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统攻防
“夷夏之辨”本是中国历史上的大关目,每每改朝换代之时,中国的士子们就要经受一次煎熬,尤其是被异族取代时,这种煎熬更是格外痛切,与以往不同的是,这一次,中国儒生们遭遇了更大的困境。
以武力夺取天下后,清政府也在努力建构自身统治的合法性。在修《明史》时隐没满清先人隶于明朝的事实、强调满清入关是“为故明复仇”之外,更为重要的,则是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同时证明,其“治统”与汉族士人心目固有的“道统”合一,从思想文化上颠覆他们的“夷夏大防”观念。
于是,从康熙开始,满清便一改此前主要以军事征服和民族高压而立威的偏狭政策,转而着手“文化”道统的重构。1668年4月15日,刚刚亲政的康熙帝,首次率礼部诸臣前往国子监视学,以示“尊孔崇儒”,第二年,康熙帝又颁布以“敦孝悌,重人伦”等儒家价值为核心的圣谕十六条。
到康熙十六年,康熙帝更是藉着《御制日讲四书解义序》之机,更为明确地宣示“道统在是,治统亦在是”。
治教合一,无疑在深层意义上契合了儒家的理想境界,而为一般士大夫所乐于接受。 较之王夫之的决绝、顾炎武的平稳,黄宗羲的回应可谓通达。除了拒绝出仕、保证大节无亏外,并不干涉子弟门人参与清政府的活动,而他自己也不拒绝与一些清廷官员的交往。 通达之外,黄宗羲有着比同时代人更广阔的眼界。 他的思考显然已经越出了一朝之兴亡:“为天下之大害,君而已矣”,“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百姓之忧乐”。
然而,时人并未真正认识到黄宗羲思想的闪光,他们看到的,都只是黄宗羲突然放弃武装抗清,终日埋头著书,还和清廷官员姜希彻等人一道创办书院,后来甚至对清政府的一些朝政、举措表示有限度的支持和首肯。
在此后撰写的文章里,他几乎全采用了康熙、顺治等年号,并称清朝为国朝,甚至直称“本朝”。对于康熙帝,黄宗羲也多有赞美之辞,称“今圣天子无幽不烛”“天子留心文治”。
无怪乎,曾经的同袍、密友,都不理解,其中还有一道出生入死的亲弟弟黄宗炎、黄宗会,人们一度甚至怀疑黄宗羲已经“变节”。
同为抗清志士的好友吕留良,便因此与黄宗羲绝交了。吕留良曾参加过清廷的科举,受黄宗羲的影响后放弃了。然而,正当吕留良想在武装反清事业中再有所图时,黄宗羲却开始教育子弟参加科举,自己也不拒绝与清廷官员往来,两人的决裂之因,由此种下,后来吕留良大骂黄宗羲“议论乖角、心术锲薄”,黄则称吕留良是“石门一狂子”。
吕留良渴望邀友归隐,其《藕耕诗》写道:“各有好山思便住,竟无长策老相催”。黄宗羲则在《宋石门画辋川图》诗中答复称“吾家二百八十峰,九题皮陆唱和始”,委婉谢绝了吕留良归隐共居的邀请。
对归隐态度的分歧,尚未影响两人的友谊。但后来黄宗羲在《复秦灯严书》中,与吕留良同和《种菜诗》,更反映出两人的人生态度已然有别:吕留良在眼看大势已去的情况下,即全力投入到程朱理学的研究与推广中,并与清廷采取对抗态度。而黄宗羲已由早年的积极抗清,转向了著书立说,并对清廷的态度有所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