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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城
盛夏的武汉不比北京更热。从机场出来，坐上汽车，赶到餐厅，晚上就在附近的影院看片。各路空调制造的冷风，接力似的，把这座出了名的火炉降服了。
“房子都建到这儿了？”开出机场不久，范立欣说。尽管常常为了公事回来，他对家乡的变化全然不觉。车子通过二桥，越过长江，自西北向东南斜穿整个城市。他偶尔看一眼窗外，配一句画外音，“武汉又无一例外地变成一个和中国任何城市一样的地方。”其余时间，他的目光继续守着手机，我总觉得他是在期待从机器那头传来一点好消息。
长江上的这几座桥，几乎是近代中国城市发展的刻度。一桥是建国的产物，1950年代由苏联人援建，二桥建成于改革开放的1990年代初，二七长江大桥在2008年动工——北京奥运会、金融危机都发生在这一年，范立欣的镜头记录下一大批纺织工厂的倒闭，《归途列车》赶上了这个时间节点。
“上大学的时候，我就开始对自己的人生有一个远景的规划，我在想，要把一个事情做到世界顶尖的水平。”他也把人生想象成一条相似的向上的曲线。这种自信来自他从小生病，父母对他的宠爱和纵容甚于哥哥，任由他去看电影，而他“凭一点小聪明”，学习成绩过得去。话说到这儿，司机突然急刹车，红灯亮起。
1998年，他进入武汉电视台工作不久，看到一本中国纪录片年度会议的会议纪要，被老前辈们的发言吸引，兴奋地读到次日凌晨。“我就说这辈子我就干这个事了，这个事太牛逼了。”接下来，学摄影，学剪辑，先做到武汉最好，然后是中国顶尖，步步为营。用他自己的话概括，这叫“有计划的自我积累”——“机会来的时候，我就能够抓得住。”
2003年，武汉台派9个人去央视实习两天。第二天午后，大家吃过饭，坐在办公室里，准备下午回家，日子过得悠闲。此时央视正忙着报道神五上天。一个人跑来问，你们这儿有没有摄影师？其他人没吱声，范立欣举手了。拍了十几分钟，剪出两分钟的画面，别人立刻给了他留下来工作的机会。“我是不顾一切的，我总觉得前面的东西更好玩。我当时就答应了。”
此刻，我们的前面出现了一个转盘，一片热闹的商业区。范立欣介绍，这里是光谷，硅谷的“谷”，国内最大的光纤光缆、光电器件生产和研发基地，附近有很多大学，他从小就在这里长大。里面的小街分别被命名为德国、意大利、西班牙风情街。我们吃饭的餐厅墙刷得纯白，弧形的线条把就餐区分割成高低起伏的洞穴和圆环，充满未来感。大门口竖着禁止停车的牌子，
盛夏的武汉不比北京更热。从机场出来，坐上汽车，赶到餐厅，晚上就在附近的影院看片。各路空调制造的冷风，接力似的，把这座出了名的火炉降服了。
“房子都建到这儿了？”开出机场不久，范立欣说。尽管常常为了公事回来，他对家乡的变化全然不觉。车子通过二桥，越过长江，自西北向东南斜穿整个城市。他偶尔看一眼窗外，配一句画外音，“武汉又无一例外地变成一个和中国任何城市一样的地方。”其余时间，他的目光继续守着手机，我总觉得他是在期待从机器那头传来一点好消息。
长江上的这几座桥，几乎是近代中国城市发展的刻度。一桥是建国的产物，1950年代由苏联人援建，二桥建成于改革开放的1990年代初，二七长江大桥在2008年动工——北京奥运会、金融危机都发生在这一年，范立欣的镜头记录下一大批纺织工厂的倒闭，《归途列车》赶上了这个时间节点。
“上大学的时候，我就开始对自己的人生有一个远景的规划，我在想，要把一个事情做到世界顶尖的水平。”他也把人生想象成一条相似的向上的曲线。这种自信来自他从小生病，父母对他的宠爱和纵容甚于哥哥，任由他去看电影，而他“凭一点小聪明”，学习成绩过得去。话说到这儿，司机突然急刹车，红灯亮起。
1998年，他进入武汉电视台工作不久，看到一本中国纪录片年度会议的会议纪要，被老前辈们的发言吸引，兴奋地读到次日凌晨。“我就说这辈子我就干这个事了，这个事太牛逼了。”接下来，学摄影，学剪辑，先做到武汉最好，然后是中国顶尖，步步为营。用他自己的话概括，这叫“有计划的自我积累”——“机会来的时候，我就能够抓得住。”
2003年，武汉台派9个人去央视实习两天。第二天午后，大家吃过饭，坐在办公室里，准备下午回家，日子过得悠闲。此时央视正忙着报道神五上天。一个人跑来问，你们这儿有没有摄影师？其他人没吱声，范立欣举手了。拍了十几分钟，剪出两分钟的画面，别人立刻给了他留下来工作的机会。“我是不顾一切的，我总觉得前面的东西更好玩。我当时就答应了。”
此刻，我们的前面出现了一个转盘，一片热闹的商业区。范立欣介绍，这里是光谷，硅谷的“谷”，国内最大的光纤光缆、光电器件生产和研发基地，附近有很多大学，他从小就在这里长大。里面的小街分别被命名为德国、意大利、西班牙风情街。我们吃饭的餐厅墙刷得纯白，弧形的线条把就餐区分割成高低起伏的洞穴和圆环，充满未来感。大门口竖着禁止停车的牌子，
大门口竖着禁止停车的牌子，司机径直停下，大手一挥，“哎，没事。”这里毕竟是中国。
隔壁的星巴克，在英文招牌的上方，用秀气的宋体写着两个汉字——“江城”。这是武汉的别称。范立欣立刻想到那位多次写作当代中国的美国作家何伟（PeterHessler），他的《江城》写的是重庆涪陵。这本书曾经启发过加拿大华裔导演张侨勇拍摄的纪录片《沿江而上》，而何伟的夫人张彤禾写的《打工女孩》被范立欣在剪辑《归途列车》时随身带着。某种程度上，他们的目光是相似的。
陈为军导演的《好死不如赖活着》，讲述河南上蔡县文楼村一个艾滋家庭的故事，他是剪辑师；《沿江而上》，跟拍三峡工程期间一艘豪华观光邮轮上的两位年轻服务员，他是录音师；《千锤百炼》以四川会理县一个拳击教练和他的两个年轻徒弟为主角，他是制片人之一。从本土电视台到加拿大制作公司，范立欣经历了整个行业、尤其是西方纪录片工业的训练。
“他技术上的学习能力比我还强。”《归途列车》的摄影师孙少光说。后来他拒绝为《我就是我》掌镜，一来没时间，二来对选秀没兴趣。
《归途列车》最初的团队都是哥们儿，范立欣自己借钱撑着。“我愿意拿我生命当中4年的时间赌这个故事，赌成了那是算我幸运，赌不成我心甘情愿。”直到遇到金融危机、雪灾，矛盾加剧，他才觉得这一局能赢。开始邀请大牌——给电影导演候麦的剪辑师雪美莲（MaryStephen）写很长的邮件，从海外电影节、电视台拉来资金。
“但我只能去讲中国人的故事。”餐厅里的温度被调得太低了，他从箱子里翻出西装外套穿上。《归途列车》的成功让他有一段时间满世界飞，穿着整套礼服，说一口流利的英语，换着地方领奖。终于尝到了“顶尖”的滋味，那时他感到自由，浑身充满力量，像一个标准的全球化时代的年轻人，甚至产生了改变世界的愿望。
在华沙，听说科学文化宫的顶上有一间live house——和他在武汉常去的那家没什么两样，便不顾别人的警告，只身前往。这座铁青着脸的庞然大物是斯大林送给波兰的礼物，华沙人一直在争论如何处置它，街对面是一排窗明几净的商场，与之形成诡异的反差。“社会主义已经变成了历史，资本主义轰然来袭，”范立欣一边翻着手机里的照片，一边继续讲解。他说，livehouse的门口站着一群奇装异服的朋克，对社会主义的来客抱有敌意。“还是有点害怕”，他喝了一杯啤酒，假称自己是住在美国的韩国人，很快就走了。
隔壁的星巴克，在英文招牌的上方，用秀气的宋体写着两个汉字——“江城”。这是武汉的别称。范立欣立刻想到那位多次写作当代中国的美国作家何伟（PeterHessler），他的《江城》写的是重庆涪陵。这本书曾经启发过加拿大华裔导演张侨勇拍摄的纪录片《沿江而上》，而何伟的夫人张彤禾写的《打工女孩》被范立欣在剪辑《归途列车》时随身带着。某种程度上，他们的目光是相似的。
陈为军导演的《好死不如赖活着》，讲述河南上蔡县文楼村一个艾滋家庭的故事，他是剪辑师；《沿江而上》，跟拍三峡工程期间一艘豪华观光邮轮上的两位年轻服务员，他是录音师；《千锤百炼》以四川会理县一个拳击教练和他的两个年轻徒弟为主角，他是制片人之一。从本土电视台到加拿大制作公司，范立欣经历了整个行业、尤其是西方纪录片工业的训练。
“他技术上的学习能力比我还强。”《归途列车》的摄影师孙少光说。后来他拒绝为《我就是我》掌镜，一来没时间，二来对选秀没兴趣。
《归途列车》最初的团队都是哥们儿，范立欣自己借钱撑着。“我愿意拿我生命当中4年的时间赌这个故事，赌成了那是算我幸运，赌不成我心甘情愿。”直到遇到金融危机、雪灾，矛盾加剧，他才觉得这一局能赢。开始邀请大牌——给电影导演候麦的剪辑师雪美莲（MaryStephen）写很长的邮件，从海外电影节、电视台拉来资金。
“但我只能去讲中国人的故事。”餐厅里的温度被调得太低了，他从箱子里翻出西装外套穿上。《归途列车》的成功让他有一段时间满世界飞，穿着整套礼服，说一口流利的英语，换着地方领奖。终于尝到了“顶尖”的滋味，那时他感到自由，浑身充满力量，像一个标准的全球化时代的年轻人，甚至产生了改变世界的愿望。
在华沙，听说科学文化宫的顶上有一间live house——和他在武汉常去的那家没什么两样，便不顾别人的警告，只身前往。这座铁青着脸的庞然大物是斯大林送给波兰的礼物，华沙人一直在争论如何处置它，街对面是一排窗明几净的商场，与之形成诡异的反差。“社会主义已经变成了历史，资本主义轰然来袭，”范立欣一边翻着手机里的照片，一边继续讲解。他说，livehouse的门口站着一群奇装异服的朋克，对社会主义的来客抱有敌意。“还是有点害怕”，他喝了一杯啤酒，假称自己是住在美国的韩国人，很快就走了。
Bar
微信继续响着。不断有人给他建议，怎样调整宣传策略，怎样力挽狂澜。“大家看这个片子快要沉下去，就多出几个点子，估计也是于事无补，谁知道呢？”
这趟回家，原本应是荣归故里，范立欣却笑得勉强。“这两年我的变化特别大，有一种被裹挟感，攒着劲儿要往前冲。”走在步行街上，他说，有时做完一部片子，在大街上看到攒动的人群，会觉得难过，好像大家忙着各自的营生，和自己——这个强迫症似的想把发生的事情记录下来的纪录片导演毫无关系。
以前出去寻找拍摄对象，被人当作骗子轰出来，现在四处跑宣传，依然有这个嫌疑。一个门户网站发稿，所有演员的名字都附上微博链接，唯独导演本人没有，他屡次跟我提及这个细节，好像比票房失败更加让他生气。“资本只为眼球买单，”他忿忿不平。
VOX是他以前在武汉常去的酒吧。时逢暑假，这里没什么客人，上座率远不如外面烟火撩人的大排档。一个体型和T恤一样松垮的中年男子，独自在舞池里跳舞，像镭射灯那样不知疲倦地旋转。旁若无人的高分贝压得我们难以聊天。“我已经单膝向市场下跪了，但市场没有接受我的求婚，这时候，不管是哪个男人都会有点难堪。”在喝过德国野格、比利时啤酒之后，范立欣终于吐出这一句。
微信继续响着。不断有人给他建议，怎样调整宣传策略，怎样力挽狂澜。“大家看这个片子快要沉下去，就多出几个点子，估计也是于事无补，谁知道呢？”
这趟回家，原本应是荣归故里，范立欣却笑得勉强。“这两年我的变化特别大，有一种被裹挟感，攒着劲儿要往前冲。”走在步行街上，他说，有时做完一部片子，在大街上看到攒动的人群，会觉得难过，好像大家忙着各自的营生，和自己——这个强迫症似的想把发生的事情记录下来的纪录片导演毫无关系。
以前出去寻找拍摄对象，被人当作骗子轰出来，现在四处跑宣传，依然有这个嫌疑。一个门户网站发稿，所有演员的名字都附上微博链接，唯独导演本人没有，他屡次跟我提及这个细节，好像比票房失败更加让他生气。“资本只为眼球买单，”他忿忿不平。
VOX是他以前在武汉常去的酒吧。时逢暑假，这里没什么客人，上座率远不如外面烟火撩人的大排档。一个体型和T恤一样松垮的中年男子，独自在舞池里跳舞，像镭射灯那样不知疲倦地旋转。旁若无人的高分贝压得我们难以聊天。“我已经单膝向市场下跪了，但市场没有接受我的求婚，这时候，不管是哪个男人都会有点难堪。”在喝过德国野格、比利时啤酒之后，范立欣终于吐出这一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