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阅读了许多反映国民党抗战的类似纪实文学的作品。我发现，书中大都是描述和再现了当年国民党各级官兵在历次战斗中的过程和一些指挥方面的细节，却没有一本专门论述和探讨国民党军队是如何遭到多次大失败以及对历次失败的原因进行分析的书籍。而这类属于高级反思的军事历史书籍在西方英美以及日本、德国等二战参战国中早已经出版无数次了。尽管前苏联在二战初期遭到了严重的失败，可是至今也没有见到一本严厉尖锐的反思自己失败原因的专门书籍，尤其是以斯大林为主的苏联最高领导层所犯下的各种严重的政略和战略失误更无人专门去论述。泛滥于前苏联以及全世界的各种前苏联军事历史书籍中几乎都是叙述和论述苏军是如何英明的打败德军的，而自己失败的经过往往只是一笔带过。为了在我们号称有五千年文明的民族避免前苏联的这个极其愚蠢的历史学模式，我用了二年时间结结巴巴的涂抹了这本小书。
　　借此机会声明，本书中的任何观点都是属于纯军事学范畴，希望读者和专家从纯军事学角度予以批判而千万不要和民族及政治等问题混同起来。
　　应该指出，我们民族经常有令人不理解的现象发生。九十年代以前，各种书籍一致抨击国民党不抵抗政策及其作战经过，这几年却又众声和唱国民党军队的英勇和辉煌，而在这一正一反的宣传热浪中却很少有人依据中日双方的原始史实和原始史料对这场战争的起源和历次失败战役的原因进行客观的系列性的研究和探讨。而今天的我国的民众以及各阶层的知识份子、军区之中，而始终发现不到有关的历史史实的原因和真相。从而，我们民族也就始终无法形成群体性的高度科学，高度智慧般的历史思维系统。就好比一个人在经历了一场洪水的灾难之后，开始，他总是宣传洪水是如何如何厉害，后来，他又总是宣传自己是如何如何的顽强有力而从洪水中逃生。他就是不去寻找洪水发生的原因和总结水利保护设施有哪些不足。而这样下去，他将会在另一次的洪永中遭受灭顶之灾的。
　　这本小书的目的就是试图以我肤浅的智慧去寻找挖掘国民党统帅部在八年抗战中的军事战略方面的某些失误的原因，以试图让今天的人们真正了解那段历史的真相并逐渐改变国人的传统的历史思维方式。更有一点的是借此机会以真实的历史事实告慰于历次失败战役中牺牲的无数名朴实而勇敢的国民党下层官兵们。

第一章　“八·一三”淞沪会战
　　一、大战之前
　　二、进攻
　　三、防御
　　四、撤退
　　五、五十九年后的反思
　　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三日－十一月十二日在中国的上海，中日两国共动员了100万军队，（日本方面为30万人、飞机400架、大炮300余门、战车近400辆、军舰近40艘。我军方面为70余万人、飞机100架、大炮近100门、战车几十辆、军舰几艘）双方进行了一场空前惨烈的生死搏斗。为了保卫祖国的领土，为了捍卫民族的尊严，中国军队以劣势装备顽强抗击日军达三个月之久，致使日军伤亡四万余人。战役后期，由于日军在杭州湾突然登陆打击中国军队的后背，致使中国军队集体溃退从而输掉了这次会战。同时，我军也遭受了巨大的损失，伤亡10万人以上。本文兹在探讨和总结当年我军在此战役中失利和失误的各种原因。
　　
一、大战之前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中日两国在我国华北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芦沟桥事变，从此，中日两国开始了长达八年的战争对抗。
　　从历史上看，日本政府在一九三七年用武力侵略我国是日本政府长期以来就推行其扩张政策的一个必然结果，而我国政府和广大民众及各个党派团体团结一致坚决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也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不屈不挠反抗外族入侵的一个光辉传统的发扬和光大。
　　一九三七年七月到八月间，正当华北大地硝烟滚滚的时候，在中国华中重地——上海，也孕育着一场更大规模的生死搏斗。六年前，即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中日两国在上海曾经发生一场较大规模的战斗。日军在上海挑起事端，遭到我国民党第十九路军的奋勇还击。全国及上海广大民众踊跃支援我军的正义行动。日军受到我军的有力打击而不能前进一步。不得已，日军从黄浦江岸对我军的左翼做突然的登陆打击，我军便面临着危险之中。万不得已，我第十九军从上海撤退。
　　出于各种原因，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委屈求全地与日本政府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
　　这个不平等的协定规定，日本政府可以在上海派驻一定数量的海军舰只和一部份的海军陆战队，而中国政府在上海及其附近地区不得派驻军队，只能由中国的保安团队和警察来此地维持地方秩序。
　　

“一·二八”战役结束之后，国民党统帅部和蒋介石就预见到了中日不免一战。为了在未来的战争期间保卫大上海和首都南京，我统帅部在其未来的作战计划上就规定了当中日战争爆发之初，我军要以优势的兵力一举攻击上海，扫荡和消灭驻扎在上海的日军海军陆战队，以防止日军利用这个桥头堡进行大规模的登陆，攻击我华东地区和我首都南京。
　　在这个原则指导下，我国政府在一九三四年至一九三六年间，在上海到南京之间和上海到杭州之间构筑了大量的国防工事。其中最主要的有吴福线（苏州－福州）和锡澄线（无锡－澄江），在南京附近也构筑了两道防御工事。
　　在一九三六年，我统帅部还任命张治中将军为京沪警备司令，秘密主持制定未来中日战争初期的进攻上海日军据点的计划。张治中当时是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的教育长，他是秘密主持这个新组建司令部的工作。在他主持制定的未来作战计划中，规定在战争刚开始时，就以优势兵力突进到上海，一举扫荡和消灭日军的据点，以防止日军利用这个桥头堡进行大规模的登陆。为此，张治中在一九三六年，就将中央军的精锐部队第36师宋希濂部、第87师王敬久部和第88师孙元良部以及炮兵笫8团和炮兵第10团秘密布防在苏福线和锡澄线附近。
　　“七·七”事变爆发之后，张治中立即从青岛疗养地返回苏州，命令所属部队进入战备状态，同时，他请示蒋介石将第二师补充旅一团的官兵化装为上海保安团队派驻到上海的虹桥和龙华飞机场加强警戒，蒋介石同意了这个方案。当何应钦知道了这件事后，拍着张治中的肩膀说：“老兄，你这个举动可是要出大事啊！”
　　几天之后，何应钦的担心得到验证。
　　八月九日，日军海军中尉大山勇夫骑摩托车欲闯进上海虹桥机场，（日军似乎已知道了中国军队化装为保安队进驻上海）被化装的保安队士兵开枪打死。第二天，中日双方就此事开始了交涉和谈判。日方代表以此借口要求我军化装的部队撤出上海并拆除上海市区的防御工事，我军予以拒绝。
　　八月十一日，日军海军第三舰队驶集黄浦江及长江下游各港口，日军在上海的海军陆战队（四千余人）也进入了戒备状态，上海的形势突然紧张起来。
　　八月十一日下午九时，张治中在接到南京统帅部下达的进攻命令后便将早已集结好的我军第87师、第88师和炮兵第8团，第10团连夜推进到上海市区和黄浦江一线。
　　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三日，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最大规模的淞沪战役打响了！

三、防御
　　一九三七年九月十八日－十一月四日，是我军在淞沪战场的防御阶段。在这个阶段初期，我军的防御地域为北站－江湾－庙行－罗店以南－施相公庙－浏河一线。九月二十一日，我统帅部指示第三战区对淞沪战场做调整部署，整个战场分右翼、中央、左翼三个作战军。张发奎为右翼军总司令，指挥第8集团军和第10集团军，朱绍良为中央军总司令，指挥第9集团军，陈诚为左翼军总司令，指挥第15集团军和第19集团军。其中右翼军主要负责浦东和杭州湾一线的沿海防御；中央军负责对上海方面的作战；左翼负责浏河－罗店－大场一线的防御。
　　整个十月间，双方作战重点均在我军左翼军方向。
　　日军的作战企图为，以三个师团向大场镇攻击，第11师团进入杨泾一线，掩护其侧面；以第13师团作为第二线，等主力攻击大场镇后进入苏洲河一线向南推进以对上海北面的中国军队予以包围，继而攻击南翔。
　　到十月初，日军的增援部队以从我军左翼陆续登陆，共计有20万人以上。
　　我方也陆续增兵，平均一天到达一个师，共计有七十多个师，约70余万人参加了战役，加上战役期间补充人数，共约100余万人。占全国兵力的一半左右。其中蒋介石中央军的王牌部队罗卓英的第18军、胡宗南的第1军均放在了战斗最激烈的我军左翼方向。
　　九月二十八日，日军向我军阵地发起第四次总攻。
　　九月三十日，我军左翼施相公庙正面的敌人使用了第11师团主力和台湾派遣军一个联队对我军第51师阵地发动了较大的进攻。敌人先用飞机大炮对我阵地反复轰炸了数个小时，黄昏后，开始强大的步兵进攻。主要突击方向在公路两侧。我第306团邱维达团长指挥战士们沉着冷静，等敌人步兵进到有效射程时，邱团长一声令下，我步、炮兵一齐开火，阵地立刻变成一片火海，敌人大都葬身火海之中，战斗持续到天亮，消灭了许多敌人，我军伤亡也不小。
　　

十一月一日晚十时，蒋介石和白崇禧、顾祝同等人突然来到南翔附近的一个小学校，召集前线师长以上军官开会。开始时，几个高级军官汇报了前线战况，后来，蒋介石讲话。蒋介石先介绍了开战以来的各方面情况，还表扬了前线官兵的英勇精神，完毕，他才说出他此行的真正目地。他强调指出：
　　九国公约会议将于11月3日在比利时首都开会，这次会议对国家命运关系甚大，我要求你们做更大的努力，在上海战场再支持一个时期，至少十天到两个星期，以便在国际上获得有力的同情和支援。上海是政府的一个很重要的经济基地。如果过早地放弃，也会使政府的财政和物质受于很大的影响。
　　蒋介石在讲话时，语气坚决，态度明朗，大有不容他人讨论和怀疑的样子。讲完话，蒋介石就走了。
　　就这样，砝码终于落在了天平的右端。
　　于是，已经开始实施的撤退计划立即做了改变，各个部队仍然防守原阵地与日军作战，不准擅自后退。
　　这样一来，我军70多个疲劳衰弱之师就在浏河－嘉定－南翔－苏州河南沪西一线狭长的有如一个丫梨形状的地域间和20多万兵强马壮炮粗的日军胶着在一起而导致了一种我军想打又打不过去，想撤又不让撤，想守又守不住的既危险又无奈的局面。
　　此时此刻，即在十一月一日左右的日子里，我军的注意力和主要兵力都放在了与日军对峙的上海方向而忽视了我军的右侧翼即杭州湾方向。（日军的几次登陆的增援部队都是从我军的左翼上岸的，因此，我军把注意力投向了左翼方向而忽视了右侧翼方向。）
　　而早已举起郎头的日军趁此机会，将郎头砸向了杭州湾的金山卫！
　　十一月五日，日军第10军的第6师团，第18师团和第114师团从金山卫和金公亭两处同时登陆！
　　我军的悲剧从此开始了！
　　其实，我军的悲剧早在十月初就已经铸成了。十月初，日军大本营的参谋本部在分析淞沪战场的局势时，就力主将日军主力转向华中的上海方向。因为中国军队的主力已经放在了华中方向，如果日军仍然置华中于不顾而将主力放在了华北，则不能求得整个战争的解决或是胜利。而且当时日军的登陆部队难以解决淞沪战场的结束，所以，应该及时地使用一支有力部队从杭州湾方向打击中国军队。于是，参谋本部新上任的作战部长下村定少将制定了新的作战计划，其要点为：①上海派遣军继续执行现行任务。②命第10军在杭州湾北岸登陆，以利上海派遣军完成任务。③消灭上海之敌。尽管参谋本部有些人力主将日军主力放在华北和山东方向，但是下村定第一部长和冢田攻第三部长坚决主张必须果断地在杭州湾登陆，并要求新组建的海军第四舰队协助。

十月二十日，日军参谋本部下达第119号命令：
　　向上海方向增派第10军及必要的配属兵力。②第10军司令官应与上海协力，在杭州湾北岸登陆，以利于上海派遣军司令官完成任务。③上海派遣军司令官继续执行现行任务并应援助第10军登陆。④有关细节由参谋总长指示。
　　在这个命令的指导下，日军任命柳川平助中将为第10军司令官，将指挥第18师团、第6师团和第114师团以及国琦支队。而第6师团则从华北抽调，第18师团从满洲抽调，第114师团立即动员组建。
　　第10军司令官柳川平助中将立即组织参谋人员制定了该军在金山卫的登陆计划，其要点为：
　　第6师团登陆后迅速向松江西北发展，配合上海派遣军合围消灭中国军队。②第18师团、第114师团登陆后迅速向松江西南发展，切断沪杭铁路，进军皖西，对中国首都南京实行迂回包围态势。③以一支有力的部队向浦东方向发展，压制消灭浦东的中国部队。
　　事后的情况表明，日军第10军登陆后，园满地实现了预定的作战计划。
　　今天来看，日军早在十月底之前就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以从杭州湾登陆切断我70万大军的退路，并向我内地迂回延伸。
　　而在十月二十日到十一月日期间，我军统帅部在于什么呢？
　　我们已经知道了，在这段时间里，我军统帅部将注意力和主要兵力都放在了上海及其附近的战场上，尤其是放在大场和苏州河南岸一带。特别是在十月二十一日，我军组织了桂军六个师举行一次反攻，反攻失败后，日军随即大举进攻大场一线。我军被迫忙于应付各个告急的地段而不能轻易地抽身，在十一月一日之后，更不想抽身了。同时，在我军右翼的杭州湾方向，只摆有几个三流师的兵力（陶广的第62师、陈安宝的第79师）吃饱了之后抱着老式步枪靠在猪圈墙根下打着长盹。
　　今天，可以说，在一九三七年十月二十日至十一月初的这几天中，我军统帅部中几乎没有人判断出日军的主力将在近期内从杭州湾方向突然登陆以打击我军的的侧部。
　　今天看来，日军之所以在十月二十五日至十月底向大场一线作猛烈进攻，其目的之一是要将我军的注意力吸引到这边来而穷于应付种种危急，这时，日军第10军却在华北和东北等港口升火起锚，一路无挡地驶向杭州湾。十一月四日，日海军第四舰队的100多艘船只满载着杀气腾腾的日军驶入了杭州湾，五日，在金山卫等地登陆，其态势有如饿狼下沟。
　　而此时的我军，从蒋介石、白崇禧、顾祝同和何应钦到我趴在泥水没膝的几十万官兵却伸长着多日没洗的脖子遥望西方，等待着国际联盟大会上那几个糟朽的外交家们对日本政府进行一次有气无力的指责以制止日本政府对我中国的穷凶极恶的侵略呢！

今天来看，当年如此狡诈多疑的蒋介石在国际关系方面是多么地愚蠢和幼稚啊！
　　但是，我们可以公正的讲，日军当年的这个杭州湾登陆行动堪称为是一个非常出色的、雄才大略般的成功范例。十三年之后，即一九五0朝鲜战争中，美国麦克阿瑟将军指挥的大规模的仁川登陆仅仅是日军杭州湾登陆的一个翻版而已。
　　和日军这个雄才大略般的战略计划相比，我军的战略计划是如何呢？
　　其实，今天来看，在当年的淞沪战场，从十月二十日开始，即大场还没有失陷的时候，我军就已经输了。就是说，在战略方面，我军已经输了。如果不客气地讲，在智慧方面，我军已经输了！ [ 注：今天有些人，只讲民族精神如何如何。抗战官兵的英勇如何如何，却恰恰回避当年我军的失误和缺点，掩饰当年我政府体制的陈旧及我民众素质的低下，这些舆论的误导绝对不利于我中华民族的发展。 ]

当贾营长率队撤到方家窑附近的一条河边时，公路桥上已经布满了地雷，以炸桥阻止日军。我军唯一的一个用德国15cm重炮装备的炮团撤到这里，无法过桥。重炮团团长彭孟缉在岸边失声痛哭。他对贾营长说：“中国就只有这个象样的炮团，怎么办呀！”贾营长也爱莫能助。炮手们只好忍痛把崭新的重炮全部推进河中。当炮手们小心地走到桥上时，有许多人被地雷炸死。而重炮团长彭孟缉不但没踩上地雷，反而在多年之后在台湾当上了参谋总长。真不知这个彭总长在高高的台上得意洋洋地挥手检阅台下一排排威武雄壮的重炮群时，他有没有想起多年以前他曾为区区一个团重炮的损失而象大老娘们一样地鼻涕一把眼泪一把的呵。
　　当日军第6师团向金山卫－松江一线攻击前进时，我军统局的负责人戴笠和文强在松江办的一个技术干部训练班500多名学员（全是自愿参军的中学生）在日军的袭击中躲进了一个竹林中，被日军野蛮地加以追杀，500多学员仅存50余人。该班大队长廖曙东上校（黄埔六期生）跳入水潭，用手枪打死了多名追击的日军后高呼：“中国不亡！抗日必胜！建国必成！”喊完气壮山河的口号后被日军的乱枪打死。
　　国民党第19集团军第2军第9师炮兵营见习军官金柏源曾经历了那场混乱的大撤退。几十年后，他以异常生动而具体的描写向我们展现了那场凄凉而混乱的景象：
　　当时敌人在战争形式上是向战场实行中央突破，其实是佯攻，吸引我们主力。后来证实敌军经过几个月激烈战斗，受到巨大伤亡后，采取了战略迂回，突然从金山卫登陆了，战场形势突变，大军仓猝后撤，茫茫黑夜，十几万大军，挤在一条路上，大多数跟着部队跑，但少数人离队逃跑了。这时最艰苦的要算我们炮兵了，骡马为防空袭都留在后方，前方都是小路，拆卸下来要靠人抬。兵败如山倒，途之为塞，真是寸步艰难，只看见步兵轻装过去，也看见军长李延年换了长衫跑过。更焦急的是有些人跟不上，我又不得不回头去找他们，在前进路上不得不倒退，有时寻得很远仍未见人。时已深夜，散兵成群，河面有些逃难的民船，他们仅带些必要的衣物粮食，岸上的士兵要求船靠岸搭乘，船在枪声与厉声中，不得不靠拢过来，士兵争先恐后而上，由于超载，船下沉，寒冬腊月身上全湿透了，带来的衣物粮食全沉没了，再前进，沿途看到一些象从未出过远门的富家妇女提着一只篮子，鞋子外套上一双草鞋，右手持一竹棒作拐杖。我心想茫茫路途往何方，篮里的冷饭能维持几天？遥远的持久抗战，他们何处是归宿，何处可安息！再前进沿路都是被敌机炸毁的一片瓦砾废墟、折断的电线杆、杂乱的电线、满目疮痕。路边溪塘里漂浮着多具已被水浸泡多天肿大尸体，更凄惨的是路旁躺着哀叫的伤兵：“做做好事呵，补我一枪！”这种重伤后无人过问的情景，令人惨痛难忍。在车站、在城市，敌机狂轰滥炸，变成人间地狱般的火海。有的全家被炸死。有的只剩一人，有的孩子还在惨叫，妈妈早已死去，永远不能回来。回想数月前，全民抗战的情绪多么高昂，全民的确都组织起来了，如战地服务队、宣传队、救护队等等。沿着京沪铁路。全民挖战壕的情景，还记忆犹新。我们在黑暗的茫茫长夜仓猝后撤，紧张的心情，不知寒冷与饥饿，日夜兼程走。从苏州、无锡、常州沿途所见，这曾是美丽富饶的天堂，今日变成一片瓦砾废墟，惨不忍睹！一路火光冲天，烟雾弥漫，没有死的人背景离乡，扶老携幼，流离颠沛，走上了流浪的道路。我们行军路中，到处听到凄惨的哭泣，这是一个现实的恶梦，人间的残酷，胜过传说中的地狱。

在我军撤退的途中，经过了两道预筑的国防工事，即吴福线（苏州－福山）和锡澄线（无锡－澄江）。按照战前的作战计划，我军在上海地区进行一定的抵抗后要逐次地退到这两道国防工事内以作持久的防御战。可是，在十一月九日我军撤退到这两道国防工事时，由于各部队的建制已被打乱，部队无法进行集结和调动，身后又有日军紧紧地追赶，在这种情况下，我军大部队无法利用这两道国防工事进行有效的抵抗，极少数掩护断后的部队又找不到工事的门钥匙，因此，我几十万大军只好纷杂拥挤地穿越这两道耗费无数财力建成的工事径直奔西而走。于是乎这两道“东方马诺其防线”只得眼怔怔的望着一批批身材矮小，其貌不扬的日本大兵们扬鞭越驴从自己高贵的头上腾空而过践踏着大好山河。
　　十一月十九日，苏州陷落。十一月二十五日，无锡陷落。
　　直到十一月末，我分兵两路撤退的大军在南京附近和在皖浙的广德附近方才收住阵脚，抵御进攻的日军。
　　历时三个月的淞沪大会战到此结束。

④战场上，我方后勤工作跟不上。官兵以往往空腹作战。还有战场救护不及时，医务人员少得可怜，担架队也较少。许多伤兵躺在战壕任其日军炮火轰击，往往轻伤变重，重伤者自生自灭了，请看第21集团军一个连长篮中民的讲述：
　　……到半夜才接到团部命令，把全部带回后方休整。阵地同友军重新部署作战。我撤退时，就有不少士兵表求说，我腿断了，走不动了，请求连长设法带我们回去吧！不然就给我们加一枪，免得受苦。我难过地对他们说，我自己背不上你们，各弟兄都带有弹药武器，怎能扶你们走，请你们安心在此，待我回去请团部派担架来抬你们回去！此时真有“古来征战几人回”之感。后来有没有担架去救他们，不得而知。云南部队王甲本副师长在前线视察阵地，经过我连阵地时，和我交谈彼此情况，我说几天来，我广西部队损失很大。后来王副师长说，他们的部队伤亡更惨，将士尸体填满战壕。
　　⑤战役期间，我军始终没有没立预备兵团。我军是一个部队一个部队逐渐加入作战的。每个师在第一线上只能打三、五天，然后另一支部队接替过来。各个部队是轮番挨打，各个被打烂。到后来无兵可调，只好从我军两翼的沿海沿江防御日军登陆的部队中逐渐地油调出来增援第一线。以致两翼空虚，被日军从金山卫方向包围过来而导致全线溃退。
　　⑥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军统帅部在战略方面的失误。在战役之初，当我军未能攻占日军据点时，就应该及时撤出以对付左翼登陆的日军增援部队。而当日军的主力向我军攻击时，在我军作一定的抵抗之后就应该将部队逐次的撤到预筑的两道国防工事中作有倚托的持久抵抗，更不应该把大量的部队从内地调到上海附近和日军做决战。尤其是日军的立体火力导致我军伤亡之重时，我军应立即撤出狭小的战场到广阔的腹地中与日军作运动战和持久战。我统帅部和蒋介石最明显的错误是在十一月一日前，当我军已经准备撤退时，反而节外生枝，命令我军停止撤退再坚守一个时期，以等待国际联盟开会讨论制裁日本政府的决议结果，使我军本来可以避免的灾难终于发生了。
　　概而言之，正是我统帅部的战略失误方才导致了我军的大失败。
　　而在这种错误方针下，我军的官兵无论是如何的勇敢和不怕牺牲，都是无力扭转整个战场走向失败的局面的。 [ 注：真想象不出来，在淞沪战役牺牲的几十万我爱国官兵如果知道这一点的话，会作何感慨？ ]
　　以上的六点，当年的国民党将士们总结的是正确的，除了这六点，我还想从另外的角度探讨一下我军失败的原因。
　　第一点，是关于这场战役的起因，即我军应不应该在当时一九三七年八月中旬调动部队对上海的日军海军陆战队发起主动性的攻击？

这一点，在今天来看，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按照日军参谋本部的计划，只将日军的作战行动放在华北方向，原则上不在华中和上海一带用兵。只是因为中国军队主动地对上海的日海军陆战队发起进攻之后，日军参谋本部方才决定将准备用于华北的日军几个师团调到华中以增援上海的日军海军陆战队。
　　确切的说，当年的我军如果不在上海主动进攻日军的话，很有可能在一个时期内，日军不会调动主力部队用兵于上海和华中地区的。这样一来，我军就不会在那个狭小的地域内遭受日军的重大打击。也不会很快地丢失上海和南京，而以后我国的抗战就不会那么的沉重。
　　今天来看。当年我军的主动性打击，非但没有扫除日军在上海的桥头堡，反而弄巧成拙将日军的进攻矛头过早地吸引到了华中地区，进而导致了我军处于被迫在两条战线上作战的极为不利的局势。
　　为了更好地探讨这个历史问题，我们还是看看当年的日本统帅部是如何看待这场战争的吧。
　　从战后日本政府披露的史实资料来看，日本大本营和日军参谋本部在芦沟桥事变发生之后，便决定向华北增兵打击中国军队，而对于华中地区和华南地区，原则上不给予增兵与华作战，但可以让海军和海军陆战队出动一定的兵力到长江下游和上海一带保护当地的日本侨民集体撤到上海。而且这个行动只限于海军范围。
　　从后来的事实来看，日军也基本上是按着上述方针做的。
　　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当初我军如果不对上海的日军主动打击的话，这场淞沪战役基本上可以避免，起码在一个时期内不会发生。而我军就有可能不在淞沪地区遭到那样的失败。
　　今天，有人可能会说，当年我军主动打击上海的日军正是忠实的执行了我统帅部几年前就已经制定的作战计划，因此这个行动无可非议。
　　但是，我要追问一句，国际风云是一时多变，我国与日本国的关系也是一时多变，难道我军统帅部不管发生了什么变化，出现了什么样的客观环境，都要机械地执行几年前预定的作战计划吗？ [ 注：战争初期，我国政府的外交机构和谍报机关不知在干什么？ ]
　　有一个问题很明显，那就是我国是一个弱国，工业几乎是个零，官兵的军事素质很低，进行战争的物质基础太薄，在这种劣势的状态下，面对高度现代化的日军，我国政府在对待战争这个问题方面应该慎重，绝对不可头脑发热，更不能轻举妄动。具体地讲，当时我军在华北抗击的时候，在华中地区应该冷静观察。从我方的角度讲，不可刺激日军，以免我军陷入两线作战的困境，更不能主动打击日军诱使日军将侵略矛头转向我上海和南京附近。除非日军主动出兵打击我军。当时我军在华中采取的方案应是能不打尽量不打，能不刺激尽量不刺激日军。道理很明显，一旦打起来，只能对我军不利。即使我军将上海的日军海军陆战队消灭了，拥有强大的海、空军的日军仍然会不费力的从上海一带登陆进攻我国的华中腹地。所以，我军主动打击上海的日军海军陆战队，是个错误的行动。

继续地说下去，蒋介石的这个错误，不仅仅应该由他一个人来负，白崇禧、何应钦、程潜、顾祝同、徐永昌、林蔚等人都有责任。而其他要人，如汪精卫、张群、宋子文、孔祥熙、孙科、陈立夫、陈果夫，陈布雷、王宠惠、邵力子、冯玉祥等人也有责任。因为正是这些人的扶助和拥戴才将蒋介石推上台的。
　　再继续讲下去，我国四亿民众也有责任，因为正是大多数民众的不闻不问、糊里糊涂方才导致国民党专制政府的建立和统治。
　　最后追问根源的话，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我们广大的民众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而将权力随便地交给、送给国民党这样一个非民主式的政党和政府呢？
　　看来，这个问题还是留给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学者们去解释吧。
　　今天还有一个问题应该搞清楚，这就是为什么当初我统帅部和蒋介石一定要在淞沪地区和日军进行会战？
　　关于这个问题，李宗仁先生在回忆录中论述说：
　　我国抗战的战略错误亦多，从基本原则上说。我们对一个优势敌国的侵略战争，应该是长期的消耗战，直到把敌人拖垮为止，决不与敌人争一城一地的得失，自丧元气，消耗主力。所以，抗战一开始，我们断不可把全国的军队的精华集中在京、沪、杭三角地带，任敌方海、陆、空军尽量发挥其优越性能。蒋先生当时作这决定的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第一是由于他不知兵法，而好意气用事。因蒋的本性是绝对亲日的，但目睹失地千里，日本仍不满足，使他面子上无以自处，实在气愤不过、所以不顾一切，和它一拼再说。这是绝大的错误。因为做统帅的人，甚至独当一面的指挥官，一定要冷静，千万不可使气；一时冲动，往往正堕敌人奸计之中。第二，可能是他的策略，蒋先生不愿全面抗战，他认为能把上海牢守几个月，西方列强可能出来斡旋，战事亦可乘此收场，如“一·二八”淞沪抗战一般。
　　李宗仁的判断是有道理的。除此之外。我认为还有一点，即在战争之初，按照蒋介石和统帅部的设想，是在战争爆发后的头几天就将上海的日军消灭掉，以阻止日军利用这个桥头堡进行登陆并入侵我华中内地。就是说统帅部和蒋介石有一种御敌于门外的战略设想。（起码也是御敌于上海之外）因为上海是中国最重要的经济基地和工业基地（尽管工业少得可怜），首都南京又离上海不远，所以，对于上海而言，我方争取的是能守就守，能尽量保住就尽量保住的做法。否则，上海失陷，首都就要危矣，而国民党政府就又要沦落到穷乡僻壤，到那时，在各地方军阀势力还存在情况下，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恐怕就要失去领导般的地位而下降为地方政府的规格。这一点，是蒋介石及国民政府最不愿意看到的。

陈诚为什么这么说呢？（战后，国民党大多数将领也是这样看的）陈诚认为，如果我军不把日军的主力吸引到华中一带，那么，日军就要集中兵力从山西处西越黄河天险，攻占西安，继而从西安南下，越秦岭、下汉中，直奔四川的成都和重庆。日军得到四川之后。我国民政府和我军就要失去了这最后的可靠的大后方。真要这样的话，我们就要亡国亡族了。而且事实已经证明了，我国民政府和我军正是背靠这个大后方才坚持了八年并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其实，细分析起来，陈诚的这个结论也经不起推敲的。道理很简单，如果日军的主力不调到华中而放到华北和山西的话，我军也不会调动几十万大军到华中去。而且，我军也会将这几十万大军调到山西和黄河以南等地的黄河南岸的东西两端，利用山西的忻口和娘子关天险和黄河天险阻止日军攻入山西或跨过黄河，（当时的山西我军如能得到有力部队增援的话，本是可以守住山西的）保卫我中原、长江流域以及四川盆地。如果可能的话，我军还可以从忻口和娘子关高处而下或跨过黄河从黄河的东、西两端攻击日军，逐步将晋北和河北的日军压迫到冀中一带及北京附近。这样的话，就谈不上什么日军主力西越黄河，占领四川盆地，或是什么越黄河而南下，沿平汉路占领武汉，切断我国民政府西迁和军队主力归路的设想了。
　　当然，如果形成了上述的僵持态势的话，日军可能从青岛登陆，打击我据守黄河的山东境内的我军后背，而我军就可能从徐州和临沂一线出兵打击登陆的日军的侧翼，使日军的计划不能得逞。退一步讲的话，我军也可以从山东撤退，在鲁南和苏北一带逐次抵抗日军。
　　总之，日军的主力如果放在山西、同华北我军主力做大规模性的会战，那么，日军就不能再抽调主力从上海登陆进攻我华中和首都南京了。（当然，我军可以利用南京－上海间的国防工事阻止和防止日军从上海方向进攻我内地和中原一带。）因为日军不可能到处都是主力，也因为日军统帅部原则上本不打算在华中登陆作战，而只将主要方向放在华北，以企图利用华北平原一举击败中国军队，以压迫国民党政府妥协。
　　如果历史史实真是这样的话，那我们的仗就好打了。第一，我军可以避免两线作战；第二，我军可以始终在外线怍战；第三，我军不会丢失大片的国土和城市，这样的话，我军的长期抗战就有了一个坚实而丰富的物资基础，这一点是相当重要的。
　　因此，陈诚的这个观点也是站不住脚的。
　　综上所述，淞沪会战只给我国的抗战带来了一个好处和成效，这就是陈诚所说的“政路上之成效”。
　　但是，我要反问陈诚一句：如果在淞沪战役暴发之前，有人让你们拿出几十万兵的生命来换取这个“政路上之成效”的话，你们同意吗？

蒋介石在这次会上仍没有作出明确的决定，只是表示唐生智的意见很对，值得考虑，应该再研究研究。
　　过了一天，又召开了第三次高级会议。唐生智仍坚持固守南京，蒋介石明确地同意他的意见。当蒋介石问到谁来负责固守南京时，没有一个人作声。最后，唐生智打破沉寂，坚决表示要担当负责南京的重任，一定要坚决死守，与南京共存亡！
　　蒋介石立刻同意唐生智的请求，并决定了唐生智立刻走马上任，担任南京卫戍司令部长官，做好一切准备工作。
　　而唐生智在多年之后的回忆文章则是这样讲的：
　　……当时，刘湘问我对于上海和南京战事的看法，我说，至于南京的问题，的确不太好办。守是要守的，就是没有完整的部队来守。不过，依我的看法，可以派一个军长或总司令率领几个师来守卫南京，以阻止敌人迅速向我军进逼，从而赢得时间，调整部队，以后再撤出南京以拖住敌人。刘湘说：“听蒋说，准备要你守南京”我说：“根本没这个必要。要我守，我只好拼老命”。刘湘说；“你看能守多久？”我说：“天晓得”……直到上海的部队将要全部撤退的时候，蒋介石在中山陵园住宅内，召开了一次会议，我也在座。他提出了守南京的问题，并问大家说：“守不守？”他自己又说：“南京一定要守。”我说：“我同意守南京，掩护前方部队的休整和后方部队的集中，以阻止和延缓敌人的进攻”。他说““哪一个守呢？”当时，没有一个人作声。他说：“如果没有人守，我自已守”。我说：“用不着你自己守，派一个军长或总司令，带几个师或几个军就行了。从前方下来的人中间派一个人守，或者要南京警备司令谷正伦守都可以”。蒋说：“他们不行，资历太浅”。又说：“再商量吧”……下午，蒋又找我去，对我说：“关于守南京的问题，要就是我留下，要就是你留下”。我说：“你怎么能够留下呢？与其是你，不如是我吧！”他立即问：“你看把握怎么样？”我说：“我只能做到八个字：‘临危不乱，临难不苟’。”我自九·一八事变回到南京之后，始终是主张抗日的，同时，担任的工作也是筹划抗日工作，上海战事开始时，我又兼任军法执行总监部总监，我能违抗命令，不守南京吗？加之，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这样来将我的军，我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刘斐在回忆文章中说唐生智是自告奋勇负责守南京的，而唐生智在回忆文章中则说是在蒋介石将军下被迫提出的担任负责守南京的任务。那么，到底是唐生智自告奋勇呢？还是被蒋介石将的军，这个历史之谜已经无法对证了。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了，那就是在那二次的高级会议中，唐生智的确表示出要固守南京的。
　　今天，根据众多的当事者的回忆文章来推测，当时的情况可能是这样的，即，蒋介石从政治的角度出发而想在南京进行一场长期的固守，但是当蒋介石看到几位军事专家和将领们从纯军事角度出发而主张只进行一下象征性的防守，而反对固守时，蒋介石只好暂时保留了自己的主张。可是当蒋介石又看到唐生智和自己的主张一致的时候（尽管只有唐生智一个人）他又坚持起自己的固守南京的主张来。并且马上就武断地拍板定了下来。而在当时的那种蒋介石集各种大权为一身的专制式的决策机制的状态之下，尽管诸多的军事专家和高级将领不同意固守意见，又有谁敢去和领袖去争执于长短是非呢？正如当时国民党51师师长王耀武所回忆的那样：
　　在蒋、唐二人讲话之后，到会的将领彼此看看，没有人讲话。关于南京能否守住的问题，在会前议论纷纷，内心明知南京不可守，但没有什么人敢在会上提出具体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