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问到杨老夫人他当年做这件事时家里怎么看时，老人说：他是在为远征军做事，我们全家支持，只是为他的身体很担忧，年纪那么大还每天骑自行车奔忙…由于拍摄任务很重，我们没有时间过多的停留，定了当天晚上的大巴，连日的奔波拍摄，大家都累得浑身无力，编导曲韵更是倒在木椅上就不想再动一下。本来定好票是晚上9点钟出发，但由于所乘巴士是由仰光开来，到达同古已经是夜里12点了。在车上，疲惫的同事们沉沉睡去，而我心中却一直在想着这位尚未谋面的杨伯芳老人，对他充满了崇敬之情，脑海中反复叠印出的是那座白色宝剑一般指向蓝天的远征军纪念碑，虽然它那样的简陋，不起眼，甚至于远比不上国内一条高速公路的竣工碑，但它是用10多万长眠在崇山峻岭中的远征军将士的鲜血所凝成，夜风中路边树叶摇曳的光影印在我身上，我呼吸着当年英雄们呼吸过的空气，我走在他们远征杀敌走过的路上，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仿佛感觉到自己跨越了时空，清晰的看到发生在60多年前的一切，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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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日清晨，我们再次回到了曼德勒，下午又去采访了一位名叫曾伯琴的老人，当年是远征军的驾驶兵。曾老先生是湖北武汉人，生于1921年，1935年他15岁时考入了驾驶训练班，1939年到了重庆，后又来到昆明，在中央信托局开车，后来加入到滇缅公路的运输大队中，1942年5月他运送66军的部队开赴腊戌，刚到就遇上日军56师团包抄腊戌，他立即跟随溃退的部队原路返回，刚过了惠通桥桥就被炸断了，回到昆明后他应招到印度蓝姆伽受训，1943年在新22师65团第3营为营长李定一开车，部队打到猛拱后就在那里待命等待攻打密支那，他在这里就和当地一位华侨女孩相爱并结了婚，部队攻打密支那时，他赶回来，部队已经出发了，他追上部队找到团部报道时，团长告诉他不用车了要步行，让他留守，后来他就离开了部队留了下来靠开车谋生，现在和妻女一起开着一家小饭店。
在山脚下一个小村里，我们采访了王玉顺先生的父亲，王之平老人，他今年88岁，是河南孟津人，曾在南京当过宪兵，南京失陷后就去加入了驾驶教练团学习驾驶，1939年到云南在云南运输处开车，滇缅公路失守后，他在昆明城中开bus跑公交，我想老人家怕是还健在的昆明最早的公交司机了吧！开了两年公交后，他又应招回到部队，经驼峰航线到达印度蓝姆伽受训后加入驻印军新一军郑洞国部下当驾驶员开10轮大卡车。1944年5月随驻印军大部队反攻入缅胜利后，不愿回国打内战就从部队留落下来。靠开车搞运输为生，先后在过密支那、木姐、果岭最后定居在曼德勒，在这里开了一个面粉加工厂，每天由儿子王先生将做好的面条拉到曼德勒市场去出售。我们曾问王先生，王之平老人知道山上日本人那些碑吗？王先生说不敢给老人家知道，要不然他肯定会受不了的。
5月28日，中午我们回到了腊戌，这里是当年滇缅公路的终点，1938年到1942年期间，国外援华的抗日物资大部分都是由海路运往仰光后经铁路到达腊戌，然后装车经滇缅公路转运昆明，再由昆明运向抗日最前线。1942年2月，远征军入缅作战，3月8日仰光陷落，虽然中国军队在同古、仁安羌等战役中取得了重大胜利，但由于坐失良机，英军退却，以及指挥不协调，日军在战领仰光后，避开了缅北重镇曼德勒的中国远征军主力，以其56师团以日行百里的速度，绕道于4月29日战领了腊戌，切断了远征军后路，至使远征军一部分退入印度，大部分则绕道中缅边境退入云南。远征军由出征时的10万余人减至4万余人，损失异常惨重，我国西南唯一的陆上国际通道滇缅公路被切断。
5月30日，回到昆明后，经过了多方打听，在云南铣床厂家属区，我们终于找到了杨伯芳先生，老人生于1922年，今年已经83岁高龄，身材高大魁梧，他是河南商丘人，当年加入中国远征军第五军当装甲兵，曾跟随孙立人将军参加过仁安羌解救被围英军的战役，后来远征军兵败退入印度时，走过野人山，亲眼目睹了一个个战友在身边倒下再也没有站起来，还有的战友负伤后为了不拖累其它人而自己饮弹自尽的惨烈情形。虽然战争过去了60多年，老人提起那段往事还是止不住的泪如雨下。我们都非常的担心老先生的情绪，怕由此引起他身体上的不适。此时，老人脸上写满了悲壮。我紧紧握着老人的手，只想表达出对这位为重建中国远征军纪念碑契而不舍达10年之久的老人深深的敬佩之情。这是我们完成的最后一个采访。当我写下这些的时候，时间已过去近两个月，而这次采访经历的那些日日夜夜都深印在我心中，片子的后期也还在紧张的制作，在此我要特别感谢曲韵小姐、李正先生、戈书亚先生、李本钊先生和雷震先生以及所有为拍摄本片提供过帮助的人们，没有他们的辛勤工作和提供线索，此文也不能得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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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引用自：玲玲的BLOG blog.sina.com.cn/linglingyuanx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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