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这整一件事，到底和王振有没有关系呢？我以为还是有一定关系的。因为在正统初年，王振曾主导了一股崇尚严苛的政治风气。“（振）导帝用重典御下，防大臣欺蔽”[12]，“自是言官承振风指，屡摭大臣过，自公、侯、驸马，伯及尚书、都御史以下，无不被劾，或下狱，或荷校，甚至谴谪，殆无虚岁。”[13]我们可以看到，就在本年五月，通政司还弹劾过户部尚书刘中敷、侍郎吴玺等人，取的同样是鸡毛蒜皮的小事[14]，可见当时的风气确实如此。所以我认为，这件事并非王振授意李锡，专门针对于谦进行的政治迫害，而是当时官场整体严苛风气下的普遍状态。
事实上，王振权力大盛，大概起于正统六年年底，这正是英宗亲政之时。从这以后，王振便可以结纳党羽，著名的如工部侍郎王佑、光禄寺卿柰亨、钦天监正彭德清等。而王振开始迫害文官，则起于正统八年的薛瑄案。而在之前的大多数时间内，王振对于文官，表现得还是相当友好的，例如他企图结纳薛瑄、陈敬宗，敬重魏骥，和杨士奇、周忱等人关系和睦。可以说，在正统六年的年初，王振尚没有必要去专门陷害一个与自己并无交集和利益冲突的外任官员。
注：
[1]《明英宗实录》卷77、79、82中各日条下记录。
[2]《明英宗实录·卷274》天顺元年正月丁亥条。
[3]明·于谦《于肃愍公集·附录》（丛书集成本）。
[4]《明英宗实录·卷78》正统六年四月壬辰条。
[5]《明英宗实录·卷273》景泰七年十二月甲子条。
[6]“与民争利”见《明英宗实录·卷161》正统十二年十二月乙亥条、“受贿”见同书卷204景泰二年五月庚戌条。
[7]明·叶盛《水东日记·卷6》，“奏止议事官入朝”条。
[8]明·于谦《于肃愍公集·卷11》，《自叹》、《无题》（丛书集成本）。
[9]明·申时行《（万历）大明会典·卷13·朝觐考察》。
[10]《明英宗实录·卷9》宣德十年九月壬辰条：“儹运粮储总兵官及各处巡抚侍郎与廷臣，会议军民利益及正统元年合行事宜上闻：……运粮总兵官及巡抚官岁以八月赴京议事。上以所议皆当，从之。”
[11]《大明律·卷2·吏律一》“擅离职役”条。
[12]清·张廷玉《明史·宦官一·王振传》。
[13]清·夏燮《明通鉴·纪22》正统元年十二月条。
[14]《明英宗实录·卷79》正统六年五月乙丑条。

本文原创
@风中的沙棘 @大盈若冲 @人闲送江流

介个，汗，算瑕疵也算人之常情吧。怪只怪不让带家眷赴任的规定忒不人道了

给点意见嘛，大家各抒己见才好。我记得西岛以前说于谦为了想调回京城做官，还走过刑部尚书魏源的门路，可惜找不到这个史料啊。

　　魏源，字文渊，建昌县人。永乐四年进士。除监察御史。辨松江知府黄子威诬。奏减浙东濒海渔课。巡按陕西。西安大疫，疗活甚众。奏言：“诸府仓粟积一千九十余万石，足支十年。今民疫妨农，请输钞代两税之半。”从之。凉州土寇将为变。亟请剿，乱遂息。两遭丧，俱起复。洪熙元年出为浙江按察副使。
　　宣德三年召署刑部右侍郎。五年，河南旱荒，民多转徙。帝以源廉正有为，命为左布政使，俾驰驿之任。时侍郎许廓往抚辑，廷议又起丁忧布政使李昌祺原官。源与廓、昌祺发仓廪，免逋赋杂役，流民渐归。雨亦旋降，岁大丰。居三年，召还，授刑部左侍郎。明年，永丰民夏九旭等据大盘山为乱。帝以源江西人，命抚之，都督任礼帅兵随其后。未至，官军擒九旭，因命二人采木四川，兼饬边务。
　　英宗即位，进尚书。正统二年五月命整饬大同、宣府诸边，许便宜行事。源遣都督佥事李谦守独石，杨洪副之，劾万全卫指挥杜衡戍广西。明年奏大同总兵官谭广老，帝命黄真、杨洪充左右参将协镇，诸将肃然。按行天城、朔州诸险要，令将吏分守。设威远卫，增修开平、龙门城，自独石抵宣府，增置墩堠。免屯军租一年，储火器为边备，诸依权贵避役者悉括归伍。寻以宣、大军务久弛，请召还巡抚佥都御史卢睿，而荐兵部侍郎于谦为镇守参赞。朝廷以谦方抚山西、河南，不听。于是言官以临边擅易置大臣为源罪，合疏劾之。且言源为御史尝犯赃，乃冒领诰命。帝以源有劳，置不问。事竣还朝，与都御史陈智相詈于直庐。智以闻，诏两责之。
　　岁旱，录上疑狱，且请推行于天下，报可。旋坐决狱不当，与侍郎何文渊俱下狱。得宥，复以上辽王贵烚罪状，不言其内乱事，与三司官皆系诏狱。累月，释还职。
　　源在刑部久，议狱多平恕。陕西佥事计资言，武臣杂犯等罪，予半俸，谪极边。源以所言深刻，奏寝之。郎中林厚言禁刁讼、告讦及择理刑官、勘重囚务凭赃具四事，皆以源议得施行。六年以足疾命朝朔望。八年致仕，卒。

《明史》（卷176）：“帝不豫，卧文华殿。会有间东宫于帝者，帝颇惑之，密告贤。贤顿首伏地曰：“此大事，愿陛下三思。”帝曰：“然则必传位太子乎？”贤又顿首曰：“宗社幸甚。”帝起，立召太子至。贤扶太子令谢。太子谢，抱帝足泣，帝亦泣，谗竟不行。”
@风中的沙棘

震惊了.汉月的文章可以当教科书了.评职称绝对教授级的.

佩服，有空去先帝吧坐坐，洗耳恭听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