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清末北洋海军时期
　　军服，是一支军队外在的形象特征，也是一支军队自身传统的重要表现形式，精心设计的军服，在增强军人的荣誉感、自豪感，以及提升军队士气等方面都具有重要作用。研究军服设计、制度的演变，不仅对于制服制度本身具有借鉴参考的现实价值，而且一套套样式各异的军服背后，还蕴涵着军队发展的历史脉络。军队建设的更迭演进，军事思想的变迁进步，往往会一定程度具体体现到服装的变化上。因而，研究一支军队的服装演变史，也是从一个侧面研究这支军队历史变迁的途径。
　　 人类历史进入19世纪后，随着各种火器武备的大范围使用和战争样式不断向近代化方向发展，最初在冷兵器时代，主要起着防护作用的笨重铠甲，渐渐退出了人们的视野，取而代之的是轻便、设计独特，以识别为重要功能的近代化军服。
　　 作为中国历史上最早一支完全采用近代化军事制度、训练样式，装备近代化武器的军种，海军在服装制度上也是最早引入近代化设计思想的军种。一个千年古国，在面临西方列强咄咄逼人的叩门时，开始了近代化的艰难尝试与努力。中国海军也就在这门户洞开、列强环伺之际，肩负着国家自立自强的时代重任呱呱坠地了。这支当时最古老国家的最新式武装力量，充满着西洋文化与民族传统的矛盾与融合，这支中国的海军，历经过亚洲第一的辉煌荣耀，流下过甲午僭师的血泪，又成为辛亥**炮火中，为民族争取自新的马前卒。曾经在军阀混战中一度彷徨失落，最终又融入了全民族浴血抗战的洪流中。回首中国海军走过的百年历程，一代代各具特色的军服恰好是各个发展阶段的天然缩影，在中国海军即将再一次向大洋进军的今天，回顾这支以“洋气”著称的军种的一段发展之旅，希望能带来更多关于这支海军未来的启迪。
　　1882年样式
　　作为一个拥有长达两万余千米漫长海岸线的濒海大国，中国的海上武装力量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五霸争强的春秋战国时代，中国的史籍中就开始有了关于水战、海战的记载。然而由于国家政策和战争实际需要的局限，当时一般被称为舟师、水师、水军的中国古代海上力量，大都活动在内水和近海，武器装备的进化也很缓慢，主要用于国内的平叛、内战，一直到清朝末年，仍然只是作为陆军的附庸而存在。
　　 1840、1860年，新兴的欧洲强国接连对中国发动了两次从海上而来的战争，无论是武器装备还是战术思想，都停留在古代状态的中国旧式水师，面对历经工业**成长起来的欧洲近代化海军，显得弱势和不堪一击。本着惩前毖后，巩固海防的目的，清政府逐渐开始了建设近代化海军的计划，中国的海军史也从此时由古代向近代跨越。从1866年在福州创建福建船政局，到1875年设立南北洋大臣，加速近代化舰队的建设，通过一系列的造船购舰，以及开设学堂培训海军专业军官的活动，至19世纪80年代，西方的报纸让就已经开始关注远东这支新兴的海上力量，将中国列入新兴的海军强国之列。
　　 此时的中国的近代化海上力量主要有广东水师、福建船政水师、南洋水师、北洋水师4支，这其中最具代表性，成效最为突出也最受各方关注的，则是北洋大臣李鸿章一手创建，后来成为当时中国唯一一支国家海军的北洋海军。
　　 北洋海军在正式成军之前，称为北洋水师，包括军服在内的各项规章制度，与其他的3支近代化舰队略同，大都采用勇营的号衣。但是随着与西方海军的交流渐多，以及实际作业训练中的感受体会，这支师法英国海军，以蒸汽化舰船作为主要装备的舰队，在服装制度上，也一改中国上千年以来延续的“号衣”样式，开始向近代化方向过渡。
　　 1882年夏，为了辨等级、壮观瞻，与列强海军接轨，由时任北洋水师统领丁汝昌组织人员，在参考英国海军军服的基础上拟定起草，并经北洋大臣直隶总督李鸿章批准，颁行了中国第一部海军服装规范《北洋水师号衣图说》，而这可能也是中国第一部近代化的军服规范。

　　 这部图说中详细规定了北洋水师官兵的军服样式和着装制度，将军服分成官弁、洋枪队、水手夫役等三大类，每类又分为春秋冬季制服和夏季制服两种，对于军官还另有关于礼服的规定。整体来看，各种设计思想、服饰制度，与英国海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具体的表现形式上，却又有着浓浓的中华文化特色，体现了当时中国文化居于强势地位时，对于外来文化的一种包容消化。
　　官弁着装
　　即军官、士官的着装。仿照英国海军的制度，北洋水师的军官制服在颜色上采用了海军蓝，当时称为石青色，这种色彩在当时中国的军队中是绝无仅有的。军服上衣和军裤的颜色面料保持一致，春秋两季使用线绒，夏季采用穿着舒适的宝纱，冬天使用厚重御寒的呢子。军靴则采用的是传统的薄底战靴。
　　 尽管颜色上参考了西式的制度，但服装样式却是完全中国化的。军服上衣为传统的中式马褂，袖口宽6寸，腰摆紧小，袖口、领口、衣襟、下摆都装饰有传统的镶边和云头图案，夏季用黑色绸缎制成，其他季节用黑绒布。配合这套制服，着装时军官还必须腰束皮带，携带指挥刀。
　　 饶有趣味的是，在使用西洋颜色制度、中式服艮装样式和裁剪的制服上，还有一处极为有特色的细节设计。制服的每边袖口装饰的3个空心云头图案内，引入了类似西方军衔符号的标识设计。但是当时的中国并没有近代化的军衔制度，因而在参考西方海军的制度进行设计时加以了变通，改成了舰上的职务符号，分为统领、船主、驾驶、管轮、枪炮、帆缆、军医、文案等多个岗位部门。和参考西式颜色，引用中式样式的制服一样，参照西式军衔制度，却设计出了极具中国文化特色的识别图案。统领官即舰队司令，袖口的每个空心云头内用金线绣制3个古体的“寿”字，中央为长型，2侧为圆形，每袖3个云头内，共9个古“寿”字。舰长、大副、二副等航海军官的识别符号为长型的古“寿”字，区别在于数量的多少，例如舰长每袖7个古“寿”字(中央的云头内3个，两侧的各2个)，而大副的只有6个(中央云头内比舰长减少1个)。管轮部门的军官则形象化地用圆形的古“寿”字识别，同样以“寿”字数量的多少来区别大管轮、二管轮等职务的高低。由此也可以看到一个有趣的寓意，舰队司令的军衔上同时具有航海部门的长型“寿”字和轮机部门的圆形“寿”字，意在统领全局，知识全面。
　　 航海和管轮军官之外，其他具体技术军官的识别符号更为形象化。例如枪炮官的符号是方天画戟和红缨枪，医官的符号是灵芝寿桃和蝙蝠图案，帆缆官的符号则为中国结，文案的符号干脆是毛笔、宣纸，同样也是通过数量多少和图案的丰富程度不同，来区别职位高低。即使今天看来，这些设计的理念也相当精彩，看着极具民族特色的军衔标识，会心一笑之余，也能引来关于文化传统底蕴的思索。
　　 和很多影视作品表现的不同，北洋海军的军帽在清末的官吏军队行列中，也是独树一帜的。考虑到舰上舱房狭小、机器众多，为了方便起见，北洋海军军官春秋冬季在舰上配发的军帽实际是一种小帽，这种帽子又称为便帽，民间则形象称为瓜皮帽，与当时官员使用的斗笠状的凉帽和船形的暖帽相比，更适合舰上活动。海军军官的小帽为黑色毡制，帽边镶嵌一圈黑边，帽顶则根据官员的品级，镶嵌顶戴珠子。军官的夏季军帽则完全学习西方，采用进口的圆顶草帽，帽檐宽约5寸，帽子上钉一道黑飘带，文字为英文的“大清帝国海军”。以往有研究者认为头戴草帽，是北洋海军落伍于时代的表现，实际是一个极大的误会，因为舰上夏季服务至为艰苦，由英国海军首倡，海军夏季均使用能够遮挡烈日的草帽，当时因为草帽帽檐容易遮挡视线，官兵们都习惯将帽檐向上折起，久而久之，就演变成了现代西方国家海军水兵使用的盆形水兵帽。因而头戴进口的草帽，非但不是落伍的象征，反而证明了这支海军已经非常西洋化。

1888年样式
　　1888年12月17日，随着北洋海军舰船的日益增多，在北洋大臣李鸿章及海军衙门大臣醇亲王奕擐的有力推动下，清政府批准施行《北洋海军章程》，标志着作为法定国家海军的北洋海军正式建军，北洋水师这个名词随之退出历史舞台。
　　 在《北洋海军章程》中，列有专门的冠服规范，可以视作是对1882年样式的解释和修订补充。这部分内容同样分为军官和士兵两个部分。
　　军官服
　　《北洋海军章程》中关于军官冠服的部分，只是重申了服装的穿着规范。规定海军的大小官员，平时穿着行装(军服)。在庆祝皇帝太后生日的万寿圣节，以及元旦、冬至等时令节气，应穿着礼服，如果刚好节庆时因公在岸，则和岸上官员一样，穿着朝服。
　　 然而，从现存的一些有关北洋海军的历史照片来看，北洋海军的军服在建军之后曾发生过一些较大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下述几个方面。
　　 首先是着装的样式。从留存的照片看，已经出现了蓝色军官服和白色马裤的组合，即西方海军中标准的半白服搭配法，这种着装样式应该可以认定是在舰服务时的常服，与全蓝色的穿法可以混用。
　　其次是军衔标识。可能是因为存在难以识别等缺陷，早期在镂空云头里标识职位的做法被取消。原先装饰在袖口的云头更改为简单的黑色镶边，而云头内那些复杂多样的职位图案则进化为简单明了，更类似西方海军的军衔标识。新出现的军衔标识仍然装饰在军服的袖口，位置较高，接近肘部。最初是金线绣制的龙纹，军官一般为双龙戏珠纹，龙珠颜色的寓意目前只有一份北洋海军水兵的口述可以研究，这位名叫苗秀山(1873—1962)的北洋海军水兵，在1961年10月13日接受研究者戚其章先生采访时称，“当官的都穿青纱马褂，边上带云字，级别以袖口上分：炮手是一条金色龙；管带、大副、二副都是二龙戏珠，但珠子颜色不同。管带的珠子是红色的，大副的珠子是蓝色的，二副的珠子是金色的”。但这一说法仅是孤证，而且出于低层水兵的理解，是否可靠属实，抑或是龙珠的颜色是否会与顶戴颜色一致，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另根据存世照片推测，在甲午战争前夕，为了进一步与西方海军接轨，北洋海军的军衔标识又发生了变化。在原先的龙纹军衔符号之下，增加了完全西洋化的金线袖饰，即所谓的金杠。以金线的宽窄、数量来区分军衔职务的高低，比照清末新建海军的《海军旗式及章服图说》中相关记载，可能的标准是：高级军官(提督)为1宽道，舰长为4中道，由此类推，直至1窄道。
　　水兵服
　　水兵服的制度在《北洋海军章程》中没有太大变化，主要是更换了原先用金线绣在领口绣字以区别所在舰只的做法，改在上衣的胸口增加一块方形的补子，左襟为“北洋海军”，右襟则是军舰的名称。
　　洋员制服
　　北洋水师从组建开始，就雇佣了大量外籍顾问，正式建军后，外籍雇员的人数也逐渐增多。但是对于外籍雇员的服装样式，并没有专门的规范，而听任随意自便。很多外籍顾问，如曾任海军总查的琅威理等，可能出于对自己国家海军军官身份的自负，对穿着本国的军服有一种油然的神圣感和荣耀感，因而通常是仍旧身着自己国家的海军制服，而在袖口自己国家的军衔之上，加上在北洋海军获得的军衔符号，以显示在国外服役的特殊经历。然而也有一些外籍军官不按此例，而是直接穿着北洋海军的制服，例如北洋海军“镇远”舰的美国教习马吉芬。这位安纳波丽司海军学院毕业的美国人，参加过黄海海战，战后因伤返国，耳闻目睹当时西方世界一片褒日贬中的言论，为自己曾经服务过的北洋海军忿忿不平而四处讲演，述说中国海军的真实情况。但马吉芬义愤填膺为中国海军仗义直言的行为，很多时候都被讥讽为精神不正常。1897年2月12日，在他所尊敬的丁汝昌提督和私交甚好的友人杨用霖自杀后的2周年纪念日，这位曾经和北洋海军一起奋勇作战的美国人，想到他那些英勇的中国战友，如今却因为战争失败而得不到公正的评价时，于悲愤中拔枪自杀。遵照他的遗嘱，马吉芬下葬时身着一套北洋海军的制服，而棺椁上则覆盖着黄底青龙海军旗。个中的寓意，从他的墓志铭上就一目了然：“谨立此碑以纪念一位虽然深爱着自己的祖国，却把生命献给了另一面国旗的勇士。”一个自己曾为之浴血奋斗过的国家的军服，对于它的主人而言，是无上的荣耀，象征和自己的价值归依。
　　 北洋海军，是中国创建近代化海军最初的努力，和这支军队本身具有的中西交融的特点一样，北洋海军的制服设计也充满了两种文化交汇的特征。这种具有强烈民族特色的军服样式一直持续使用到甲午战争结束后，在清末新建海军时，被完全西式的军服所取代。然而这种服饰文化的影响力一直在中国海军中持续，龙这一中华民族的象征、海上英雄的缩影，从北洋海军时代开始成为中国海军的象征，时至今日海峡对面的“中国台湾海军”的制服上，依旧还能找到双龙戏珠图案的独特标识。

上面那个事同时期的日本海军军服，作为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