无须标注他们的位置，他们是以定义的方式出现——先于数轴而存在。上帝划下一道线，说：这里是0，这里是1。然后，数轴就出现了。
一个人如果无从理解别人的想法，就只能永远生活在逼仄的空间里。

晚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