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武昭宣时期
这时期是西汉王朝的全盛时期，各项制度趋于完善，国威远扬。相权在这时开始被分散并逐渐向内朝官手中转移。这也预示着相权以后变化的趋势。
相权很大，集中于离皇帝较远的外朝官丞相手中的现实与皇帝想加强自身权力，经常在内廷处理事务的愿望发生了矛盾，于是，经常在皇帝身边的中朝官便派上了用场。汉武帝时期，中朝官尚书异军突起，侵夺了很大一部分原属于丞相的权力。这也是相权由外朝向内朝转移的开始。
尚书，从名义上讲，只是少府的下属机构，负责接收和起草文件。但事实上，由于他们可以比较自由地接近皇帝，皇帝也觉得这些人较外朝官易于控制，于是，皇帝就逐渐有意识或无意识的把一些原本应交给外朝丞相的事情交给身边的尚书去做，而且下意识地把尚书等内朝官引以为自己人，觉得他们更可靠一些。就这样，尚书等内朝官的实际地位很快就超过了外朝官，包括外朝官的首领丞相。尚书职权的加强和随之而来的“领尚书事”的出现，都标志着身为外朝官首领的丞相的权力的缩小和相权的被分散和向皇权靠拢。与汉初相比，这时候的情况是“用人行政，领尚书者定于禁中，丞相奉行而已，权遂归尚书”；“大臣有罪，则尚书劾之；天子责问大臣，则尚书受辞；选第中二千石，则使尚书定其高下；吏追捕有功，则上名尚书因录用之；刺史奏事京师，则见尚书”。（注：转引自王光祥：《略论我国封建专制体制下的相权及其形式演变》，载《北京大学研究生学刊》1991年第2期。）汉初那种相权集中于丞相一人之手的情况一去不复返了。相权中能体现其独立性的决策权、选官权和劾案百官权都已经由丞相手中转移到了内朝官尚书手中，进而集中于皇帝手中。从此，以丞相为首的外朝官差不多只有执行诏令的份了。
到汉武帝的时候，国初的功臣集团已渐渐地自然消亡，功臣集团的影响也随之消失，皇帝终于可以完全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了。从汉武帝开始，改变了汉初先封侯后拜相的惯例。“先是，汉常以列侯为丞相，唯弘无爵。上于是下诏曰：‘……封丞相弘为平津侯。’其后以为故事，至丞相封，自弘始也。”（注：《汉书》卷58《公孙弘传》。）这样就使为相者无阀阅可骄而感帝之恩宠，成为皇帝意志的执行者。不仅如此，皇帝在委政权臣亲信之外，还大力加大御史大夫的监察权力。丞相在这时的处境已经不怎么样了。石庆为丞相时，“事不关决于庆，庆醇谨而已。在位九岁，无能有所匡言。”（注：《汉书》卷46《万石传》。）
这时期外戚集团凭借着皇帝的宠幸在王朝政治中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汉武帝末，以“大将军光秉政，领尚书事，车骑将军金日ｄī＠①、左将军上官桀副焉”。（注：《汉书》卷7《昭帝纪》。）而这时的丞相车千秋则被排除在辅政大臣行列之外。霍光是外戚出身，在几乎整个昭帝时期，独揽朝中大权。当时丞相已经显得很无奈，“时大将军光秉政，议者或言光置宰相不选贤，苟用可颛制者”。（注：《汉书》卷66《蔡义传》。）连废昌邑王刘贺这样的大事，也是等事情决定好之后才通知丞相杨敞的。杨敞始则惊惧不知所措，随即便唯光命是从，领衔上奏。丞相领衔上奏的虚权尚在，面子上还算过得去。应该讲，霍光只是借皇权之名行独断之实而已。但霍光以外戚身份独揽大权，架空了皇帝，皇帝必然要借助其他势力来重立威信，这就为西汉以后的政局演变埋下了伏笔。
宣帝即位初，霍氏家族的霍山仍领尚书事，权势遮天，引起了宣帝的不满。宣帝为改变君弱臣强的局面，撇开霍山控制的尚书机构，转任同在内朝的中书，这样就出现了霍山所讲的“后上书者益黠，尽奏封事，辄下中书令出取之，不关尚书，益不信人”（注：《汉书》卷68《霍光传》。）的情况。宣帝在消灭了霍氏之后，曾经对中央权力归属问题作过一些调整。例如，宣帝躬亲政务，任用象张安世和魏相这样的贤臣，丞相的权力有所恢复，但好景不长，宣帝为了确保自己的权力，重蹈任用外戚的老路，外朝官员毕竟不如自己家人那么值得信赖。从此，西汉的政治舞台上便一直活跃着外戚们的身影，直到外戚王氏取汉而代之。这是武帝和宣帝所始料不及的。
这一阶段的变化也是和当时的具体情况相适应的。正如吕思勉先生在其所著的《秦汉史》中所讲的那样：抚循失职之民，翦灭功臣，辑和外国，削弱同姓王，皆所以使秩序不乱，民遂其生者也。然仅能维持现状而已，自晚周以来，众共谓当改正之事，未之能改也。此乃天下初定，有所未皇云尔，固非谓其不当改。治安既久，不复乐以故步自封，终必有起而正之者，则汉武帝其人也。汉武帝即位于文景之治之后，所面临的复杂情况远非黄老思想的俭约无为所能应付的，必须要有所更正以适应已经改变的形势。于是汉武帝逐渐改变汉初不尚兴作，清净无为的黄老思想，在以往诸帝的基础上加以发展，形成适应其多所设施，兴造功业需要的一系列政策，其中包括加强皇帝与中央权力和改黄老政策为崇法尊儒，法儒并用。在已经改变了的形势和统治主导思想的共同影响之下，汉武帝开始加强对相权的控制，表现就是内朝官的兴起并侵夺了许多原属于丞相的相权。原来无所不统的丞相日益向单纯的政令执行机关演变。这时期，丞相在名义上还是百官之首，还有显赫的声望。在以后的时间里，丞相的官爵品级也被降低，连名义上的百官之长也难以维持。
这时期是西汉王朝的全盛时期，各项制度趋于完善，国威远扬。相权在这时开始被分散并逐渐向内朝官手中转移。这也预示着相权以后变化的趋势。
相权很大，集中于离皇帝较远的外朝官丞相手中的现实与皇帝想加强自身权力，经常在内廷处理事务的愿望发生了矛盾，于是，经常在皇帝身边的中朝官便派上了用场。汉武帝时期，中朝官尚书异军突起，侵夺了很大一部分原属于丞相的权力。这也是相权由外朝向内朝转移的开始。
尚书，从名义上讲，只是少府的下属机构，负责接收和起草文件。但事实上，由于他们可以比较自由地接近皇帝，皇帝也觉得这些人较外朝官易于控制，于是，皇帝就逐渐有意识或无意识的把一些原本应交给外朝丞相的事情交给身边的尚书去做，而且下意识地把尚书等内朝官引以为自己人，觉得他们更可靠一些。就这样，尚书等内朝官的实际地位很快就超过了外朝官，包括外朝官的首领丞相。尚书职权的加强和随之而来的“领尚书事”的出现，都标志着身为外朝官首领的丞相的权力的缩小和相权的被分散和向皇权靠拢。与汉初相比，这时候的情况是“用人行政，领尚书者定于禁中，丞相奉行而已，权遂归尚书”；“大臣有罪，则尚书劾之；天子责问大臣，则尚书受辞；选第中二千石，则使尚书定其高下；吏追捕有功，则上名尚书因录用之；刺史奏事京师，则见尚书”。（注：转引自王光祥：《略论我国封建专制体制下的相权及其形式演变》，载《北京大学研究生学刊》1991年第2期。）汉初那种相权集中于丞相一人之手的情况一去不复返了。相权中能体现其独立性的决策权、选官权和劾案百官权都已经由丞相手中转移到了内朝官尚书手中，进而集中于皇帝手中。从此，以丞相为首的外朝官差不多只有执行诏令的份了。
到汉武帝的时候，国初的功臣集团已渐渐地自然消亡，功臣集团的影响也随之消失，皇帝终于可以完全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了。从汉武帝开始，改变了汉初先封侯后拜相的惯例。“先是，汉常以列侯为丞相，唯弘无爵。上于是下诏曰：‘……封丞相弘为平津侯。’其后以为故事，至丞相封，自弘始也。”（注：《汉书》卷58《公孙弘传》。）这样就使为相者无阀阅可骄而感帝之恩宠，成为皇帝意志的执行者。不仅如此，皇帝在委政权臣亲信之外，还大力加大御史大夫的监察权力。丞相在这时的处境已经不怎么样了。石庆为丞相时，“事不关决于庆，庆醇谨而已。在位九岁，无能有所匡言。”（注：《汉书》卷46《万石传》。）
这时期外戚集团凭借着皇帝的宠幸在王朝政治中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汉武帝末，以“大将军光秉政，领尚书事，车骑将军金日ｄī＠①、左将军上官桀副焉”。（注：《汉书》卷7《昭帝纪》。）而这时的丞相车千秋则被排除在辅政大臣行列之外。霍光是外戚出身，在几乎整个昭帝时期，独揽朝中大权。当时丞相已经显得很无奈，“时大将军光秉政，议者或言光置宰相不选贤，苟用可颛制者”。（注：《汉书》卷66《蔡义传》。）连废昌邑王刘贺这样的大事，也是等事情决定好之后才通知丞相杨敞的。杨敞始则惊惧不知所措，随即便唯光命是从，领衔上奏。丞相领衔上奏的虚权尚在，面子上还算过得去。应该讲，霍光只是借皇权之名行独断之实而已。但霍光以外戚身份独揽大权，架空了皇帝，皇帝必然要借助其他势力来重立威信，这就为西汉以后的政局演变埋下了伏笔。
宣帝即位初，霍氏家族的霍山仍领尚书事，权势遮天，引起了宣帝的不满。宣帝为改变君弱臣强的局面，撇开霍山控制的尚书机构，转任同在内朝的中书，这样就出现了霍山所讲的“后上书者益黠，尽奏封事，辄下中书令出取之，不关尚书，益不信人”（注：《汉书》卷68《霍光传》。）的情况。宣帝在消灭了霍氏之后，曾经对中央权力归属问题作过一些调整。例如，宣帝躬亲政务，任用象张安世和魏相这样的贤臣，丞相的权力有所恢复，但好景不长，宣帝为了确保自己的权力，重蹈任用外戚的老路，外朝官员毕竟不如自己家人那么值得信赖。从此，西汉的政治舞台上便一直活跃着外戚们的身影，直到外戚王氏取汉而代之。这是武帝和宣帝所始料不及的。
这一阶段的变化也是和当时的具体情况相适应的。正如吕思勉先生在其所著的《秦汉史》中所讲的那样：抚循失职之民，翦灭功臣，辑和外国，削弱同姓王，皆所以使秩序不乱，民遂其生者也。然仅能维持现状而已，自晚周以来，众共谓当改正之事，未之能改也。此乃天下初定，有所未皇云尔，固非谓其不当改。治安既久，不复乐以故步自封，终必有起而正之者，则汉武帝其人也。汉武帝即位于文景之治之后，所面临的复杂情况远非黄老思想的俭约无为所能应付的，必须要有所更正以适应已经改变的形势。于是汉武帝逐渐改变汉初不尚兴作，清净无为的黄老思想，在以往诸帝的基础上加以发展，形成适应其多所设施，兴造功业需要的一系列政策，其中包括加强皇帝与中央权力和改黄老政策为崇法尊儒，法儒并用。在已经改变了的形势和统治主导思想的共同影响之下，汉武帝开始加强对相权的控制，表现就是内朝官的兴起并侵夺了许多原属于丞相的相权。原来无所不统的丞相日益向单纯的政令执行机关演变。这时期，丞相在名义上还是百官之首，还有显赫的声望。在以后的时间里，丞相的官爵品级也被降低，连名义上的百官之长也难以维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