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宋朝对于幽云汉人的态度
一、宋朝民间对幽云汉人的态度

二、北宋朝廷对幽云汉人态度的两面性

（二）视幽云汉人为异类的不信任态度和作法
话虽如此，待落到实际作法上的时候，宋廷呈现在幽云汉人面前的却又是另一副面孔。其不仅没有想办法去消除宋人对辽朝汉人的排斥心理，减少“汉人”心中的疑虑，却反而处处体现出不信任的态度，做出许多根本不把幽云汉人当作子民、而是欺压出卖的事来。
徽宗宣和四年（1122年），童贯率军进抵辽朝边境，派出使者马扩前往说服耶律淳政权降宋，面对带有敌意的辽朝接待官员，宋使“笑谓之曰：某此奉待行遣，只不可错了，一旦使燕人尽成血肉，则甚幸！” 一改宋朝先前诏书檄文上将幽云汉人视作“赤子”的姿态，再不提什么“救民”，而是用全体“燕人”的性命做为筹码，来恐吓辽人投降。
等到宋朝借助金军之力，甫一收回幽云地区后，做出的事情更是让当地汉人痛恨不已。后来宋人许采在反思北宋末年的教训时就指出其“失燕人之心者三”：“一换官，二授田，三盐法。换官失士人心，授田失百姓心，盐法并失士人百姓心。”
“换官”，即宋廷在获得幽云后，将原在辽朝各州县任大小官员的“汉人”大量调至内地任职，而另行指派宋朝官吏前往管理其地，“诏昨降指挥，归明人初被官使未曾中朝法令，见授职任权，令不厘务，其或有明健通于吏治、具晓法令、可试以事之人，许逐路帅臣监司保明申尚书省取旨，特听使任。” 北宋朝廷之所以如此行事，一是为了笼络幽云汉人上层，二却是出于不信任，而不敢令其继续在原处为官。
这样做的后果，就是“初自燕山之朝廷，又自朝廷之燕山，复自燕山之太原。宣抚司困苦于道路者，相系也，官司人吏又沮格之，累年不能结绝，此曹怨望，往往遁归平州，将京师事体，中国虚实，一一报之刘彦宗，彦宗遂教金人有窥中国之意。” 大失上层汉人的民心。“中亦有不得赴朝廷换官穷困者，如赵公严、赵公伦、姚企望，越境逃走去。”

另外，辽末战乱中幽云汉人的南迁也带来了问题。还是在金军进入幽云之初，燕京一带的汉人就为了躲避金军的洗劫，大量南逃至北宋境内，接受当地官府的救济，“燕民破散，悉流移近地，故职官富户来奔，既无以处，朝廷因分遣诸州赡之。凡州县动数千口，至少犹不下五七百口，又尝为虏官者，等第补之，自诸州通判而下，皆添差以处焉” ，再加上“换官”时奉命南下的旧辽官吏，一时间人满为患。
宋廷对这部分汉人的态度也是既拉拢又猜忌。宣和七年（1125年）下诏：“河北东路发运养济归朝人，往诸并在一州有及千人者，深虑人数太多，钱粮阙少，养济不足，可令逐路安抚钤辖司转运司官，见养济人从长措置，量度州军大小、丰熟去处、可以存泊照管人数，分璧往逐处安泊。务要养济足备，即不得在并在一州，亦不得令远去。”
可见宋廷既想要接济这些汉人，又不敢象对真正的子民那样信任他们，害怕其“远去”得知了宋朝内部的虚实，“自并代河朔齐郓襄汉之间，遍矣荡然，莫有关防。我之山川险易，州郡虚实，尽能知之” 。不仅如此，在幽云十六州的汉人进入宋境后，北宋朝廷也没有采取任何有效的措施避免宋人对其的歧视排挤，“州郡又往往不恤。或困于衣食，其在关下者，至于揭榜通衢人物往来处，称其名氏，旧官封而已乞丐，执政虽睹之不问也。” “而燕云两路官吏散处中国，其啸聚之民，并引处内地，中国之民，日夜疑之，而官吏亦不复以礼待遇，两相忿恨，数至喧争。” 这使幽云汉人和宋人的矛盾日益尖锐，直至引发金宋战争时期的巨大变故。
可以说，北宋朝廷在进入幽云后所做的一系列蠢事，使幽云十六州的汉人对其大为失望，这其中不仅包括一时的政策错误，而且也是宋人对幽云汉人的长期偏见导致的结果。相反，金朝对宋开战后，却在刘彦宗等汉人的指点下采取了正确的决策，“金人已得燕，则盐法尽仍旧，常胜军屋业田土，尽给前主，燕人归心焉。” 两下相较，幽云汉人之心会归附于谁，已经是一看便知的事了。

第四章、幽云汉人自身心理及政治态度的变化
正因处在辽朝和中原王朝的夹缝之间，幽云汉人自身的民族归属感也就有些模糊起来，这种特征在辽朝初年时尚不明显，但到百余年后的辽末，则成为中国北方各民族中最为显著而特别的风景。不过，同前面所说的生活习俗一样，其也存在着一个渐进的变化过程，前后差异相当巨大。

一、五代宋初幽云汉人自身的心理和政治态度
（一）身为辽朝官员和军人的汉人的心理和政治态度
五代到宋初，幽云十六州割让不久，该地汉人在契丹人的歧视和压迫下，心理上多认同自己是汉民族的一部分，政治上也非常倾向于中原王朝，时常渴望着摆脱辽朝统治，回归中原汉族的怀抱。这种心理和政治倾向不仅存在于民间，而且在身为辽朝官员、将领的汉人中也很是强烈。宋臣宋琪在雍熙北伐前上书言：“伏以国朝大举精兵，讨除边寇，灵旗所指，燕城必降。……幽州管内洎山后八军，闻蓟门不守，必尽归降，盖势使然也。” 宋琪出身山前蓟州，了解其地民情，所说的话应该是比较正确地反映了幽云汉人的心理。
这种心理在实际行为中的表现，最早可以上溯到幽云入辽前的后唐时期。当时的幽云人卢文进本为幽州刘守光麾下将领，在李存勖消灭刘氏政权时归附于后唐，后因故反唐失败而逃往辽朝，被辽任命为节度使，驻守长城以南的平州，不断协助辽军攻扰后唐，“同光之世，为患尤深” ，但其毕竟身为汉族，在契丹人统治的辽朝十分不适应，终于在后唐明宗时南返中原，“初，文进为契丹守平州，帝即位，遣间使说之，以易代之后，无复嫌怨。文进所部皆华人，思归，乃杀契丹戍平州者，帅其众十余万、车帐八千乘来奔。”
而在卢文进之后接替其做卢龙节度使的张希崇，也很快走上了同一条路，“希崇本书生，为幽州牙将，没于契丹，性和易，契丹将稍亲信之，因与其部曲谋南归。部曲泣曰：‘归固寝食所不忘也，然虏众我寡，奈何？’希崇曰：‘吾诱其将杀之，兵必溃去。此去虏帐千余里，比其知而征兵，吾属去远矣。’……悉举其所部二万余口来奔” 。

二、幽云汉人在辽朝中后期的心理和政治态度

（一）幽云汉人在辽宋战争中的态度
在宋朝夺回幽云的努力失败后，宋辽两国间通过“澶渊之盟”维持了长期的和平，然而就在这长达百年的和平对峙之中，幽云十六州汉人的心理逐渐发生了变化。当年民族感情强烈的几代人先后逝去，新出生的汉人自幼就成长于辽朝统治之下，已经习惯了这种现状。同时由于幽云汉人“夷夏观”和“正统观”的改变，至辽朝中后期，其境内的幽云汉人已普遍认同辽朝的正统地位，早已非复是当年“心向中原”之人了。
北宋宣和四年（1122年），宋昭上书徽宗言：“或则又谓山后之民皆有思汉之心，或欲归顺，此尤妄诞之易见者。不惟北虏为备日久，山后之民，往往徙居漠北。又自唐末至于今，数百年间，子孙无虑，已易数世，今则尽为蕃种，岂复九州中国旧民哉？” 这里一方面反映了宋人对幽云汉人的歧视，另一方面也正确分析了此刻辽朝汉人的心态。宋政和年间，真定府安抚使洪中孚就曾批评，所谓称幽云汉人愿归宋的传言全是“不经之语” 。
事实确实如此，“燕人本无思汉心，乃和诜侯益倡之，童贯蔡攸辈和之” ，在经过百年奋斗之后，有相当一批上层汉人已经进入了辽朝的统治集团，其家族也已打下基业，兴旺发达，自然不希望宋朝的北伐破坏这得来不易的成果，“契勘维持契丹者，自公卿翰苑州县等官，无非汉儿，学诵书识字者，必取富贵，岂不知国家英俊如林？若南归，其权贵要途，燕云数州学士安能一一据有，此士人无归意也。饘粥粗给者，必连姻戚里。……以人情揆之，岂肯舍姻娅而就重敛哉？此大姓无归意也。” 而下层百姓也“人人安居，不乐战斗” ，安于现下“南宋北辽，交星轺而继好” 的状况。
萧德妃德兴元年（1122年）韩昉使宋，请求童贯不要进兵燕京，被拒绝后在庭院内疾呼：“辽、宋结好百年，誓书具存，汝能欺国，独能欺天耶？” ，正是幽云汉人此时渴望“保土息战”心理的真实写照。一待北宋与金朝结盟伐辽，破坏了其安居的基础，带来的就是幽云汉人怨恨宋朝，“金戎内侵，每以渝盟失信为辞，是皆燕人之语，怨我背契丹之约也” 的结果。

在此之外的另一个问题，就是由于幽云汉人在生活习俗上深度的“胡化”倾向，以及宋人和北宋朝廷对其的歧视，导致他们对自身的民族归属缺乏一种明晰的认识，既非认同于契丹、渤海等民族，也不再象以前那样、强烈地认为自己应归属于中原汉族，不仅在客观处境上，而且在自身心理上也日益边缘化。
与此相伴的，就是其政治态度的圆滑化，在政治倾向上没有任何原则，无论辽、宋、金或是别的什么政权，谁能立得住脚、从谁那里获得的好处多就归附于谁，完全是从自身利益而非民族感情出发，左右叛附，“虽屡经迁变而未尝残破者，凡以此也。” 正如马扩所评论：“契丹至，则顺契丹，夏国至，则顺夏国，金人至，则顺金人，王师至，则顺王师，但营免杀戮而已” 。而宋朝对其的不信任态度，从很大程度上讲也正和此有关。
天祚帝保大二年（1122年），辽朝秘书郎王介儒和秘书郎都官员外郎王仲孙在接待宋使马扩的时候，对其说道：“两朝太平已久，戴白之老，不识兵革，今一旦见此凶危之事，宁不恻怆？南朝每谓燕人思汉，殊不思自割属契丹已近二百年，岂无君臣父子之情？……燕人久属大辽。各安乡土，贵朝以兵挠之，决皆死战，于两地生灵非便” ，“谚语有之：一马不备二鞍，一女不嫁二夫，为人臣岂事二主？燕中士大夫，岂不念此？” 就明确说出了幽云汉人不愿舍辽投宋的态度。而马扩则回答：“燕人先嫁契丹，今恐复嫁女真耳！” 面对宋使一针见血的揶揄，二人也只得无奈地“相顾大笑” 。

（二）投宋者的动机和结果
由于北宋的军事政治力量比金朝乃至辽朝还要衰弱，因此在幽云和平州地区的汉人中，投奔宋朝或企图投宋者相对较少，但这些人却是辽末之际相当重要的几个人物，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注意。

赵良嗣，原名马植，世为幽云汉人大族，在辽朝任光禄卿之职。辽天祚帝天庆元年（1111年），宋朝派童贯使辽，“辽人有马植者潜见童贯于路，植，燕京霍阴人，涉猎《书》、《传》，有口才，能文辞，长于智数，见契丹为女真侵暴，边害益深，盗贼蠭起，知契丹必亡，阴谋归汉，说贯以边事” ，建议北宋联金攻辽。入宋后被宋廷赐名李良嗣，后又赐姓赵，与宋朝的使者马政、马扩一起出使女真，之后宋金两国的一系列来往交涉都是经由其出面。
但是，其投奔宋朝却不是出于自身的民族感情，而是因为自己“行污而内乱，不齿于人” ，在辽朝难以立足，于是想到宋朝去牟取荣华富贵。其结果非但没有光宗耀祖，反而因北宋在战争和外交上的失败，而被宋人指责“结成边患，几倾社稷，自归明官赵良嗣始，请戮之以快天下” ，在金军南下侵宋后的靖康元年（1126年）四月，被北宋朝廷作为替罪羊诛杀。

董才，天祚帝天庆年间南京道地区的起义军首领，“易州潦水人，少贫贱，沈雄果断，号董庞儿，募乡兵与女真战，败绩，主将欲斩之，才亡命山谷，遂为盗，剽掠州县，众至千人” ，“攻败城邑，辽人不能制” 。但后来其败于辽军，同时又面临金军的进逼，于是转投北宋，宋朝认为“受之则全君臣之大义，不受则生胡越之异心” ，便接受了他的投诚，并赐姓名赵诩，“数年间，蚕食边储，仓廪一空，其徒散处诸郡，屡谋窃发” 。
董才虽对宋廷大献殷勤，力主北上收复幽云，但等到金宋开战后，金军一至，立刻“首乱晋州，即叛去，河东失守如此” ，使金廷“及董才降，益知宋之地里” ，更加放手地进攻北宋，并为此特赐其姓完颜。正如宋人宋昭在上书中所评价的那样，“李良嗣董才皆北虏叛臣，心怀怨望，故附会边臣，撰造虚语，欲假中国之势，以复私仇耳！实两朝之奸贼，岂复忠义之可望哉？” 而决非什么心向中原的热血之人。

燕京人李处温，为辽朝宰相李俨之侄 ，“善逢迎取媚，天祚又宠任之” ，为辽末著名的佞臣萧奉先保奏当上宰相。马植在奔宋前，曾经与其有过来往，“良嗣旧在大辽，与处温结莫逆交，后论及天祚失德事，欲与良嗣同约南奔，尝于北极庙拈香为盟，欲共图契丹。” 后来在金军攻陷中京之后，天祚帝西逃夹山，与燕京失去联络，李处温“欲图佐命恩幸，外假怨军声援，潜结都统萧干，劝进燕王僭号。燕王者，秦晋国王耶律淳，兴宗之孙，道宗洪基弟敦本之子，于天祚为从叔”，“淳守燕十二年，得人心，号燕王，又谓九大王，又谓覃湘大王” ，乘机立耶律淳为帝，其政权史称北辽。
当此消息传至宋朝的时候，赵良嗣“不觉喜形于色” ，认为可以招降北辽，急忙派人送书与李处温，希望其履行从前的约定，而耶律淳也就是否降宋的事询问过李处温。但李处温及其子李奭“犹豫未决，天锡既问，亦未敢令天锡南归，惧众不协从” ，后耶律淳病重，“李奭父子与陈泌等，阴使奚契丹诸贵人出宿侍疾。燕王危笃，处温托故归私第，欲闭契丹于门外，然后乞王师为声援。契丹知之，遂不果。”
待到耶律淳病死，李处温父子顿时心急如焚，“恐契丹亡，失其所依，一遣人北通金国，俟其大军之来，期以内应；一南结童贯，愿挟萧后，纳土以归，皆非至诚” ，同时和宋、金两国商议投降之计，终于被德妃和萧干发现而遭处斩，“籍其家资，得见钱七万余贯，金银珠玉称之。自为宰相，数月之间，四方贿赂公行。” 此足可见其为人如何了。

（三）对北宋政权失望而投金者的情况
宋人蔡鞗在其《北征纪实》中写道：“虏人知其国且亡，而中国必欲得故地也，是以不战而听顺，谓中国既得所欲，而彼尚可假中国之势，存其血食而已。然中国之意，期于必灭之而后已，是以虏人后复说女真犯中原，倾我根本，皆以复仇也。中国失之甚者，尤在于是。” 而当时的许多幽云汉人也确是如此去做的。
幽云汉人投金的原因，一是出于其见风使舵的处世态度；二则是北宋撕毁和约，与金朝联合灭辽，毁掉了幽云汉人在政治上的成果，使其怨恨宋朝；三是如前所说，北宋朝廷在对待幽云汉人的作法上犯下很多错误，导致幽云汉人失望之余全部倒向金朝。在这其中，一些著名人物的行为颇具代表性。

左企弓，在辽为广陵军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知枢密院事，封燕国公，在金军进入燕京时，“左企弓等方修守具，忽报统军萧乙信启城门，金人前军已登城矣” ，于是出面率众臣主持投降，而当阿骨打准备将燕京地区交予宋朝之时，左企弓立刻进言阻止，并献诗称：“君王莫听捐燕议，一寸山河一寸金。” 后来其随被金朝掳去的燕京人户东迁，在经过平州时为张觉俘获，张觉数其十项大罪，其中就有“不谋守燕而拜降”、“臣事金国不顾大义” 等罪，“企弓无以对，遂缢杀之。”
易州人张通古，在辽曾中进士第。宋朝收取山前诸州后，想请其做官，“通古辞谢，隐居易州太宁山下” ，可待到金朝起兵攻入燕京一带后，其却在刘彦宗的邀请下出任了金朝官员，很明显是看透了金强宋弱的形势，选择了强大的一方投效。后来其代表金朝出使南宋，面对宋朝要其北向参见宋帝的要求，针锋相对地说：“大国之卿当小国之君。天子以河南、陕西赐之宋，宋约奉表称臣，使者不可以北面。若欲贬损使者，使者不敢传诏。” 威胁宋朝将其位置改成了西向，是令宋朝颇为头疼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