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尔布吕克1848年11月出生于贝尔根。他的父亲是一位地方法院法官，母亲是柏林大学一位哲学教授的女儿。在他的先辈中有神学家、法学家和大学学者。他起先在格赖夫斯瓦尔德的一所预备学校接受教育，以后在海德尔堡大学、格赖夫斯瓦尔德大学和波恩大学学习，很早就显示了对历史学的兴趣，听过诺尔登、沙费尔和居贝尔等人的讲授，这些人都深受兰克为历史学术开创的新的科学潮流启示。作为波恩大学一名22岁的学生，他参加了普法战争，其间因突患斑疹伤寒奉命退役。痊愈后，他重回大学，在居贝尔指导下于1873年获得博士学位，其学位论文主题是11世纪德意志的一位编年史家拉姆贝尔特·冯·赫尔兹费尔德。他对其著述进行了深入透彻的评析，首次展示了他在考证方面的机敏，那将使他的所有历史著作卓越不凡。

1874年，在巴登政府大臣弗兰茨·冯·罗根巴赫的帮助下，德尔布吕克被任命为腓特烈王储第4子、6岁的普鲁士亲王的瓦尔德马的私人教师，一直到王子夭折。在这个岗位上的五年不仅使他得以洞察当时的政治问题，还有助于使他的注意力转向军事。在符腾堡1874年的春季演习期间，他一面履行自己作为后备役军官的年度义务，一面阅读弗里德里希·威廉·吕斯托的《步兵史》 ，后者是一位前普鲁士军官，为躲避政府对其 1848～1849年的政治活动的惩罚而逃离该国，1860年在西西里担任加里波第的参谋长，并且是瑞士参谋本部的创始人之一。 德尔布吕克后来说阅读吕斯托的书决定了他选择军事史研究生涯，尽管事实上直到 1877年他才开始认真从事战争研究，当时他被给予机会去完成格奈瑟瑙的回忆录和文件的编辑工作，那是已由格奥尔格·海因里希·佩尔茨开始的。当他潜心于德意志解放战争史的研究时，他强烈地感觉到两类战略思维似乎有根本的不同：一类是拿破仑和格奈泽瑙的，另一类则是卡尔大公、威灵顿和施瓦岑贝格亲王的。当他随编辑工作之后撰写格奈泽瑙传记时，他进一步探究，这种不同便看来更加明显。19世纪的战略总的来说同前一个世纪的战略显著有别。他首次阅读了克劳塞维茨的著作，并且与腓特烈宫廷里的军官们作长时间交谈。在此过程中，他对军事史的兴趣变得更浓，决心探寻战略和作战的那些基本的、决定性的要素。

1879年瓦尔德马亲王去世后，德尔布吕克开始了他的大学生涯，虽然其间并非一帆风顺。1881年他获得在大学执教的资格，但他在柏林大学就1866年战争作首轮讲授时，引起了大学院长的反对，原因在于主题是当代性质的，而且他并未获准教授军事史。这位年轻学者仍然坚持下去，但将自己的注意力转到了久远的历史时期，首先讲授自封建制度初始起的战争艺术史，然后将自己的研究进一步往前推，推到从希波战争至罗马帝国衰亡。他开始系统地研究古代和中世纪史料，发表了一系列短篇研究作品，主题分别涉及希波战争、伯里克利和克里昂的战略、罗马军团支队的战术、早期日耳曼人的军事体制、瑞士与勃艮第之间的战争、腓特烈大帝和拿破仑的战略等。同时，他还鼓励学生对某些特定的历史时期做同样细致的研究。从这些讲授和专题论文中，产生了德尔布吕克的《政治史框架中的战争艺术史》，其第一卷于1900年问世。（全书共7卷，但只有前4卷才能被认为是德尔布吕克自己的作品）。德尔布吕克全神贯注的军事史领域在学术界并未得到高度看重，与此同时他的政治和政论活动往往对帝国的政策有强烈的批评性 (他从 1882～1885年任普鲁士邦议会议员，属自由保守党，1884～1890年任德意志帝国议会议员，1883～1890年是《普鲁士年鉴》编委会成员，此后成为该刊惟一主编)，这些大有损于他得到承认，而那是他的学术水平在正常情况下本来会得到的。他直到1895年才当上教授，其时在柏林大学新设立了一个非教席教授职位，普鲁士文化部内负责大学事务的官员弗里德里希·阿尔特霍夫指定由他担任。一年后，当他继海因里希·冯·特赖奇克之后出任世界史教授时，他才成了教席教授。然而，他从未成为他所在大学的院校长，也从未入选普鲁士科学院，虽然这些荣誉落到了远不如他的同事们身上，他们从来不曾写过或做过任何能与他那流芳后世的工作相媲美的论著或业绩。

《战争艺术史》从第一卷出版的时候起，就成为激烈抨击的对象。古典学者怨恨德尔布吕克很不客气地对待希罗多德，中世纪研究家攻击他对封建制度起源的论述，满怀爱国心的英国学者则对他轻视玫瑰战争大感愤怒。许多由此而来的争议在该书后来再版时被写入了脚注，在那里仍能见到尚未平息的学界怒火。不过，就其主要梗概而言，专家们的抨击无损于这部著作的地位，它受到种种不同读者的广泛赞誉，其中包括魏玛共和国的国防部长威廉·格罗埃内尔将军和社会主义的大政论家弗兰茨·梅林。前者说它“绝对独一无二”， 后者称其为“新世纪里资产阶级德国的历史编纂学产生的最重要著作”，而K．博卡罗夫在他写的苏联国防部编《战争艺术史》全译本第一卷导言里，更少保留地重复了梅林的评价(“不仅就取材范围之宏大，而且就探究辨析之严谨而言，是该领域内最伟大的著作”)。

在德尔布吕克撰写的四卷当中，第一卷讨论了从希波战争直至恺撒麾下罗马武功的全盛时期的战争艺术。第二卷主要论述早期日耳曼人，但也论及罗马军事机器的衰落、拜占庭帝国的军事组织和封建制度的起源。第三卷用于论述战术和战略在中世纪的衰败，乃至近乎消失，其结尾部分展示了战术形式在瑞士－勃艮第战争中的复兴。第四卷将战术方法和战略思想的发展一直论述到了拿破仑时代。在普鲁斯特的小说《追忆逝水年华》第三卷中，一位年轻军官说道：“在一位军事史学家的史述中，最琐细的事实，最微不足道的事件，仅仅是一种观念的表象，这观念必须得到分析，而且它往往有如一个复写本，从中可以揭示出其他观念。”这段话相当准确地描述了德尔布吕克的军事史观。他感兴趣的是总的思想和趋势，而非充斥于早先的军事史书中的细枝末节。在第一卷的导言里，他特别否认有任何意图来写一部无所不包的战争艺术史。他指出，这样的著作必须包括诸如“训练细目及其指导，武器技术和养马技能，最后还有整个海军事务——诸如此类我全无新鲜话可说、或者根本不懂的事情”。德尔布吕克史书的写作目的表述在书名里；它是一部政治史框架中的战争艺术史。在第四卷的导言里，德尔布吕克对此做了更详细的解释。这部著作的根本目的，是在国家体制与战略战术之间建立起联系。“认知战术、战略、国家体制和政策之间的相互关系，便是思考(军事史与)世界史的关系，它揭示了许多迄今为止一直隐藏在黑暗之中或者不为人知的事情。本书的写作目的不在于战争艺术本身，而在于认识世界史。如果军人们阅读它，而且受到它的激励，那么我将感到高兴并引以为荣；然而，它是一位历史学家为历史爱好者写的。”

然而，德尔布吕克同时认识到，在能够从过去的战争中得出任何普遍的结论以前，历史学家必须尽可能准确地查明那些战争是怎么打的。正是因为他意欲探求其他历史学家也将感兴趣的普遍道理，他就不得不费劲儿去搞清楚过去战争中那些“微不足道的事件”和“最琐细的事实”；而且，虽然他自己否认，但他对这些事实的重新评价不仅对历史学家有重大价值，而且对军人也是如此。这些“事实”要到过去传留下来的大量史料中去找，但是许多军事史料显然不可靠，不比“洗手间里的闲聊和仆人们的流言”好。 现代的历史学家应当如何核实这些古代记录？德尔布吕克相信可以用若干办法做到这一点。只要历史学家知道过去的战斗在其中发生的地形，他就能用现代地理学的所有知识核实流传下来的报道。只要他知道所用武器装备的类型，他就能以一种合乎逻辑的方式重构过去的战术，因为使用每一种武器的战术规则都可以被确认。对现代战争方式的研究会向历史学家提供进一步的工具，因为他可以判定在现代战役中平均每个士兵的行军能力、平均每匹马的负重能力以及大规模人群的机动性。最后，往往可能发现这样的战役或战斗：存在着关于它们的可靠报道，而且在其中，早先历史上的战斗状况差不多一模一样地再现出来。存有准确记载的瑞士－勃艮第战争与惟有希罗多德记述过的马拉松之战，都是一方为骑兵和弓箭手，另一方为手持肉搏战武器的步兵。在这两个战例中，步兵都是胜利者。所以，应当有可能从格朗松、米尔唐和南锡战斗中得出能应用于马拉松之战的结论。

这里只需提及“事件考辨法”的很少几项应用。德尔布吕克的一些最惊人成果，是依靠探究过去战争中参战部队的人数取得的。根据希罗多德的记述，公元前480年在大流士之子薛西斯统率下，进犯希腊的波斯大军有26.42万名战斗人员，加上至少同样多的水手、奴仆和随营人员。 德尔布吕克指出这不可信。“按照德国的行军队形，3万人组成的一个军将蜿蜒约3英里，辎重车队还不算在内。据此，波斯人的行军队列将长达420英里，亦即波斯先头部队抵达塞莫皮莱城下时，其殿后部队才刚离开底格里斯河对岸的苏萨”。即使这一尴尬的事实可以解释得通，也没有任何战场大得足以容下希罗多德记载中那么巨量的军队。例如，马拉松平原“如此之小，以致 50年前一位去参观的波斯参谋官颇为诧异地写道：即使一个波斯旅，也极难在这么小的空间里演练”。德尔布吕克基于对古希腊人口的现代研究估计，公元前490年在马拉松迎战波斯人的希腊军队约有1.2万人。由于希罗多德断言希腊军队在兵力数量上处于劣势(而且，他虽然没有说对方的兵力规模有多大，但估计波斯伤亡6400人)，这就意味着参战部队的总人数远远超过这位普鲁士观察家设定的极限。

而且，这些并非仅有的理由，使人可以相信希罗多德总是倾向于夸大波斯部队的兵力。马拉松战役中，希腊军队是一支公民军队，被训练来按照一种原始的方阵打仗，不适于战术机动。波斯军队是一支职业军队，其战士之勇敢甚至在希腊人的记述中都承认。“如果(波斯军队的)规模与其作战之勇敢都是真的，被反复称道的希腊人的胜利就无法解释得通。在这两件事当中，只有一件能够是真的；因此很明显，波斯人的优势不在于兵力数量，而在于兵力质量。” 德尔布吕克断定，波斯人远非拥有希罗多德所述的庞大的军队，而是在整个希波战争期间兵力数量实际上少于希腊人。希罗多德的记载很久以来就受到怀疑，德尔布吕克的批评绝非完全独创。他的真正贡献，在于他将同一套系统的方法应用于考证希波战争到拿破仑战争期间每一场战争的人数记载。因此，在讨论恺撒的高卢战役时，他明确地显示出于政治原因，恺撒对其敌手的兵力估计是严重夸大了的。根据恺撒，长途跋涉的赫尔维蒂人有36.8万之众，并且携带三个月的供给。在德尔布吕克看来，这人数估计带有神话意味。然而，正是恺撒关于赫尔维蒂人的粮食供给所写的话，使他能够证实这一点。他指出，要携带三个月的供给大约需要8500辆货车，而在恺撒时代的道路条件下，这么一支队伍的行进很不可能。还有，在讨论匈奴人对欧洲的入侵时，德尔布吕克通过描述毛奇在1870年战争中指挥50万大军作迂回机动时经历的困难，有力地破除了相信阿提拉拥有一支70万人的大军的观点。“统一指挥如此巨大的一支军队，即使是有铁路、公路、电报和参谋本部，也是个非常艰难的任务……如果毛奇沿同样的路线调动50万人都那么困难，阿提拉怎么能统率70万人从德国渡过莱茵河进入法国，然后直抵沙隆平原？可以用其中一个数字来核对另一个数字”。

德尔布吕克对军队人数的探究不只是有一种单纯的古史研究意义。在德国军队正被教导从历史中寻求教益的时候，破除神话有助于它避免得出错误的结论。在战争或战争研究中，兵员数目最重要。 德尔布吕克本人指出：“一项1000人的部队能够轻而易举地实施的兵力运动，对于1万人的部队来说就是个艰巨的任务，对于5万人的部队就是一项艺术，而对于10万人的部队便不可能了。”除非知道往昔的战役中参战部队的准确人数，否则就不可能从中引出教益。“事件考辨法”还有其他用途。依靠这个方法，德尔布吕克能够以合乎逻辑的方式再现单个战役的详细情况，而他在这方面的成功给德国参谋本部历史局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曾对那种使得侧翼包抄成为可能的斜行进战斗队形的起源进行了研究，其价值格罗埃内尔将军予以了证实； 斜形战术最早由底比斯的伊巴密浓达使用，它与腓特烈大帝1757年在洛伊滕会战使用的队形惊人地相似。众所周知，他对坎尼战役中包围运动的科学描述强有力地影响了施里芬伯爵的作战理论。 然而，对马拉松之战的叙述也许是德尔布吕克重现往昔的战斗细节这一才能的最好例证，尤其是因为它清楚地表明了他的一种信念，即“如果知道敌对双方的武器装备和作战方式，那么地形就是决定战斗特征的一个如此重要和令人信服的因素，以致只要结果确定无疑，便可以大胆地以梗概形式再现战斗过程。”德尔布吕克不仅将这一方法应用于马拉松之战，而且也以此来再现托伊托堡森林之战的情景。

在马拉松的希腊军队由重装步兵组成，排成原始方阵，其机动性很有限，只能缓慢前行。同它对阵的军队人数处于劣势，却由训练优良的弓箭手和骑兵组成。希罗多德写道，希腊军队在马拉松平原上猛烈冲锋约5480英尺，一举粉碎波斯军队的中央阵线，从而赢得了这场战斗。德尔布吕克指出这在体能上不可能。根据现代德国的训练手册，全副武装的战士仅能跑2分钟，大约1080英尺到1150英尺。雅典士兵身负装备并不轻于现代德国士兵，而且他们还有另外两个不利因素：他们不是职业军人，而是平民；他们当中许多人超过了在现代军队里要求的年龄限制。不仅如此，希腊方阵是一种人员排列很密集的阵形，它使任何快速行进都不可能。如此长距离的冲锋将使雅典人的方阵变为混乱无序的乌合之众，那会被波斯的职业军人轻而易举地战胜。 [ 注：假设希腊军队只是行进到弓箭射程之内才发动冲锋，德尔布吕克的立论就变得不那么有力了。然而希罗多德明明说他们“奔跑着冲向敌人，不少于1英里距离。”乌尔里希·冯·维拉莫维茨支持希罗多德的说法，争辩说阿耳特弥斯女神给了希腊人足够的力量发起冲锋，并且批评一类研究低估了神只和其他形式的精神力量激励的重要性。他得到了克罗迈尔的支持，德尔布吕克曾在《历史学刊》和《普鲁士年鉴》上就此与后者进行了争论。 ]

德尔布吕克对战术单位演变的论述被称作他对军事思想的最重要贡献之一。 经过研究，他确信罗马人在军事上的至上地位是其用兵灵活性和机动性的直接结果，而这些又来自他们军队的战术组织形式。他进一步论辩说，“古代战争艺术的真谛”就在于原始的希腊方阵逐渐演变为罗马人使用的、得到精巧协调的战术阵列， 而此类阵列在15世纪瑞士－勃艮第战争中的复兴、连同它们在以拿破仑称霸欧洲而结束的那个时期里的改进和完善，构成现代军事史上的突出事态。古代战争史的转折点是坎尼战役。在坎尼，汉尼拔统率下的迦太基人以一场所曾有过的最完美的战术会战大败罗马人。罗马人怎么能够从这次灾难中恢复过来、击败迦太基人并最终对整个古代世界行使其军事优势？答案要从方阵的演进中去寻找。在坎尼，罗马步兵的阵列就像马拉松战场上的希腊军队那样，这就使他们成了汉尼拔的囊中之物，因为他们的侧翼暴露，加上后卫部队不能独立于军队主体作迂回机动，使得他们不可能抵挡迦太基骑兵使用的包围战术。然而在坎尼战役以后的岁月里，罗马的战斗阵列发生了惊人的变化。“罗马人首先排出一个整齐的方阵，然后将它分成若干纵队，最后再分成大量小型战术单位；这些单位有时互相靠拢，形成一个紧凑和不可穿透的整体，有时又灵活自如地改变队形，他们能够互相分开，并且朝这个或那个方向运动。” 对于现代的战争研究者，这一事态看来那么自然，以致几乎不值得注意。然而，要做到这一步极其困难，在所有古代民族中间只有罗马人才成功了。就罗马人来说，它所以可能，也是靠了历时百年的实验——这期间罗马军队从一支公民武装变成了一支职业军队，并且靠了作为罗马体制特征的对于军纪的强调。 “纪律的意义和威力是由罗马人首先充分认识和予以实现的”。

因此，罗马人所以征服了世界，不是因为他们的部队“比他们的所有对手更勇敢，而是因为靠着纪律，他们有更强的战术组织”。 惟一成功地避免被罗马征服的民族是日耳曼人，他们的抵抗所以可能有效，是由于他们的政治体制当中一种天然固有的纪律，加上日耳曼人的战斗纵队是一种非常高效的战术阵列。 确实，在与罗马人打仗的过程中，日耳曼人学会了模仿罗马军团的组合方式，并且随机或独立、或结合地运动其战斗纵队。随着罗马国家的衰落和帝国的野蛮化，米太亚得时期以来取得的战术进步逐渐终止。从塞韦里即位开始的那个时代的政治混乱削弱了罗马军队的纪律，逐渐损害了它的优秀的战术形式。 与此同时，大量蛮族人被接纳进军队，因而已无可能保持历经几个世纪形成的高度整合的战斗序列。历史证明，只有被组织成强有力的战术单位，步兵才优于骑兵。现在，随着国家衰败和因此而来的战术蜕化，在西方新的蛮族帝国和查士丁尼皇帝的军队里，有一种越来越加剧的、以重装骑兵取代步兵的趋势。 当这一趋势占据主导地位时，步兵战术决定战斗胜负的时代终告结束，欧洲进入了一个由全副武装的骑士支配军事史的漫长时期。德尔布吕克被指责持有下述观点：军事科学的发展随罗马帝国的衰败而停顿，后来随文艺复兴而再度开始。 这一指责是对的。从查理曼的时候起，到瑞士步兵在勃艮第战争中出现为止，所有战争的核心成分都是封建军队。根据德尔布吕克的观点，这不算是战术单位。它依靠的是单个武士的战斗素质；没有纪律，没有统一指挥，也没有兵种的有效区分。在这整个时期里，没有取得任何战术进步，而德尔布吕克看来倾向于赞同马克·吐温笔下“康涅狄克州的美国佬”所言：“当你计算结果时，你无法将一场格斗同另一场格斗区分开来，也无法说清谁被打了。”诚然，在克雷西会战中，英格兰骑士卸去马匹，徒步打了一场防御战，相反在阿金库尔战役中，未骑马的骑士实际上打了进攻战；然而这些仅仅是插曲，不能被视作现代步兵发展的前兆。

独立的步兵在15世纪的瑞士人中间重新出现。“经过劳彭和曾帕赫、格朗松、米尔唐和南锡等一系列战役，我们又有了可以同希腊方阵和罗马军团媲美的步兵部队了。” 瑞士的长矛兵将自己组织成类似于日耳曼人的战斗纵队那样的单位；在与勃艮第人的战争过程中，他们完善了罗马军团用过的组合战术。例如在曾帕赫战役中，瑞士步兵分成两支：一支坚执防御阵势，抗击敌方骑士，另一支对敌军侧翼发动决定性打击。战术单位的复活是一次军事革命，堪与坎尼战役之后的军事革命相比。正是战术单位的复活而非火器的引入导致了封建战争的终结。在米尔唐、格朗松和南锡战役中，骑兵使用了新式武器，但对战役结局没有任何影响。随着步兵战术单位重新成为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骑在马上的武士成了纯粹的骑兵——军队的一个用处很大、但只是辅助性的部分。在其著作的第四卷里，德尔布吕克讨论了这一发展，连同到常备军时代的现代步兵演进，并且在结尾部分论述了由于法国大革命而成为可能的战术变更。

德尔布吕克对战术单位的出现予以的关切不仅使其军事史具有一种连贯性，而且显示了被他认作全书之本的那个论题，即政治与战争的相互关系。他指出，在每个历史时期里，政治的发展与战术的演进密切相连。“重装步兵方阵在马其顿诸王统治下的发展方式，同它在罗马共和国贵族制度下的发展方式很不一样，而只是同政体变化相关，罗马步兵分队战术才得到发展。同样，根据其性质，日耳曼百人队的作战方式与罗马步兵分队也大不一样”。例如，罗马军队所以在坎尼战役中败北，是因为其战术弱点。然而，促成这战术缺陷的是这么一个事实：军队由未经训练的平民而非职业军人组成，同时国家的宪制要求军队指挥权由两位执政官交替行使。 坎尼战役之后的岁月里，统一指挥的必要被普遍认识到了。在经过多次政治试验之后，公元前211年大西庇阿被任命为罗马驻非洲军队的总司令，并且被确保在战争持续期间始终担任此职。这项任命直接违背了国家的宪制，标志共和体制开始衰落。在这个事例中，政治与军事的相互关系显而易见。德尔布吕克写道：“第二次布匿战争在世界历史上的重要性在于，罗马实现了一场内部变更，它极大地增进了罗马的军事潜力，” 同时却改变了国家的整个性质。正如政治因素在罗马战术的优化中起支配作用一样，罗马战术形式的瓦解也只有靠仔细研究帝国后期的政治体制才能得到解释。公元3世纪的政治经济混乱直接影响了罗马的军事机器。“持续的内战毁坏了迄今为止确保罗马军队坚不可摧的凝聚剂——构成军团价值所在的纪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