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退兵之因，魏廷当年公报的官方答案是这样写的：“又为地道攻城，城中外雀鼠不得出入，此几上肉耳！而贼中疠气疾病，夹江涂地，恐相染污。昔周武伐殷，旋师孟津，汉祖征隗嚣，还军高平，皆知天时而度贼情也。且成汤解三面之网，天下归仁。今开江陵之围，以缓成死之禽。且休力役，罢省繇戍，畜养士民，咸使安息。”因为曹丕心肠好所以才放你一马......废话连篇，不是曹丕不想取江陵，只是取不了。

是否如《夏侯尚传》所讲的“会大疫”呢？合肥之战也是有大疫，但吴军退兵主因在《张辽传》已交代得很清楚，被张辽的冲阵弄至“吴人夺气”，士气低迷、破城无望才被迫放了曹操大军远在汉中无法救援这夺合肥的大好良机。
瘟疫确实会造成士兵战斗力下降，但也是双向的，魏军有此问题，吴军一样会有，病毒是无差别的侵袭人体。这又不是像以后英法百年战争中的黑死病这么厉害，可以迫使交战双方被迫停战，曹操更把赤壁之败说成：“赤壁之役，值有疾病，孤烧船自退，横使周瑜虚获此名（注46）。”所以瘟疫不是退兵主因。
也许有人会认为曹丕不想承受魏军因瘟疫而有较多的阵亡人数才退兵，但我也可以抬杠说曹丕愿意忍受这结果也要围城直至城破，不愿放弃辛辛苦苦才造成的陷百里洲、隔夏口这样的有利条件，反正根本没有史料表达出曹丕当时心中想甚么。研究历史切忌把自己代入成主人翁，我们所想的未必是当时主人翁心中所想！

潘璋的火攻也不会是最终的主因，因为还没有实行过，魏军的主力仍在，还有交战的能力。江水其后暴涨，也不是冲毁了魏军驻营。当时江陵不像襄樊之战时下暴雨，于禁之事重演的机率不太大。在江陵战场没有粮草补给困难的史料，主力仍在，魏军是有条件继续围城的。

其实主因就是朱然才让围城的曹真无计可施，有造反者也让朱然发现。再加上主力被击退导致其他各路退兵，这样的例子有：诸葛亮第五次北伐邀得孙权起兵响应，但曹睿救合肥新城，加上满宠的杰出表现让孙权退兵，结果向广陵的孙韶、攻襄阳的陆逊一同退兵；《建康实录》压根没有提及江陵之战，只有濡须之战；以及江陵初定，经济、人力等等因素还是以三吴地区为主，所以曹仁军这打算直插三吴的利剑才是魏军的主攻部队，历代北灭南的都是以从历阳至采石为主（注29），故曹仁战败曹丕也只好下令夏侯尚、曹真等退兵。

三路伐吴最终以无功而返告终。曹植日后在《与司马仲达书》中总结了吴国充分发挥江淮、江汉间不利于魏国骑兵的地理优势：“以洲渚为营垒，以江淮为城堑。”（注47）

九、历史谜团
其实陆逊应该才是东吴名义上的主帅，只是坚守江陵的朱然实际上长时间迎战魏军，才是魏军的主要敌将，用抗战国军的战区司令官与敌前总指挥来形容陆逊和朱然，可能会容易理解一点；孙权当然有权在全国作出任何的军队调动，因为他就好比是蒋介石，但由于前述文聘的阻隔（以及没有吴军突破文聘防线而增援的记录），加上孙权可能应付多线作战，也不会把所有精力放在江陵之役上。
为甚么说陆逊是江陵之役的主帅？因为目前为止，有文献记录和出土实物，互相印证了这事。《建康实录》在提及了曹休等来犯后就接著写：“权令吕范、诸葛瑾等缘江守备，拜陆逊为辅国大将军、郢州牧，封江陵侯、假黄钺，渡江拒魏，以将军朱桓为濡须督，封新亭侯。”这段话虽然在陆逊升职时间和职位与《三国志》有出入，但孙权在安排将领迎战魏军方面，各人也有自己所负的责任，陆逊“渡江拒魏”这句是因为句子前后倒置才出现在这段的可能性是基本没有，而且根本提也没有提及镇江陵的朱然，仅有督**的诸葛瑾，可见江陵之役是由陆逊作主帅。

文物方面，现存于北京故宫博物馆，在清道光二十三年（公元1843年）于陕西西安市南郊出土的《曹真碑》有一句话：“□冬霜于陆议，奋雷霆于朱然”，曹真之前大部份的征战皆是发生于西方，这次南征才是其第一次与吴交战。围朱然于江陵记作“奋雷霆于朱然”，那“□冬霜于陆议”呢？所以只能理解成陆逊是这次吴方的主帅，否则《曹真碑》不可能提及不是交战对象的陆逊。
《曹真碑》也有主帅在后方有功的逻辑思维，例子是苏则和张既的平河西，因为曹真是镇西将军，都督雍、凉诸军事，所以曹真也能沾点功劳：“张掖张进”这四个字以后说甚么，因为碑是残碑所以不得而知，但肯定是指苏则讨斩张进一事，因为曹真曾遣费曜，尽管《文帝纪》和《通鉴》把平定叛乱的主帅记为苏则；“羌胡诳之□□□张罗设陷阱之坑网”发生于讨斩张进之后，这里的羌胡应是指凉州卢水胡。张既在这战先用声东击西之法占武威，然后诱敌深入破敌，这应该就是如《曹真碑》所讲的设陷阱，由于是役张既遣曹真属下费曜征战，极可能是曹真遣费曜让张既节度，所以曹真也能沾光。
《明帝纪》也有“右将军张郃击亮于街亭，大破之”一句，但实际上只是张郃击破诸葛亮的马谡，击破敌军某部也可以被写成打败后方的敌主帅，因此曹真到底是打败陆逊还是打朱然军连同后方的陆逊也被写上，必须要弄清陆逊到底是否真的没有亲至江陵，因为上述的两条资料只能证明陆逊间接参战，像双方君主曹丕和孙权一样，虽是出征，但只是在后方。

其实最重要的证据就是来自成书于唐的《元和郡县志》。尽管当中的山南道一，也就是讲述夷陵的那一卷已散佚，不过成书于南宋的《舆地纪胜》，其中的峡州条引录了《元和郡县志》的记录，证明陆逊在破刘备后是还屯夷陵的：“西陵峡，在夷陵西北二十五里。《吴志》云：‘陆逊破刘备，还屯夷陵，守峡口以备蜀’，即此也。”
可能有人还不认同这条史料，并质疑此乃王象之的误记，但陆逊还屯夷陵的记录亦同样为《通鉴地理通释》所引录，见卷十二。至于李吉甫记录唐时的《三国志》更为接近事实本貌，之前评论臧霸攻徐陵实乃“烧攻城堑”，即为一例。

古藉因年代旧远，传抄的人间中抄错一两个字、脱句，时有发生。《旧五代史》散佚后还要靠《永乐大典》，再引用《册府元龟》、《资治通鉴考异》等书所引用的《旧五代史》材料作补充，才大致恢复了原来面貌的十分之七八，所以根本没理由怀疑八百多年前王象之等人所看见的《三国志》不是更接近陈寿的原文，何况陆逊还屯夷陵还能从现存《三国志》的版本中作推测。

《陆逊传》云：“（黄武）七年，权使鄱阳太守周鲂谲魏大司马曹休，休果举众入皖，乃召逊假黄钺，为大都督，逆休......遣还西陵。”陆逊于石亭之战破曹休后写的不是“遣督西陵”，而是“遣还西陵”，那分别就大了，前者的话就代表陆逊之前不是在西陵而后者标示陆逊在石亭之战时身在西陵。再加上《步骘传》在其后一年指出：“是岁，都督西陵，代陆逊抚二境”，可见陆逊以前就是都督西陵。

而两年前在《吴主传》记录了“陆逊以所在少谷，表令诸将增广农亩”一句，正如前述，江汉平原以及附近的云梦大泽是荆州农业区的核心，若陆逊在江陵或**的话，军屯后不太可能还“所在少谷”；相反，若是身在非江汉平原的西陵，就比较合情理。再鉴于东吴是实行部曲制，以及督某地的将领，死后通常也由子孙所继任（注48），鉴于《陆逊传》从来没有提及他何时都督西陵，但可以肯定建安二十四年他这宜都太守身在县治夷道（今湖北宜昌），而不是夷陵（注49）

追溯到黄初三年，刘备闻魏军出兵后书与陆逊云：“贼今已在江陵，吾将复东，将军谓其能然不？”（注50）；《先主传》还云当年十月：“孙权闻先主住白帝，甚惧，遣使请和。”陈寿正文和裴注让我们知道刘备虽然败走至白帝，但不能说等同对吴再无任何威胁，就算日后郑泉和宗玮互相往来，吴汉已复通。

还有，正如前述孙权因扬越蛮夷而影响江边兵力，以及步骘在夷陵之战后还要讨平“零、桂诸郡犹相惊扰，处处阻兵”，这时开始督“国之西门”的西陵不是不合情理的。若史书没有明确指出某地之督移屯或参战，他应该是仍然留督；因此综合来说，夏侯尚围朱然于江陵时，若陆逊如《建康实录》所说有拒魏的责任，陆逊渡江至夷陵，既可防蜀汉，又能随时增援己军，这个应该才是事情的真相。
既不与《建康实录》相冲，若应用《明帝纪》张郃破亮于街亭的逻辑，《曹真碑》的话和陆逊还屯夷陵是可以共存。《曹真碑》与一般碑文一样，尽可能把所有功劳都加于主人翁身上。当然，孙权也可能仅仅是给予他拒刘备的任务。

反过来说，若陆逊亲自到前线而败北，可以说是只字不提之因，但问题是输得更惨的吕范，一样有记录见于《三国志》。就算陆逊曾吃败仗，但吴军最终还是防卫江陵成功，已亲至前线的陆逊也算有功，但何解没有记录？正如前述曹操和曹丕的南征，一样会有蛛丝马迹留下，魏军诸将的本传何解根本没有曾破陆逊这一回事？

就算拥有政治压力强如已登基的李世民，想把自己的帝位来个名正言顺，结果从起兵反隋的首谋开始，让史官修改史实，不断借各人对话、行事来证明他是合法的继承人、受命于天，但结果呢？不止官修的《旧唐书》也有其他传志透露出起兵反隋首谋是李渊，连唐太宗、唐高宗时人所写的《大唐创业起居注》也透露了，那宋代所重修的《新唐书》也就见怪不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