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封神演义》中文王、武王形象的理学文化特征[转]

一

 《封神演义》中的文王、武王形象是儒家、尤其是宋明理学“内圣”人格理想的艺术化身,作者淡化了他们的雄才大略、开国武功,而集中笔墨着重刻画了他们忠心事主和不尚武力的另一侧面,呈现出以君主道德为历史兴衰与王朝兴替的决定性因素的思想倾向。但作为一部世代累积型的作品,文王、武王形象并非天然如此,从殷商古史的原貌,到儒家道德化的历史叙事,再到《武王伐纣平话》和《列国志传》,文王、武王形象大体经历了一个由复仇意识向忠君思想嬗变、由尚武精神向尚德观念转化的历程。
虽然殷周古史的原貌曾被儒家道德化的历史叙事所遮蔽,但细心寻按古籍,仍然有迹可寻。《诗经· 宫》云:“后稷之孙,实维大王,居岐之阳,实始剪商。至于文武,继大王之绪;致天之殛,于牧之野。”[4 ] (P1012)“大王”是文王的祖父古公父。可见自文王的祖父起,便开始为灭商做准备了。综合史籍及出土文献所载,可知周灭商之前是商的属国,文王十分恭敬地服侍殷王。殷王册封文王“方伯”的称号,利用周来征服那些反叛殷王朝的方国;文王利用这个时机四出征伐,奠定了后来武王克商的基础。可见文王事殷并非出于真心,而是且为韬晦之计。所以《左传·襄公四年》载韩献子之言曰:“文王帅殷之叛国以事纣,唯知时也。”[5 ] (P932) 武王继承文王遗志,更以伐纣灭商的武功而著称于世。《尚书·武成》载牧野之战云:“甲子昧爽,受纣王) 率其旅若林,会于牧野。罔有敌于我师,前徒倒戈,攻于后以北,血流漂杵。”[6 ] (P211)《逸周书·克殷解》载武王克殷后所为:“适王所,乃克射之三发。而后下车,而击之以轻吕,斩之以黄钺,折悬诸太白。适二女之所,乃既缢。王射之三发, 乃击之以轻吕, 斩之以玄钺, 悬诸小白。”[7 ] (P29 - 30) 从这些记载中,我们可以见出克殷战争的惨
烈和武王的刚烈勇武。这也许更接近于真实的历史。

然而在儒家典籍中,文王、武王形象却与历史原型有很大差异,始终是至忠、至孝、至仁、至德的理想君主。孔子盛赞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的“至德”[8 ] (P84) 。孟子批评《尚书·武成》:“仁人无敌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9 ] (P325) 荀子更把武王伐纣的战争美化为“兵不血刃,远迩来服”的盛事[10 ] (P280) 。先秦典籍中类似的记载颇多,兹不一一罗列。儒家学者的这种道德化的历史叙事,既埋下了《封神演义》中文王、武王形象的种子,又天然地孕育着一个不容回避的矛盾:既然文王、武王是如此的忠孝仁德,何以最终会以臣伐君,取而代之呢?这是元明通俗文学家们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其不同的致思路径和解答方式,就产生了不同的文王、武王形象。在产生于宋元之际的《武王伐纣平话》中,文王、武王形象与典籍所载迥异。当文王预知纣王沉迷难返,自己有七年囚阻时,直言众臣曰:“吾身灾退时,方可归国,那时破无道之。”[11 ] (P434) 对自己以臣伐君的企图毫不讳言。返回西岐后,因为“忽思里城中之囚、醢伯邑考之恨,想纣王不仁之政,无道极甚,遂胀于心,因此得疾染患”。临终尚嘱武王曰:“只不得忘了无道之君, 与百邑考报仇。”[11 ] (P463) 三年后,武王命子牙伐纣曰:“先君曾言, 里城囚,醢百邑考之恨,更为无道损害生灵,贬剥忠臣,宠信谗佞。以此举卿为将,伐无道不仁之君”。[11 ] (P464) 可见《, 平话》中的文王、武王形象具有强烈的复仇意识和尚武精神,这主要出于两个原因:一是因君若无道,臣可伐之,这是为公,是受了儒家以孟子为代表的“诛一夫”而救民于水火的民本思想的影响,一是因纣王囚禁文王七载,醢百邑考,这是为私,是受了民间家族血亲复仇观念的影响。这两个原因交织在一起,而以后者为主。所以《平话》中的文王、武王形象,主要是民间文化的产物,是以民众的价值观念为准,对儒家文化进行扬弃的结果,既汲取了其乐于为民众所接受的民本思想,又剔除了其较为保守的愚忠愚孝的成分。
在略早于《封神演义》的《列国志传》中,文王虽然也遭受了囚禁之苦和丧子之痛,但对殷商的忠心却始终不渝,临终前尚嘱武王曰:“商虽无道,吾之家世称臣,必当尽守其职”[12 ] (P75 - 76) 。但这样写,会使武王伐纣的行为失去合理性,成了不忠不孝之举。为此,作者为文王设计的遗命中便多了“见善勿怠,时至勿疑,去非勿处”三句话[12 ] (P76) ,而后来武王伐纣,正是以“时至勿疑”一语为口实的。这样写,文王的形象便又类似于史记》中“阴行善”以图商的文王了[13 ] (P85) 。但大体而言,作者是把忠君、崇德的观念赋予文王,而将复仇、尚武的精神委于武王。在《武王伐纣平话》中,武王是经姜子牙的提议后才兴兵伐纣的。在《列国志传》中,则是武王得知纣暴滋甚后,主动提出伐纣。其欲伐纣,既是出于“先君里之囚,吾兄醢酱之惨”的私仇,又是出于“商王剖胎斫胫,民陷既极”的义愤。子牙则进一步以“商德滋昏,生民陷极。若举兵东伐,乃代天救民”为伐纣正名。武王闻言大悦,即令子牙东征[12 ] (P81) 。可见其伐纣,亦有一私一公两个动机,而主要是为公,即吊民伐罪,救民于水火。总之《, 列国志传》中的文王形象兼具原始儒家与理学文化的特征,武王形象则是原始儒家思想与民间文化相混合的结果。
综上所述,文王、武王形象大体沿着两条相互交织的轨道演进,一是复仇意识的逐渐消亡和忠君思想的逐渐增长,一是尚武精神的逐渐弱化和尚德观念的逐渐凸显。在《封神演义》中,这两种演进趋势均达到了极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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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非大作

大作

我爱封神

看看, 这年头明星看不起老百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