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治成本”方面的研究关注的因素包括：阶级结构，经济平等，权力分布，地理气候，宗教文化，外部影响，主权在民观，产权制度（经济基础），资产结构，武器发展，文化素质和人均收入，等等。除了文化素质和人均收入以外[i] ，其他所有的“统治成本”方面的因素显然都是重要的，但本文的立论基点是：“统治能力”是更加重要的“制度供给”方面，支配“统治能力”的政权制度安排，是决定民主与专制起源问题的主导方面，这就是本文的“制度起源论”的基本含义。
民主与专制的起源问题，涉及的是民主与专制是如何产生的。民主一般产生于专制，但专制也可能产生于民主的失败，所以，这两个起源问题是相连的。由于民主与专制是两个最基本的政权形式，所以，政权的起源问题也是相关的问题。区别之处只在于，政权的起源关注的是人类早期政权的“原初起源”，民主与专制的起源关注的是人类发展过程中政权的“派生起源”，即更侧重“政权本身的再生产机制”。

民主与专制起源问题的一个要点，是区分古典民主、近代民主、现代民主。当“多党竞选、分权制衡、自由舆论、公民社会”等核心内容更有利于政治精英而不是社会大众时，民主就只是“精英民主”而不是“大众民主”。如果说“精英民主”和“大众民主”是民主的两种形式，那么，古典民主（古希腊）和近代民主（英美早期民主）更接近于“精英民主”，而现代民主则更接近于“大众民主”。
民主与专制起源问题的另一个要点，就是对“先发民主”和“后发民主”加以区别。英国和美国的民主开启了“君主立宪”和“共和民主”的先河，在“人民主权观”上完全不同于希腊民主和罗马共和国的传统[ii] ，故英国和美国的民主是现代意义的“先发民主”，随后的民主都是“后发民主”。由于“平权普选、多党竞选、分权法治、公民自由”等核心内容上的局限，“先发民主”必然是“精英民主”，但“后发民主”则既可能是“精英民主”也可能是“大众民主”。

总之，民主的五因素包括：国王与贵族的力量均衡、农业贵族商品化和农民阶级的消失、资产阶级的产生、土地贵族与资产阶级无法结盟、社会革命。简单地说，“社会起源论”就是“社会结构”决定民主原因的理论。
对摩尔的“社会结构原因论”的解释力来说，第一个关键问题是“主体问题”。在摩尔之前，有影响的理论包括马克思的“阶级理论”和李普塞特的“现代化理论”。“阶级理论”强调不同历史阶段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和阶级斗争[ix] ，“现代化理论”认为人均收入影响民主发展。这两种理论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假定“被动主体”的“历史决定论”[x] ，因为在“历史决定论”中，主体要么是不存在的，要么就只是历史必然规律的被动工具。

摩尔也看到：“19和16世纪东北部德国的王权反动，打断路农民挣脱封建奴役迈向自由的进程，也打断了与此密切相关的市镇生活的发展，这一切曾在英法逐步演化为西方式民主。......尔后，霍亨索伦王朝统治者挑唆贵族和市民彼此攻歼，对各等级加以镇压，最终摧毁了贵族的独立地位，因此控制了贵族，使他们无法走向建立议会制政府的道路”[xii] 。但是，他对客体化的“社会结构”的偏爱，导致了他无法从宗教和政治文化去分析英国式“有限君权”的作用。
第二个关键的问题是，摩尔所说的“民主”到底是指“专制崩溃-民主确立-民主巩固”中的哪一个？摩尔明确地用一种“过程论”的观点来定义民主[xiii] ，因此，他所说的民主就是“民主发展”，包括“专制崩溃-民主确立-民主巩固”。

这种“民主过程论定义”完全是他的“社会结构决定论”的需要，因为只有“民主过程论定义”才能赋予他的“结构分析”以足够的弹性空间。就是说，当他需要以“社会结构决定论”去解释英国的“专制崩溃-民主确立”时，他的理论就在“民主产生”上有效；而当他不需要以“社会结构决定论”去解释美、法、德、意、日、俄、中、印等国的“专制崩溃-民主确立”时，他的理论就依然在“民主发展”上有效。
只有当人们一定要追究他的理论到底分析的是“民主产生的原因”还是“民主巩固的原因”时，摩尔的“社会起源论”才彻底陷入困境。如果他分析的是“民主巩固的原因”，那么“民主产生的原因”就依然是他没能解释的问题；如果他分析的是“民主产生的原因”，那么，他的理论就根本无法解释英国之外的所有其他国家的“民主产生的原因”（因为那些国家都是在民主建立之后，要么发展缓慢，要么没能巩固而陷入专制）；如果他分析的既是“民主产生的原因”又是“民主巩固的原因”，那他的理论就变成一个“针对个别特例的而不是一般性的理论”。但无论是这三种情况的哪一种，摩尔的“社会起源论”都是失败的。

印度民主可以说是一个关于民主原因理论的“判决式检验”，因为从产生到发展，印度民主根本不能满足迄今为止的几乎所有理论所罗列的条件。摩尔对印度的分析可以说完全“不知所措”，他所设想的“社会结构”在印度找不到，他所期待的社会革命也没有在印度发生。也正因此，他没有明确地把印度民主单列成一种现代化道路。
至此，摩尔的“社会起源论”已经几乎完全坍塌。我们看到的是，“社会结构”的“理论灵感”完全占据了摩尔的研究，以至于他彻底忽视了对自己理论体系作出类似于“六维度分析框架”的“纲领性思考”，“社会起源论”也因此根本无法给我们展现出一幅清晰的“思维的地图”。摩尔的“社会起源论”在东西方理论界久负盛名，但我的论证表明，“社会起源论”其实只是“盛名之下、其实难副”的一个典型例子，理论界打瞌睡的时候比清醒的时候未必更少。

3，阿西莫格鲁的“经济起源论”
尽管从书名到结构都模仿了摩尔的“社会起源论”，阿西莫格鲁（与罗宾逊合著）的“经济起源论”却试图摆脱“历史决定论”的困扰。所以，阿西莫格鲁在把目光从“社会结构”转向了“经济结构”时，他的“精英-公众模型”突出了理性选择、利益分配冲突、制度和实际权力分布等要素，更加强调“结构方法”（文化背景及社会结构）与“策略方法”（主体互动及精英选择）的统一。摩尔的“被动主体”在阿西莫格鲁这里就变成了“主动主体”，阿西莫格鲁不愧是当代美国政治经济学的后起之秀。
“经济起源论”的核心问题是：专制精英为什么会选择对他们不利的民主制度呢？阿西莫格鲁认为，公众会以各种手段威胁精英，精英也借助镇压或政变等手段确保有利于其利益的政治制度，所以，民主实际上是被逼迫出来的，“承诺可信度”或“承诺兑现程度”问题是民主化过程中的大问题。

亨廷顿在1991年的《第三波》里提出，民主发展无法用27个因素中任何单一因素来解释，而且各种因素的组合在不同的浪潮、阶段和国家都会有所不同[xx] 。亨廷顿放弃了确立“一般理论框架”的努力（“亨廷顿退却”），阿西莫格鲁却认为，上述这种笼统的说法对许多社会问题来说都一样，但关键还在于根据“奥卡姆剃刀原理”找出一些简明而又有解释力的因素[xxi] 。最终，阿塞莫格鲁把民主化的诸多前提条件归结为五点：社会不平等程度，公民社会的力量，工农业经济结构，精英所拥有的资本的类型，全球化的程度。
回顾摩尔的民主五因素（国王与贵族的力量均衡、农业贵族商品化和农民阶级的消失、资产阶级的产生、土地贵族与资产阶级无法联盟、社会革命），可以看到两者之间几乎没有什么相似之处。但不幸的是，阿西莫格鲁的“经济起源论”表面上是“非决定论”的，本质上却依然没有解决摩尔的“主体问题”和“民主原因问题”。

“精英-公众模型”可以拓展出强硬派、温和派、中产阶级等等新主体，而且这些主体的偏好选择不再象摩尔的那样装在“黑匣子”里，但是，阿西莫格鲁在讨论主体选择时，采用了一种外在观察者清楚可见的“结果论”方法，而不是一种“过程论”的动态方法[xxii] 。更加重要的是，阿西莫格鲁所分析的主体，在能量和势力上似乎都是“匀质”的，如此，在各个主体的利益斗争中，尽管有的主体会面临集体行动的动员障碍，但各主体的“暴力潜能”似乎是均匀的（读者不妨联想一下当代中国的情况）。
在“民主原因问题”上，阿西莫格鲁也落入了摩尔那样的困境：他声称分析的是民主产生和巩固的原因，但他又似乎更偏向于民主巩固的原因，结果我们根本无法弄清他分析的是民主产生的原因还是民主巩固的原因，我们因此不得不怀疑他的理论只是“针对个别特例而不是一般性的理论”。这一点在他的民主化的“四种模式”中表现得特别清楚。我们要问的问题是：为什么是“四种模式”而不是更多？为什么要把成为民主原因理论“判决式检验”的印度民主排出在外？为什么不把中国包括进来？排除了占世界三分之一人口的中国和印度，这个理论还能是一般性的理论吗？

在“种族隔离”问题解决之后，南非变得更加平等，阿西莫格鲁以其“民主五因素”，判定南非会走上进一步民主化的道路。至于新加坡，阿西莫格鲁告诉我们，新加坡一旦民主化，将很可能会获得巩固[xxiii] 。问题来了，当新加坡被他正确地列为非民主国家时，我们现在最关心的根本不是“民主巩固”而是“民主产生”，为什么阿西莫格鲁偏偏就象摩尔那样始终不去回答“民主产生”问题呢？没有“民主产生”又哪里来的“民主巩固”呢？
显然，“经济起源论”在“民主产生”和“民主巩固”的原因上，都面临同“社会起源论”一样的失败。新加坡的“判决式检验”使它在“民主产生”的原因上马失前蹄，因为即便拥有阿西莫格鲁所列举的所有“民主五因素”，新加坡依然是非民主国家，而且仅仅是为了维护“经济起源论”，新加坡在根本还没有“民主产生”的时候就“被迫”在等待“民主巩固”。印度的“判决式检验”则使它在“民主巩固”的原因上不知所措，因为在并没有完全拥有所列举的“民主五因素”的情况下，印度却早已经“民主巩固”了。难怪阿西莫格鲁不敢讨论印度，更不敢讨论中国，因为我们真不知道他会谈“辛亥革命”还是“台湾民主”。
阿西莫格鲁的论著等身，获诺贝尔奖的呼声极高，但他在民主原因的基本逻辑问题上还是“打眼”了，他在书中热衷于“数学花架子”的摆弄显然影响了他的基本逻辑能力的发挥，这显然也是西方学术界深陷“洋八股”而不可自拔的结果。

按照这个分析，“民主与专制的起源问题”至少包括以下四个问题：
第一，“先发民主”的“民主确立”原因；


第二，“后发民主”的“民主确立”原因；

第三，“后发民主”的“民主巩固”原因；


第四，“后发民主”的“民主失败”或“专制倒退”原因；
本文的目的是提供一个关于“民主与专制的起源问题”的“思维的地图”，是授人以渔而不是授人以鱼，更进一步的分析将在另外的研究中进行。在新制度经济学那里，制度本身是如何起源的，如何体系化的，如何运行的，如何被定为的，这些都是常识，但“先发-后发民主”的“确立-失败-巩固-倒退”分析却是有待条理化的，摩尔和阿西莫格鲁远没有完成这个任务。

本文选自方绍伟先生的《人们为什么会选择和容忍坏制度？--制度经济学新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