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都是现代实证社会科学的常识，可惜很多沉溺于古典文献和文学化修辞的中国文人根本不愿意花时间去学习，还停留在用直觉做学理判断的阶段，岂不可悲？
首先，国民性到底是何方神圣？那么多人使用的词，到底有没有一个确定的意思？萧瀚常用的另一个词是「法治精神」，不知道算不算国民性的一部分。但是法治精神又是个什么东西？是指守法的习惯？还是对抗违法者的习惯？还是对法律以外的规范无视的习惯？谷歌、百度都毫无收获。

也有人说，按照对鲁迅作品的理解，国民性主要是指反抗精神的多少。这倒是说得过去。但是当代小清新批判的国民性，却和缺少反抗精神没有任何关系。因为他们常常担心「如果这些暴民上台，如何如何」。但是如果暴民没有反抗精神，他们又如何上台？那这种担心又从何而来？可见这些人说的国民性和鲁迅说的风马牛不相及。（简评：问题不是法治精神和反抗精神能不能衡量国民性，问题是先需要有一种涉及法治精神、反抗精神等变量的理论，是理论决定变量，不是变量决定理论；变量的衡量是理论在“逻辑的衡量”之后的工作。）
第二，就算我们找到了一个衡量国民性的有效变量，比如说：对规则的尊重。很好。但是你怎么判断两个国家对规则尊重的程度谁高谁低？我在芝加哥开会的时候，发现那里的行人从来不管红绿灯（除了我这种拉行李箱的外地人），和戴维斯这边判若两国。是否可以说芝加哥那边的国民性和戴维斯不一样？

我现在住的小区有很多中国留学生，但是违反小区规定10点以后喧哗，开派对的都是美国人。我亲耳听见一个美国学生对朋友说：「如果警察来了，别说我的房间号啊。」是否可以说美国人的国民性更不可救药？你当然可以举出很多反例，比如美国的中餐馆逃税等等，但是到底怎么样加权平均，才能综合出一个有意义的「国民性」变量？（简评：数据和统计上的问题是技术问题，“逻辑的实证”必须先于“数据的实证”。）
第三，相关性问题。我知道会有人抬出新教和民主化的相关性。问题是，你要说宗教就说宗教，扯什么国民性？你怎么知道的宗教的影响是通过国民性，而不是通过组织能力，地缘政治，人员流动，资金流动，或者其他原因？新教因为在早期鼓励读经而增加了古人的识字率，难道不是更直接的引发制度进步的原因？跟国民性有什么关系？（简评：这个相关性和因果性就是“逻辑的实证”，没有一个“逻辑的实证”的理论，这里的讨论会陷入混乱。）

土法科研和现代社会科学的一大区别就是所谓「采樱桃谬误」（Cherry picking）。这些人喜欢举孤立的例子却拒绝大数据的实证分析。这样的好处是他们永远可以挑他们认为最有利的例子。而这些个例中的发生的前后两件事，他们可以生硬地说成是原因和结果以支持他们的论据。
第四，就算是相关性找到了，你又怎么知道二者之间有因果关系？就连所谓新教导致民主的说法，有多少人在质疑？你怎么知道宗教的传播和民主的传播不是源于同样的地缘政治原因？怎么知道二者并非因果而是同为第三者的后果？

按照他这个逻辑，台湾和香港的国民性一定大大地好了。朝鲜、东德都是小恶霸，韩国、西德都是诚心相善的优秀民族。北越是小恶霸不用说了，南越呢？开始不那么恶，后来被带坏了。哪怕是两个同卵双胞胎，只要一个干好事，一个干坏事，多半也会被萧瀚们冠以国民性不同。（简评：这里就是要运用“制度与文化组合论”的地方，涉及博弈规模、博弈情景等因素，详见《中国不一样》。）
缺少现代社会科学的训练，尤其对统计学方法的无知，导致了很多国内文人们还在国民性这样的概念泥团里打转。（简评：“在国民性这样的概念泥团里打转”肯定是错的，但“在统计学方法的数量泥团里打转”也是错的，统计是逻辑之后的事情，逻辑未必能统计，能统计的未必有逻辑。国民性当然存在（见《思维的地理学》），但应该突破传统的文学讨论而走向演化博弈分析。）当然，他们有权利继续和稀泥，但是关注中国社会变革的朋友们最好不要被搞晕。等着这些人把「国民性」变好了再推动制度变革，那不知道还要有多少人被雾霾摧毁，还要有多少胎儿被强堕，多少民宅被强拆。我不管暴民如何，我只知道我心目中的国民英雄们都还在监狱里困守，等着我们有朝一日迎他们凯旋。不管国民性如何，送走旧制度一分钟都不能等。（简评：“送走旧制度”根本就不是学术问题了，搞政治不必装学术，根本就不存在“行动的理论家”，因为“行动的理论家”仅仅对行动感兴趣，他们的理论是为行动服务的，根本不可能“为认知而认知”。而“为认知而认知”恰恰是搞清“国民性”之类的问题的要害，根本不是什么“统计学方法”。）

本文作者：方绍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