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处女作短篇小说《马贼》在《萌芽》杂志上刊登后，王若虚正式进入热火朝天的青春文学创作圈。
2009年，同名长篇小说《马贼》出版，被誉为“中国第一部自行车题材小说”，但这个称誉并不贴切，自行车只起到充当作品的介质作用，其实际意义在于通过自行车将大学生和偷车贼的双重身份叠加，从该特殊主人公视角反映校园乃至社会上背叛、虚荣、贪欲等丑恶面。创作者王若虚，就此获封“校园小说黑暗骑士”称号。
随后，《尾巴》、《让身体飞》等长篇作品的相继问世使青年读者进一步感受到王若虚用语犀利、行文诡异的创作风格，不以华丽辞藻夺目，不蔓延忧伤情绪，坚持理性，并非刻意往“铁肩担道义”的时代责任感靠拢，而是在嬉笑下流露真实情感，与同时期涌出的创作者将青春的每个细节放大，肆无忌惮宣泄青春的叛逆和迷茫相比，他的确是“异数”。

记者：您是理科生出身，为何走上文学创作道路？
王若虚：我高三时选的是历史班，大学时因为不喜欢其他专业，选择了不怎么讨厌的经济系金融专业，高数成绩却很惨，所以严格来说不算是理科生，是误入理科歧途的写作爱好者。文学创作始于我的初中一年级，看了很多类型小说，就自己动手依葫芦画瓢。没有特别大的阻力，因我父母比较开明，只要别考试不及格，兴趣爱好方面随我去，所以一路写到了今天，成了半个职业。

记者：创作中有没有遇到困难？
王若虚：唯一的挫折是高中时给《萌芽》投过一次稿，结果石沉大海，其后想靠新概念进一流大学，也没得逞。时隔多年，我已上了三次《萌芽》的人物版面，一起共事的写手、编辑很多都来自一流大学，算是最大的惊喜。不过，在我看来，这个励志故事的深层次原因是我发现自己除了写小说外别无所长，所以始终没分心。一辈子专注做一件事，要是再做不好，就有愧于我父母当初对我的开明教育了。

记者：为什么将创作立足在揭露校园灰暗面上？会不会引起年轻读者产生厌恶校园的反叛心理？
王若虚：写校园恋爱或文艺题材的作者太多，我不喜欢做大家都能做的事，当然，真要去做也不见得能做得比别人都好。另一方面，学校的灰暗面客观存在，身为写作者，去描写和反思，是一种职责。我相信没有作者愿意去歌颂校园环境优美、空气清雅、学风良好、一本率高、绝无早恋等所谓的“光明面”，这反而会被人误认为你收钱在做软文广告。至于引起反叛心，就算没我的作品，青少年都要经过叛逆期，碰巧很多学校你都能从它们身上找到一个或者好多个能让人厌恶的地方，我仅仅是写出来刊发而已。

忠于真诚：“青春文学不死”
《萌芽》副主编傅星曾说过，目前的青年文学自成一体，一部分将来或可进入主流文学圈子，但更多的一些类型化作品，是无论如何无法进入主流的文学板块。原因有两方面，一方面，青年作家仅仅关注他们的生活，沉湎于自己的情感和叙述，发表了大量的校园爱情小说，但是对整个社会的观察薄弱简单。另一方面，主流文学界对青春文学关注度不够，在设立各种奖项时，从作家主体到文本叙述都对类型化的小说缺乏关注。青春文学和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没有关系，得了奖的小说年轻人不看或看得很少，他们喜欢的小说又得不了奖，青春文学的发展与社会有点脱节。
换句话说，这批具备强烈爆发力的80后创作群体似乎难以摆脱“在传统外反传统”的尴尬局面，他们的写作进入了“市场”，却好像还没进入“文坛”。面对市场化的左右和商业潮流的影响，他们必将作出选择。

记者：有没有考虑摘掉“青春作家”的头衔，由校园这个小社会转型写整体大社会的问题？
王若虚：不会完全放弃校园，但的确会扩展写作素材的范围。可社会很大很大，转型需要假以时日。另一方面，我也试图在青春文学里营造出一个独特的流派，让世人知道，“青春作家”不都是群无病呻吟的小文青。倘若第一点失败了，那么希望一直当一个写校园小说作家，像郑渊洁一样，他是孩童文学的前辈，都多少岁的人了，还在坚持写文章给低龄读者。

记者：有人认为“青春文学是一个商业化的产物，不可避免地带有商业化操作特有的浮躁与浅薄”，您是否认同？
王若虚：就目前的情况而言，青春文学的确是商业化产物，也不乏浮躁和浅薄。但话说回来，大部分人在青春期都是浮躁和浅薄的。人人都少年老成，这对一个国家和民族来说未必是好事。
我相信今天每个蹲在书店柜子边专心阅读高帅富如何钟情于女屌丝故事的小女孩，总有一天会走出迷梦，撇开虚拟的白马王子，但我们也要反思，为何现实世界还会有青少年选择一个浮躁、浅薄的产物作为心理乌托邦呢？所以，我本人想让“青春文学”的大军里多出一种风格，我不会改变其他作者，但可以改变读自己小说的读者。

记者：以《萌芽》和“新概念”繁盛为标志的青春文学,也面临“门槛更低”的网络文学模式及数字化阅读的挑战，您认为“青春文学”将何去何从？
王若虚：其实青春文学在商业和文学两方面都是一个比较大的概念，《萌芽》和新概念只是当初的开头，不能很完全地代表这个已经发展了十多年的概念。作为一种文字作品的类型，其实并不会局限于纸质还是网络还是手机客户端。
要说挑战，只能说是《萌芽》为代表的纸张阅读，和网络、手机阅读的交汇，是平台的变化，而不是内容的变化。当然，青春文学的内容会因为阅读方式的改变而进行相对的调整或者说自然进化，但作为一种人生经历里一定会度过的阶段的特有读物，只要还有人处在青春期，或者缅怀青春，那么青春文学就不会灭亡。

创作体征：“成熟思考要反映在作品内”
巴金曾说：“新一代作家，他们是昂着头走上文学的道路，要坐上自己应有的席位。他们坦率、朴素、真诚，毫无等级的观念，也不懂‘唯唯诺诺’，他们并不要求谁来培养，现实生活培养了他们。”这段话同样能印证青春作家的成长，在他们涌现之初，就有文化产业不失时机地介入“文学造星”运动，不少“为赋新词强说愁”的作品得到出版商青睐，推出市场后备受中学生等年轻群体追捧。
在多元化文学表象下似乎潜伏着文学价值的危机，但在这个群体中不乏冷静思考的存在，过度铺张却空洞无物的作品遭到质疑，立足生活中的真实体验进行创作才有持久生命力，这批年轻的作家已然开始从写作手法到深层次的主题方面进行转型过渡。

记者：您信奉“没有情节的小说都是耍流氓”，为什么如此注重情节的塑造？
王若虚：这句话我现在改得更加精确了一点，“没有故事的小说都是耍流氓”。故事相对宏观，情节相对微观。之前注重情节，因为我是看类型小说出身，练笔时期的作品都是类型文，非常注重好的情节。如今我注重故事，因为是否有完整的故事是小说有没有及格的标准线，精彩的情节让小说达到七十分，出色的整体故事让小说达到八十分，出色的人物则让小说达到九十分。其中，故事与情节的存在，不是为了单纯追求感官刺激与快感，而是为了折射出整个小说的核心与内涵，让读者记住你究竟在暗暗表达什么，而不光是在讲一件事情。

记者：您的创作有没有受到哪类作家文风的影响？
王若虚：最早看推理和侦探故事，高中时接触纯文学，王小波、加西亚•马尔克斯、卡尔维诺、余华等“写作菜鸟自修必读科目”作家作品看了不少，安妮宝贝、韩寒的书也看，也在写作时多多少少用过他们的风格。
创作对于刚起步的作者而言，的确要跟着成熟作家学习，最好多学几个，对单独某个作家，不能入“魔”地学、不能全盘地学，要“花心”、要“喜新厌旧”、要适时“分手”，这样杂糅起来兼收并蓄，最后才会有你自己的作品思维方式。

记者：您说自己已经过了“为宣泄而写作的年代”，那么您现在处于创作的什么阶段？
王若虚：我这里说的宣泄，是指完全由着自己的想法和观点，不讲技巧、不讲逻辑、不讲轻重，就像写一篇博客日志那样随意地写。我相信每个青少年写作者，甚至刚开始写作的成年人，都有一种“我要把这件事或这个想法变成文字”的念头，这是正常的，但也是很原生态、不经雕饰的。
对于顾及读者的成熟作者来说，这就像要一个资深的厨子把一条刚钓上来的活鱼直接端给人家，一刀剁下鱼头，说，吃吧——这种事渔夫也能做，要厨子何用？我现在写东西也讲“宣泄”，但是要宣泄经过思考和反省的东西，要通过读者能认可、能记住、能被震撼的途径和手法。
■本报记者 赵晓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