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可以使我们对什么是体系有一个大概的了解；那便是个人用一种治学方法对一种学科进行研究探讨，这当中有他的出发点，有他的路子，有他自己的理论依据，同时又最后取得了成果，这便构成了他的体系。在学术研究领域中，每个有成就的人大多都有自己的体系．当然，这当中有的是在继承、发扬前人的体系，有的人则只是延续别人的体系。周先生或许又会说：“胡适虽然有他洽学的体系，但这不是红学的体系。”我们的看法却恰恰相反：由于胡适是用他的治学方法研究红学的，而且在当时的红学领域中取得了别人没有达到的成果，因此这就应该算是当时的红学体系。众所周知，200的多年来，红学是分成许多个阶段的。随着历史的发展，每一个阶段红学都不断充实自己的内容，因而有自己的范畴；同时也随着时代的要求、研究的特点等等不断改变和充实研究的方法。从而，也不断发展和完善研究的体系。什么事物都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红学亦然。究竟怎样认识和看待体系，我们只能做如上的解释。再比如周汝昌先生的红学研究（其大部分），按其体系来说，说到底仍是属于胡适的研究体系。因为就局先生一生；主要著作来看，依然是考证的作品居多（而且就其观点来看也是延续胡适的“自叙传”说），譬如《红楼梦新证》不管叫做“新证”还是旧证，总不能说不是考证。只是周先生的考证成绩，就其对后来红学的影响而言、还远未能达到胡适所能做到的地步。因而，就这个红学体系里论之，周先生自比于胡适称自己“也不过在三流层次”，那也倒不算过于谦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