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洛地区的考古发现，大体上可以和上述传说相互印证。在三门峡等地有许多旧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新石器时代有始发现于新郑裴李岗的裴李岗类型文化。继之而兴的仰韶文化，始发现于渑池仰韶村，主要有半坡、庙底沟等类型。取代它的是河南龙山文化，主要有庙底沟二期、（洛阳）王湾、（陕县）三里桥、（临汝）煤山等类型。巩县西南小訾殿和稍柴村发现有龙山文化中晚期遗址，近年又在登封告城王城岗发现了龙山文化中晚期的城址。接着又在偃师二里头发现了大型宫殿建筑遗址和文化遗址。如今，学术界已对二里头早期文化属于夏文化基本取得共识。
    1983年考古工作者在偃师尸乡沟发现大型商代城址，它与文献记载的汤都“西亳”的位置相吻合。很可能是商汤迁都的西亳，也有人认为它是伊尹放太甲的“桐宫”。早在1955年，考古工作者发掘了郑州商代城址和宫殿遗址，虽然学术界有“郑亳”和“隞都”之争论，但它毕竟是商代前期的都城之一。
    西周时期在洛阳兴建了王城和成周，作为周王朝统治东方的中心。春秋时期平王正式迁都洛阳。考古工作者在洛阳发现了西周前期大型青铜器铸造作坊遗址，也曾对东周王城进行勘探试掘，基本搞清了东周王城城廓的范围。郑、虢两国是周代两个重要的诸侯国。新郑的郑、韩故城遗址尚存，近年又出土了不少精美的窖藏铜器。三门峡上村岭虢国墓地近年来出土大量珍贵文物，包括一把铜蕊玉柄铁剑。
    在荥阳、巩县等地发现有汉代的冶铁遗址，唐代的三彩窑址，宋代的汝瓷、钧瓷也十分有名。
    总之，从石器时代，到青铜器时代、铁器时代，河洛地区的先民们创造了丰富的物质文化。与此同时，河洛地区的先民也创造了辉煌灿烂的精神文化。
    近年来不少人认为，“河图洛书”是中国文化的源头。巩县的洛水入河处，据说就是“河出图，洛出书”之处。在洛水中游的洛宁县长水，传说也有“洛出书处”，而且还有“苍颉造字”的传说。在舞阳贾湖遗址中出土的龟甲、王城岗出土的黑陶上，就有“刻画符号”，商代后期的甲骨文已是相当成熟的文字。文字的出现肯定有一个漫长的过程。我们推测，在夏商时期，河洛地区的文字正在形成和定型。西周时周公姬旦制作的礼乐制度，在河洛地区长期保存下来。
    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学术思想上的百家争鸣局面。道家的鼻祖李耳（老聃）在洛阳周王室任柱下史和守藏史，形成了自己的思想主张，被后学整理成五千言的《道德经》，成为道家学派的经典。在灵宝又有“老子过函关”的历史传说。前期法家的代表人物之一申不害是京（今属荥阳）人，后期法家的集大成者韩非也是韩国人，河洛地区的法术思想极为流行。洛阳人苏秦、苏代兄弟又是纵横家的著名代表。
    汉代河洛地区的文化更加繁荣。洛阳人贾谊、颍川（今禹州）人晁错都是当时著名的政论家和文学家。他们的文章和赋脍炙人口。洛阳人桑弘羊是重要的理财家。颍川人褚少孙是有名的史学家，洛阳人桑钦则是一位伟大的地理学家，他著有重要的地理著作《水经》。东汉时期南阳人张衡在洛阳制造了浑天仪和地动仪，写出不少诗赋。班固在洛阳写成了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汉书》。偃师人杜子春、荥阳人服虔等是当时著名的经学家，阳翟（今禹州）人郭躬和洛阳人吴雄是享有盛誉的法学家。偃城人许慎则是伟大的古文字家。他的《说文》是一部十分重要的文字学著作。东汉时佛教开始传入洛阳，张角等人的太平道也在洛阳传播，河洛地区逐渐形成为宗教文化的圣地。
    魏晋时期何晏、王弼等人在河洛地区首倡玄风，竹林七贤也常在这里活动，洛阳成为玄学思想的中心。洛阳人郭象有《庄子注》传世。颍川（今禹州）人邯郸淳是当时有名的经学家和书法家，曾为洛阳太学的“三体石经”书丹。长社（今长葛）人钟繇是久享盛名的书法家，他和东晋的王羲之合称“钟王”。文学家潘岳是荥阳人，“洛阳纸贵”则说明当时洛阳文学的兴盛。北魏时期著名道士寇谦之曾在嵩山布道，北魏迁都洛阳后，洛阳、嵩山等地成为北方的佛教圣地，不仅有以永宁寺为代表的佛教建筑，而且有以龙门石窟和巩县石窟为代表的石窟艺术。


    隋唐时期，特别是唐高宗、中宗、武则天时期，河洛地区的佛教臻于极盛，建寺度僧、凿窟造像、佛经翻译、佛教著述，佛事活动等，与北魏时期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佛教各宗派也在这一时期形成。缑氏（今属偃师）人玄奘西行求法，为弘扬佛教文化做出了重大贡献。唐代的文学成就极为辉煌，河洛地区涌现了“诗圣”杜甫，其诗作被称为“史诗”。洛阳人元稹和晚年定居洛阳的白居易同倡“新乐府”，世称“元白”。陕县人上官仪、上官婉儿的五言诗绮丽婉媚，被称为“上官体”。此外，河洛地区还有李贺、李商隐、刘禹锡、王湾、王建、宋之问、姚合、聂夷中、卢仝等，都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作。孟县人韩愈首倡“古文运动”，被尊为“唐宋散文八大家”之首。在艺术上，阳翟（今禹州）人吴道子画技超群，世称“画圣”，荆浩、郑虔也是当时的著名画家，褚遂良则以书法著称于世。
    北宋时期洛阳为西京，邵雍、司马光、程颢、程颐等著名学者曾云集于此。司马光在洛阳地区编写了中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二程兄弟的哲学思想世称“洛学”，被南宋朱熹等继承和发展，形成了封建社会后期的理学系统。
    元代以后，由于河洛地区丧失了政治中心的地位，河洛文化逐渐失去了昔日的光采。但作为地域文化的某些组成部分，如风俗习惯、戏剧等，仍然保持着自己的特色。

河洛文化的影响与历史地位

    河洛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一部分，它对其它地区的文化发展有重大影响，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
    河洛文化是黄帝与华夏部族以及后来的商周部族为主体的文化系统。河洛地区的黄帝华夏部族和东夷、苗蛮等部族有过战争和交往，也有着不同文化的交叉和融合。古代的神话传说可以证明这一点。就考古学而论，河洛地区的文化系统——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河南龙山文化与二里头文化，和黄河上游地区的文化系统——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黄河下游的文化系统——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山东龙山文化，河北地区的磁山文化，长江中游的文化系统——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湖北龙山文化等，都有过交叉、渗透，关系比较密切。河洛地区有着相当密集的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又是最早使用青铜器和铁器的地区，这里有最早的城址和刻画文字。河洛地区的华夏部族最先脱离了野蛮蒙昧的朝代，迈入了文明的门槛。这里是夏、商王朝的中心区。这一地区的先进文化逐渐向四周辐射，对周围地区乃至边远地区产生了很大影响。
    洛阳是东周时期的都城，河洛地区保存着周代的礼乐制度。孔子所在的鲁国是周公的儿子伯禽的封国，自然也是礼仪之邦，但孔子还来到洛阳，向老聃问礼，至今洛阳老城还有“孔子入周问礼处”的石碑。这也说明河洛地区的礼乐制度对其它地区的影响。
    东汉时代的经学、魏晋时期的玄学、南北朝隋唐时代的佛学、宋代的理学，都以河洛地区为中心向四周普及，对其它地区产生影响。
    如果说远古时代河南地区的黄帝华夏部族文化主要依靠它自身先进性对其他地区施加影响的话，那么进入阶级社会以后，河洛地区的经济、科技、礼乐政刑和教化则主要由统治者采取行政手段，推广到其他地区。
洛阳史称“九朝古都”，如果再加上夏、商两朝，就是十一朝古都了。河洛地区长期是中国的政治中心、经济中心，也是文化中心。这就决定了河洛地区的文化既带有地域性，也带有全国性，远非一般的地区性文化所能比拟。
    河洛地区先民们创造的河洛文化是以中原文化为代表的黄河文明的核心和发祥地，河洛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摇篮文化，是数千年来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因而河洛文化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注释：
    1、 《帝王世纪》
    2 、《史记·五帝本纪》集解
    3、 《括地志》
    4、 《史记·夏本纪》
    5、《史记·孙子吴起列传》
    6、《括地志》


 

吸收已有的研究成果 

　　研究河洛文化，其中许多都是老课题，有的已经研究了两三千年。因此，我们必须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展开自己的研究，避免再走弯路。如神秘而又代表河洛文化智慧的《河图》、《洛书》及《易经》，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引起学术界的注意，《易经·系辞上》、《论语》、《竹书纪年》等古籍都提到过。汉代出现了第一次研究《河图》、《洛书》及《易经》的高潮，并出现了一个象数派研究群体；魏晋时期出现第二次研究高潮，产生了一个义理派；宋代又从象数派中分化出图书派；清代考据学盛行，又出现一股否定《河图》、《洛书》的潮流。我们对于这几大学派，不能简单地予以否定，而是要综合吸收各派的研究成果。戴逸先生有句名言：“我们要超越前人，就要在前人的基础上超越，而不能回避他们的成果。”研究《河图》、《洛书》如此，研究河洛文化其他课题也必须遵循这一原则。 

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研究河洛文化的目的是弘扬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树立民族自尊心、自信心，为海外华人、华裔文化寻根（含族姓寻根）服务。由于有此目的，河洛文化研究者在有意无意中，难免拔高其成就和贡献，甚至把糟粕当作精华来阐释，这就需要警惕，研究者要注意区分其精华与糟粕。要知道，河洛文化毕竟是中国的古老文化，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时代的局限性，如儒、道、法、墨各家学派，虽然各有其精华，同时也存在有糟粕。又如两汉经学，从其主旨来说，是宣扬儒家的仁政德治、人本思想、伦理道德和大一统观念，这对维护国家统一、稳定社会秩序有积极意义；但也必须看到，在谶纬迷信笼罩下的今文经学是为专制君主政权服务的，就是古文经学也跳不出这个窠臼。再如宋明理学，在批判地吸收佛、道学说的基础上发展了儒家思想，从本体论上提高了儒家学说的哲理性，丰富、发展了儒家学说中的辩证思想，理学家的“格物致知”论，对于认识事物的客观规律、促进自然科学发展亦有积极意义，但宋明理学的糟粕也是明显的，如“存天理，去人欲”的说教，就是要穷苦人民抛弃一切欲望而维护封建专制制度。因此，只有除去了封建性糟粕，河洛文化的精华才能发扬光大。 

　　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旅游事业也兴盛起来，而名胜古迹则是最有吸引力的景点，于是河洛文化也就成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旅游资源。有的地方利用得非常成功，如洛阳王城公园在一块巨石上刻上《河图》、《洛书》图案，供游人瞻仰，很多游人在图案下摄影留念。再如开封，据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创建了清明上河园，再现了宋代汴京的盛况。有的地方开放了名人故居、名人陵墓，有些地方把传说遗迹也利用起来，成为招揽游人的景点，这都是正常的事情。但是，从研究河洛文化的角度讲，应该注意实事求是的问题，应该信者传信，疑者传疑，不能把戏剧小说中的人物当成历史人物来研究、来宣传。有的虽然确实是历史人物，然而史书上并没有记载他（她）的家乡籍贯，我们也不能根据某地有他（她）的传说遗迹，就轻率地下结论确定其为某地人。作为一位河洛文化研究者，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研究姓氏文化三忌 

　　研究河洛文化，姓氏文化是重点课题之一。随着海外华人、华裔及港、澳、台胞寻根访祖高潮的到来，国内也掀起了姓氏文化研究热潮。由于海外华人、华裔及港、澳、台胞的主要姓氏源于河洛地区，河南学术界也出现了研究姓氏文化的热潮，特别是对于林、郑、陈、张、杨、谢、叶等姓的研究，已取得丰硕成果，给海外华人、华裔及港、澳、台胞寻根访祖创造了方便条件，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但在研究中也存在一些问题，我们姑且称之为姓氏文化研究的三忌。 

　　一忌狭隘地方主义。在族姓研究中，一般要寻两个根：一是寻得姓始祖之根；二是寻郡望或望族之根。对于一些著名的望族来说，其得姓始祖之根，郡望所在地，包括其县籍，历史记载一清二楚。如谢氏以国为姓，封国在今河南汝阳谢城，著名郡望为陈郡谢氏，郡治在今河南淮阳，其县籍在今河南太康。其他如弘农杨氏、荥阳郑氏等名门望族，其得姓祖根及郡治姓氏文化、乃至县籍所在地都是非常清楚的。但在族姓研究中，个别地方由于狭隘地方主义作祟，有的只提得姓祖根而不提郡望，有的只提郡望而不提望族的县籍，造成不必要的混乱。有的甚至强拉名人入籍，如老子的故里，《史记·老子列传》记的明明白白为“苦县厉乡曲仁里”（今河南鹿邑），现在又有人提出异说。这种情形多半是狭隘的地方主义观念在作怪，是族姓研究中的大忌。 


　　二忌强下结论。研究姓氏文化，必然涉及到名人故里及陵墓等遗迹，这类问题更为复杂。如墨子故里，古书只说墨子为宋人或鲁人。宋应指河南商丘，但商丘找不到墨子任何遗迹。而鲁有东鲁、西鲁之分，东鲁应指山东曲阜，在曲阜同样找不到墨子遗迹，倒是在山东滕州找到墨子的珠丝马迹，因此有人就主张墨子故里在滕州。西鲁指河南鲁山，在鲁山也有一些墨子的遗迹和传说，所以有人就说墨子是鲁山人。滕州和鲁山都开过墨子故里学术研讨会，而且都确认研讨会所在地为墨子故里。秉公而论，现在就强下结论确认某地为墨子故里，证据都嫌不足。因为细读历史文献，滕州、鲁山两说都有解释不通的地方，这就有必要继续深入研究。历史上类似这样疑不能定的问题还很多，都不应该在论据不足的情况下强下结论。 

　　三忌不了解历代行政区划的变迁。有些名人的故居、郡望史书记载是清楚的，只是由于历代行政区划的变迁才出现了问题。如济阳蔡氏，按济阳郡治本在今河南兰考，但蔡氏的故居却划归民权。还有庄子故里，史书记载庄子为蒙人，漆园原属蒙县，按现在的区划蒙县属河南民权，而漆园却划归山东曹县，于是就出现了庄子故里民权与曹县之争。再如颛顼、帝喾二帝陵，史书记载在濮阳，实际现在划归内黄。山东也有个很典型例子，即琅琊王氏与琅琊颜氏，从史书看两大姓同属一郡，但现在琅琊王氏故居在山东临沂市，而琅琊颜氏故居却在山东费县。如不了解历代行政区划的变迁，就不可能作出正确的判断。

北宋文治文化之确立与河洛文化之中衰/龚 忠 武

（一）
    在中国史上，北宋（960—1127）同秦、隋一样，是另一个大的分水岭，为以下的中国史开启一个崭新的局面，所不同的是，秦、隋以下开华夏民族的盛世，而北宋以下开华夏民族汉人的衰世，代之而兴的是边陲游牧民族胡人的盛世。
    此后近千年来，中国的政治中心逐步从以开封—洛阳为轴心的河洛地带，时而北移，时而南移，再也没有回到华夏文明的发源地。
    简言之，北宋以前，河洛大体上是华夏民族历史的中心，此后即不再是中国历史的中心了，河洛文明从此中衰而难再振。
    河洛文化为什么中衰？具体地说，是什么力量在北宋时期将华夏文明的中心推出河洛地区之外？
还有，这个问题为我们今天传达了什么时代信息？
    北宋适处于西元第一个千年和第二个千年之交的过渡时期，而我们现在正处于从第二个千年向第三个千年过渡的前夕，现在反思一下一千年前北宋时期河洛文化由盛转衰的历史经验，也许在下一个世纪甚至下一个千年有助于河洛地区的振兴和华夏文化的昌明。

（二）
    上面的问题或许可以从北宋独特的文治政治文化找到部分答案，因为文化好像一面镜子，可以反映政治、经济、社会等领域的变化；同时，它又不止是一面镜子，因为它又可以反过来制约和导引政治、经济、社会等领域的变化，而文化中，政治文化又是最积极的部分。
    何谓文治？文治是相对于唐末五代时期武人当道的武治和秦朝实行严刑峻法的法治而言，而文治则实行儒家的礼乐教化，这本是儒家一贯的政治理想和目标，汉武帝首开其端，宋太祖进一步加以发展。
    何谓政治文化？在华夏的政治文化传统或东方的政治文化传统中，政治离开不了伦理，两者密不可分，而且很早就形成了华夏民族内圣外王的政治文化心理结构，支配华夏民族的政治思想和行为。比如，《尚书·大禹谟》说：“正德、利用、厚生”，就是这种伦理政治文化思维的最早表述。换句话说，早在以河洛地带为中心的夏王朝，伦理政治、内圣外王的政治文化和经世思想已具雏形了。
    至于本文所谓的河洛地带，是指沿黄河、洛河、伊河之东西约三十公里的地带，这一带曾经是三代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1）先后有十一个朝代在此建都，所以在此发展出来的河洛文化是华夏文化的源泉，是东方文化的初基，北宋建都于这个地带，当然可以算是河洛文化最后一个代表。


（三）
    上面说过，中国文治政治始于汉武帝，因为他独尊儒术，并设五经博士，北宋的文治虽然远承汉代，近承唐代，但有其独特的发展，其中最突出之点如下：
    首先是重文轻武，重内轻外，重心防而轻国防。当然，它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而是慢慢逐步形成的，但首开其端的是宋太祖赵匡胤在开国之初重文轻武的国策。
赵匡胤实行文治，安史之乱至北宋建国（755—960年）两百多年来的藩镇之祸，武人跋扈专权，君权旁落，形成了长期黑暗的武治政治文化。为了纠正这种武人当道的现象，赵匡胤收回武人的军、民财权，代之以熟读儒学经典的文人，从此开文人治兵之端。 其次是私人讲学。北宋初期私人讲学起于胡安定，他虽教授苏、湖两州，但他的苏湖教法，却广被采纳，并为中央政府认可，将胡延至太学授课，弟子门人多达一千七百多人，为了挽救唐末五代学绝道丧的文风，他以道德仁义，礼乐诗书教授学生，对当时的学风、文风和社会风气都起了振衰起敝的积极作用，特别是他的学生们学而优则仕，加入政府，推行文治政治。所以，胡安定不但为宋代的教育奠定了基础，还使政府能够源源不断地得到受过儒家训练的人才来管理国家和人民。
最后是理学的兴起。北宋中朝五子（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特别是河洛二程，上承韩愈排佛，李翱复性之风，综合释、道之长，开创了精密玄奥的理学。理学是哲学体系也是意识形态，是北宋的文治政治的主要理论依据。
    本文的目的不在讨论理学本身的内涵如它的心性义理论，而是要指出理学同北宋文治政治文化的关系，本文要强调的有下列几点：
    第一，三纲绝对化：理学为儒家的伦理政治哲学找到了一个中心思想，即“理”。三纲是天理，因此君权、父权、夫权，是天授的，不容违抗。这样，理学就把后天的人伦关系和行为准则理想化了，绝对化了。从而君权、父权、夫权被绝对化而得到巩固。
    需要强调的是，“理”这个中心观念是洛阳的程颢首先提出的，他的弟弟程颐也是理学巨匠，将其兄之说，加以发扬，后世称二程之学为洛学。洛学源于河洛地带，足以有力地证明当时的河洛仍然是宋帝国的文化思想中心。
    其次，专讲内圣：理学家继承孟子内圣博流，专讲内省修身，极少或根本不谈外王的事功，比如小程说：“凡学之道，正其心养其性而已，中正而诚，则圣矣。”换句话说，只要在方寸之间做功夫，正心诚意，那么自然就会家齐，国治，天下平了，自然建立事功。
    孔子的经世思想是要达到内圣外王的矛盾统一，既要修身敦品，也要兼济天下，内外兼修，圣王兼顾，文武合一，例如孔子将有德行的颜回和有事功的管子均视为仁者，就是最好的例证。后来孟子侧重内圣，荀子专注外王，分道扬镳，各有所偏。但是，自汉武独尊儒术以来，人君特别是有所作为的人君一般都是内外并重，圣王兼修，文武合一的。
    即使宋初胡安定的苏湖教法也还是内外兼修，明体达用的，他创设了经义和治事两齐，经义齐讲明六经大义，治事齐按每人性向各治一事，如治民以安生，讲武以禀寇，堰水以利田，算历以明数，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理论和实战并重，颇似近代分科教学法。
    然而胡安定之后而起的理学家们却抛弃苏湖教法，只讲明体不讲达用。所以，严格地说，理学背离了早期儒家内外兼修，圣王并重，文武合一的经世传统，走上了极端的唯心主义道路。
第三，存天理灭人欲：二程主张要达到道德修养的最高境界，也就是成圣成仁，必须存天理，去私欲，去私为公，去利守义。程颢把天理和人欲割裂对立起来，“不是天理，便是人欲”，两者的矛盾无法统一，比如，他说，“人欲肆而天理灭矣”，“灭私欲，则天理自明矣”。
    程颢的存理灭欲思想不是来自孔子，因为孔子并没有鼓倡禁欲主义思想；不但如此，反而提出正常情欲的合理性，他的禁欲主义思想虽然主要来自佛教，佛教讲“苦”、“空”、“灭”、主张依经、律、论三藏，修持戒、定、慧三学，以斩除烦恼而成佛，充满了禁欲主义色彩。于此可见，程颢通过佛教修改了儒家修身敦品的传统。


二、河图洛书的研究

    河图洛书，是河洛文化研究中一个重要的内容。河图洛书，千古之谜。这个问题涉及到中国学术史上的一场公案。
    中国古代有所谓河洛之学，这是指《周易》研究中的一个流派。据我所知，《周易》研究有两个流派，一个是象数派，象数派是以万物的形象以及抽象的数字来解释《周易》，表述它的宇宙观、社会观、历史观。象数派研究《周易》在汉代最盛行，恐怕汉代的学者研究易经，基本上都是象数派。一个是义理派，义理派是从哲学理论上、哲学思想上来解释《周易》，其代表人物就是王弼。王弼研究《周易》，一扫汉代象数派烦琐附会之弊。北宋初年，从象数派中间分化出了一个新的派别，就是图书派。从陈抟、邵雍、种放、刘牧到周敦颐、朱熹就是所谓图书派，并出现了“龙马负图”、“神龟背书”这样一个说法。这个问题六七百年来一直有着争论。北宋欧阳修第一个提出疑问：河图洛书究竟存不存在？以后历代的学者都提出疑问，到清朝初年，顾亭林、黄宗羲、黄宗炎、毛奇龄、胡渭这些学者，更对图书派进行了非常尖锐的、非常激烈的抨击。但是，这场公案看来并没有完全解决。这个问题牵涉面广，又很复杂，必须要经过长期的、深入的研究才能取得共识。比如，河图洛书究竟是什么？有的说是气象图、方位图，有的说是一种数学公式、数学方程，有的说是祭奠的典礼，有的则把河图洛书跟安徽含山出土的玉帛相联系，并找到考古学上的根据，也有的说，太极图象征着河洛交会的自然现象，这是因为太极图很像是黄河洛河交汇形成的旋涡，通过这个自然现象触发灵感，伏羲才创造出太极和八卦。许多说法都力图从科学的角度、从实际观测的角度进行论证，进行推论，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我感觉到论证还不够，还需要有更充分的证据，更圆满的说法。讨论中，我认为应该注意这样几点：
    一是对于河图洛书，对于象数派、图书派不能简单否定。易经系辞上说：“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论语》上讲：“凤鸟不至，河不出图。”《竹书纪年》里讲：黄帝在河洛修坛沉璧，受龙图龟书。这些书不是伪书。还有像《礼记》、《管子》、扬雄的《太玄》，都讲到河图洛书。可见，河图洛书即河出图、洛出书这个观念是相当普遍的。如果一定要说忽然从黄河和洛水中冒出了图和书，这对今天具有科学常识的人来说，是谁也不会相信的。但古代又普遍存在着河图洛书的观念，从文化现象学的角度该如何理解呢？我读到不少解释，言之成理，持之有故。但是要翻这一场千古公案，一定要有更坚实的证据。再者，简单地否定象数派、图书派也是不行的。当然，他们中间迷信的、烦琐和牵强附会的地方很多。但历史上不少学者，像汉代的京房、孟喜、郑康成、虞翻，都是研究《周易》的。北宋的陈抟、邵雍、朱熹，都是相信河图洛书的。到清代图书派不盛行了，但是像惠栋、张惠言、焦循这些研究《周易》的著名学者、权威，他们也或多或少受汉代象数派的影响。所以对象数派等不可能一概抹杀。
    二是我们的研究应该尊重、参考前人的成果。比如，清代对易学的研究，像黄宗炎的《易学辨惑》，胡谓的《易图明辨》，三拳两脚便把图书派打倒在地，证明先天太极图既非伏羲所作亦非龙马神龟所负出，而是宋初道士陈抟玩弄的把戏。他们的方法，他们的证据相当坚实有力，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当然，他们也有静止、孤立地看问题的毛病，但他们的成果则是多年来学术界所公认的。再比如，像陈抟、种放、邵雍等，他们对河图洛书起了什么作用？河图洛书，先天后天，太极图书这些概念是远古就有的呢，还是后人附加的呢？这些带有神话色彩甚至带有迷信色彩的学说，它在文化学上面有什么意义？怎样进行科学的解释？这些都需要很好地研究。我们要超越前人，就要在前人的基础上超越，而不能回避他们的研究成果。

    三是要科学地评价《周易》。《周易》是一部非常重要的书，包含着深刻的智慧、丰富的内容。但是《周易》也有它的局限性，因为它毕竟是人类早期的一部作品。《周易》成书的时代众说纷纭，但至少是文明早期的作品，它固然表现了深刻的智慧，但和占卜联系在一起，又有迷信的外衣，再加上后人的附会、后人的臆测、后人的伪造，就更为复杂。所以，这部书既有精华（这是非常明显的），也有糟粕。我们使用《周易》，研究《周易》一定要用一种非常慎重、非常严肃的态度，一定要有科学的头脑，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不要轻易相信一些伪书、伪说，不要随意进行主观臆测。读古书有时会食古不化，有时会不知不觉地下意识地成了古人的俘虏。我想特别是研究《周易》、河图洛书，本来它的内容精深玄奥，又带有迷信成份，就更应该小心。我们要防止把《周易》研究庸俗化，要排除它的迷信成份，排除它的神秘性的东西，不要把它与算命、打卦、看相、测字这一类混为一谈。如果这样，就不是研究《周易》，不是继承《周易》，而是糟踏了《周易》，糟踏了民族文化。现在社会上研究《周易》的人很多，但是有少数人的态度是不科学的，我们应当引以为戒。我看到许多学者把《周易》的研究跟现代科学衔接起来，运用现代科学以解释《周易》。这些解释能否成立，是否已经得到确证，可以讨论，但这种态度，这个路子是对的，应该坚持。

三、河洛文化的内涵

    河洛文化的内容非常丰富，根深蒂固，包括各个领域。首先，从远古的发掘和传说方面来说，由早期的裴李岗文化起，到仰韶文化、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夏、商、周的遗存可以说是星罗棋布。二里头的新发现可和炎黄时代相系，这是研究中华文化起源的一个重要线索。传说中的黄帝、炎帝在这个地区活动。新郑是黄帝的出生地，黄陵（一说是河南灵宝）是黄帝的墓葬。一个在河洛之东，一个在河洛之西，中间就是黄帝活动的地区，这是显然的。炎帝也在这儿活动，炎帝的出生地离这儿不远，在湖北的随州。夏、商、周均在这里定都，《史记·封禅书》说：“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这反映了河洛地区是夏商周先辈们活动的中心地区。稍稍往后，说到《诗经》，这是我们中国诗歌的始祖。《诗经》中很多篇产生于河洛地区。如果做一下《诗经》地望的统计，河洛地区应该是首屈一指的。《国风》中著名的郑、卫之风当然是河南的作品。“二南”（周南、召南）中可能很多也是产生在河洛地区的。再往后到春秋战国。春秋战国时期中国文化格局有了一个大的变动，除了河洛地区以外，周围地区的文化也蓬勃发展起来了。东边是齐鲁，孔夫子的地方；南边是楚文化，灿烂辉煌；西边是秦陇文化；东南是吴越文化；北方是燕赵文化、晋文化。就是这时，处在中心的河洛文化仍然处于文化前列的地位。道家文化产生在这里，老子就是在洛阳管理图书的，《道德经》可能也是在这里写成的。法家创始人韩非是韩国公子，本地人。纵横家中的鬼谷子、孙膑、庞涓以及苏秦、张仪都在这里活动，这个地方确实是人杰地灵。尽管文化格局有了大的变动，它在百家争鸣中却继续充满了活力，继续在发展。其次，在秦汉以后，河洛文化仍然是充满光辉的。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说明：
    第一个方面，汉唐以下的文化遗产，包括地下的遗存、地面的遗存，寺庙建筑、古墓葬、古城址、古器物、碑刻、壁画等，在河洛地区不可胜数。洛阳有座古墓博物馆，不仅在全国绝无仅有，而且在世界也是屈指可数的。洛阳集中有唐代墓志铭在5000块以上。这样多的墓志铭可以填补历史上记载的许多空白，因为很多史书记载或者是不很详细，或者是不很准确的。至于古器物，像陶器、瓷器、青铜器、唐三彩等，更为丰富。这些重要的文化遗产，具有巨大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
    第二个方面，从学术史的角度来讲，中国历史上有两个重要的学派，一个是汉学，一个是宋学。这两个学派都跟河洛地区有很大的关系。汉学指汉朝特别是东汉的贾逵、马融、许慎、郑康成这一批人，这些学者的活动地区就在洛阳。都城洛阳当时的太学生最多时达到30000多人。汉学是一个重要的学派，源远流长，影响很大，他们的经学研究一直成为后世的经典。宋学早期的代表人物二程（程颐、程颢）就是洛阳人。所谓濂、洛、关、闽、洛是宋学的一个重要的源头。宋代理学对中国的影响很大，对中国文化传统、对塑造中国民族性格起了重大的作用。当然，这个作用是正面的呢？还是负面的呢？如何公正地实事求是地评价，是另外一个问题。这里我只是说明汉学和宋学两大学派跟河洛地区有密切关系，或者说是河洛地区孕育了、产生了这两大学派。
    第三个方面，从文学和史学的角度来讲，河洛地区也有重大的贡献。中国的一部文学史，如果除开河洛地区，那就黯然失色。前面说过，《诗经》的许多篇章都是产生在河洛地区的。到了汉代，贾谊、枚乘，以至汉末的蔡邕、曹植，这些文学家都在河洛活动，这里还有既是科学家又是文学家的张衡。曹植的《洛神赋》是在洛水写成的。河南巩义有个竹林镇，“竹林七贤”好像也应该是在这一带活动。晋代左思作《三都赋》，一时“洛阳纸贵”。到了唐代，众多的诗歌大师、文学大师都出在河洛地区，可以说是群星灿烂。杜甫是巩县人，韩愈出生在黄河边上的孟县，元稹、刘禹锡是洛阳人。白居易虽然不是洛阳人，但是他的墓在洛阳，洛阳的香山寺是他建的，所以又名白香山。李贺是宜阳人，李商隐是沁阳人，画家吴道子是禹县人。在河洛地区，为什么会在这样一个不算长的时期之内出这么多的名人？这种文化现象很值得我们研究。史学方面，像班固、班彪，他们是扶风人，但是在洛阳修史。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是在洛阳写的，原稿曾在洛阳存放相当长的时间。此外，像修《后汉书》的范晔，修《南史》、《北史》的李延寿，续汉书的司马彪、宋祁，修《旧唐书》、《旧五代史》的薛居正等，都是著名的史学家。河洛地区无论是文学、还是史学以及绘画艺术都称得上大家辈出。


客家人崇尚华夏正统文化，有很多具体的表现，而讲究郡望、崇文重教、尊崇礼教诸端则是其中荦荦大者。翻开客家人的族谱，或者观赏客家民居的门联，你会发现各家各户都有着中原的郡望。如陈姓出于颍川，李姓出于陇西，王姓出于太原或琅邪，谢姓出于陈郡或陈留，何姓出于庐江，黄姓出于江夏，杨姓出于弘农等等。如果细细推考起来，这样的标榜可能并不符合史实，但从文化学的观点看，则说明在客家人心目中，只有来自中原才是光荣的、有地位有面子的，这是他们长期养成的中原正统观念的一种表现形式。客家人崇文重教的具体表现是特别看重读书人，往往集中全家族、全宗族的力量培养子弟读书，因而就有“讨饭也要供子弟读书”的佳话。在客家人家族祠堂前的石旗杆是族中子弟中举人、中进士的标志，有多少石旗杆，就说明族中有多少人获得了举人、进士之类的功名。因此，客家地区家族祠堂前的石旗杆实为客家人崇文重教的明证。崇文重教与崇重礼教在精神上又是一致的，说明客家人想通过读书中举实现“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梦想，跻身于统治阶级行列，反过来又为国家推行礼乐教化，实现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至于客家人崇尚的正义，其核心内容还是国家、民族之大义。客家人的国际性联谊组织“香港崇正总会”和世界各地区的崇正分会以“爱国家、爱民族、爱社会”为会训，其原因就在于此。 
回顾客家人的历史，其“崇正”的精神是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逐渐形成的，又是在保卫国家民族的重大斗争中发扬光大的。南迁汉人从中原和江淮一带初到赣闽粤等地的广袤山区，要处好与土著民族的关系，要改造落后的环境，其根本的优势就是自身承载着的华夏优秀文化。他们利用自身的文化优势，把宗族的族群利益与国家的民族的利益紧紧联系在一起，凡事讲究一个“正”字，即识大体，顾大局，行得端，做得正；同时又讲究一个“义”字，即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守望相助。这样，他们就在民族融合过程中取得了主动的地位，他们携来的华夏文化的基本内容，就成了各民族各族群相互融合而成的客家民系的共同观念，“崇正”也就成为客家人共同的精神财富。客家民系形成后，历经抗金斗争、抗元斗争、抗清斗争、太平天国运动、辛亥革命等一系列重大事变的考验。在一次次抗御外侮、维护民族团结、保卫国家安全的斗争中，客家人总是冲锋在最前，坚持到最后，千万客家优秀儿女不惜抛头颅，洒热血，为国家为民族谱写了一曲曲壮丽的史诗，其“崇正”精神也因而得到不断提升和弘扬。 
明清以来，客家人从赣闽粤等地开始向外扩展，大量移居川、黔、桂等西南地区，还漂洋过海移居台湾和东南亚各地。在迁移和开发的过程中，客家人遇到的艰难困苦不亚于当年其先民从中原与江淮南迁，而他们也和先民一样，是靠“崇正”的精神战胜困难，逐步取得建设新家园、发展新事业的胜利。以台湾客家新移民为例，他们在迁移和开发台湾新家园的过程中，坚持崇正精神，一方面是依赖与弘扬客家原乡文化，如“宁卖祖宗田，不卖祖宗言”，顽强地沿用方言乡音；信奉原乡的乡土守护神，以之作为精神支柱；按原乡的家族和宗族形式重新组织家族和宗族；民居建筑仿效原乡的形式；珍视和保守原乡旧俗，发扬光大客家人的崇文重教精神等，而更重要的是恪守中华文化共有的礼乐教化，弘扬爱国家爱民族的优良传统。在面对荷兰人、法国人、日本人的侵犯时，他们坚持民族大义，高举爱国保种的旗帜，与侵略者进行拼死抗争，浴血奋战，涌现了刘永福、邱逢甲、吴汤兴、徐骧、姜绍祖、胡嘉猷等一大批彪炳千秋的仁人志士，为客家人增了光，为中华民族增了光！ 
现当代以来，时代变了，客家人的崇正精神的内涵也更加丰富，但对于河洛文化即华夏正统文化的恪守却更加执着。许多客籍华侨，创业有成，他们在总结自己的成功经验时，都一致认为得益于客家崇正精神，得益于博大精深的河洛文化即华夏正统文化的哺育。为了让子孙后代永世接受河洛文化的滋养，不断发扬客家崇正精神，他们一次次携儿带孙回到大陆原乡祖籍地乃至中原发祥地寻根认祖，并发起一次次公祭客籍母亲河的活动。近年来，东南亚和台、港、澳的客籍人士更组织了客家文化夏令营之类的活动，让客属少年儿童到粤东、闽西、赣南客家地区参观访问，进行田野调查，亲身追寻和体认客家文化。

洛书”开发受关注 
 
 
 
 2004年11月5日8:38 
 
 
 本报讯 日前，由全国政协和省政协联合主办的第四届河洛文化国际研讨会在郑州召开，《洛出书处——河南洛宁》画册受到了２００多位与会的海内外专家学者高度关注和青睐。同时《“洛出书处”在洛宁》一文被选入此次大会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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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湾省高雄市的洪倏根博士看了画册激动地说：“没想到洛宁地域文化这么深厚，没想到洛书出在洛宁河段。”香港胡从经博士也深有同感，对该县修洛河大桥时挖出的残碑更感兴趣，因为一碑二诗十分罕见。他表示回去后，尽快查找资料，把残碑古诗作者的详尽史料转告洛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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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孔教学院院长、博士汤恩佳，河南大学教授朱绍侯，河南历史研究所所长程有为，郑州大学教授李民等均认为，河洛文化分布的中原地区是中国古代文明的发祥地，是中华文化最早、最重要的一个渊源和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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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政协副主席罗豪才到会讲了话。会议决定下届河洛文化国际研讨会于２００６年４月在洛阳市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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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冯合理 曲脉旺 樊鹏琳）

洛宁西长水龙头山有伏羲庙，西长水村有洛神庙。传说伏羲之女善良而又美丽。居住在黄河之滨的有河氏贡河图；居住在洛河边的有洛氏贡洛书，同时向宓妃求婚。伏羲最终将女儿嫁给了有洛氏，世人称其为宓妃。后来有河氏攻杀有洛氏，欲占宓妃为妻。在当地人民生命财产受到危胁的情况下，宓妃向有河氏说：不要打了，我已属于你了，你可用花船来迎我。当花船到达洛河北岸，宓妃大笑三声坠河而死。当地先民尊其贤淑爱民遂盖洛神庙，每年正月十五在洛河上放花船、河灯，以示纪念
曹植在《洛神赋》中确立了夫妻关系。
中国音乐之源——伶伦制管
黄帝的乐师伶伦，聪明过人，黄帝想听什么歌和什么调，伶伦就能指挥歌咏队唱出来。黄帝欢心极了。
黄帝在出游昆仑山下，正在听歌。忽然从昆仑山上飞来一只凤凰说道：“这歌怎么敢在昆仑唱？”
黄帝一惊：“这歌怎么就不能在昆仑唱？”
“那当然了。”凤凰骄傲起来，“要不，咱们就赛赛歌吧。”
“赛就赛”黄帝很自信，“我们的歌你已经听了，挨住你唱了。”
凤凰清了一下嗓子，仰起头就唱了起来。
百鸟听了不敢开口，行云听了不再飘动，流水听了停止喧哗，有生灵的听了都竖起耳朵……
凤凰唱完了问黄帝：“我唱得怎么样？”
黄帝是第一次听到这样好的歌，要不是凤凰问他，他还醉在歌中醒不来呢。他看了看乐师伶伦，郑重其事地说：“我们准备准备，会赛过你的。”
“嘿、嘿、嘿，”凤凰冷笑几声，“你们要是赛过我的歌，我头朝下走路。”
黄帝当然不服气的说；咱们约定时间在下月十五，你看怎样？”
“就是定在下月二十，我也是会赢你的。”凤凰展开金翅一跃，飞向昆仑山。
“这个事情就交给你。”黄帝给伶伦下令“要人有人，要财有财。这歌，我们非赢他不可。”
伶伦三天三夜没敢合眼，终于想出了办法，用竹做成笛、笙、箫三种管乐器，演奏比凤凰的歌更美妙！
于是伶伦骑着最快的枣红马，跑遍南方和大半个北方，接触的竹林不知有多少，不是薄就是厚，不是粗就是细，根本做不成管乐器。眼看离赛歌的时间没有多少天了，可不能叫黄帝丢面子啊！正在伶伦皱眉不展时，远处传来歌声：
金门紧锁金门山，翠竹成海缘浪翻；
小桥流水四季春，留住仙景在人间。
伶伦抬眼一看，只见山坡上一白胡子大爷，一边挖药，一边唱，就急忙奔上前，下马双手掬揖道：“大爷，请问你所唱的金门山可在何处？”
“我是学别人唱的。”大爷回答，“听说金门山在永宁境内。要去，一直往西，还有几千里路哪！”
“谢谢大爷指点。”伶伦翻身跃上枣红马，日夜兼程，就像一朵红云，在广阔的大地上飘起来。
伶伦不知翻过多少座大山，也不知跨过多少条大河，饥饿和劳累，一齐向他袭来，他在马背上实在支持不住了，只觉眼一黑，什么也不知道了。
一位大伯在地里拾柴，看见有人从马上掉下，晕倒在地，立即发落到家，和老伴精心照料起来。
伶伦醒来，只见自己躺在农家床上，跟前守着大伯大娘，大吃一惊：“我怎么在这儿？”
大伯就把救他的情况说了一遍。
“谢谢大伯大娘。”伶伦挣扎要起，大伯大娘急忙劝道：“慢着，慢着，人身体弱，不禁风怎么能起床？身体养好了，你走，我们也就放心了。”
“好我的大伯大娘，”伶伦叫苦道，“ 我有特别重大事情，岂能在这儿养身体呢？”
“再有重要事情，也得养好身体。”大伯说：“没有一个好身体，能办成事情吗？”
伶伦叹了一口气说：“真想不到半路出事，给你们添麻烦了。”
“说那叫啥！”“出门人只要到咱这山，咱这儿就是家，该吃就吃，该喝就喝，有啥客气呢？”
伶伦想了想问：“大伯大娘，你们这儿是哪儿？”
“永宁！”大伯脱口而出。伶伦大喜，想不到可到永宁了，永宁人真是好啊！急不可待地问：“永宁有个金门山，二老是否知道？”
“咋能不知道，”大伯笑了，“离咱这儿四五里，我经常去呢。”
伶伦一跃而起，身体一下子就恢复如初，激动得浑身发抖：“我现在就去，我现在就去。”
大伯大娘劝不住，不得不送到洛水边上。
清澈的洛水，从西往东。有人放舟捕鱼，有人坐船游玩，歌声笑语，飘荡在水面上。岸上杨柳依依，水上波光闪闪，伶伦急于赶时间，哪有心情观望这如诗如画的景色呢？扬鞭催马过了洛水，便是南北一条峪，顺北往南而进。没行多远，只见金光灿灿的大金门，缓缓而开，一片竹海展现在伶伦眼前，清风吹来，起伏的浪涛涌向金门山。金门山昂首插入篮天，腰间缠绕着彩云。花儿芬芳，百鸟争鸣。玲珑桥下，溪水潺潺，翠竹含情，空气清新，青草铺出厚墩墩的绿地毡。枝头果子散香味，山崖猴子蹦得欢。伶伦目不暇接，赞叹道：“好个金门山的仙境，要是能生在这儿住在这儿，那该是多幸福啊！”
伶伦采竹一看，不薄不厚，不粗不细，好象这竹海里的翠竹，专门为黄帝制作管乐器而生长的。
人有精神马有劲，伶伦带着几株翠竹，连夜赶到月宫，找嫦娥学歌，歌学得差不多了，十五时间已到，便踌躇满志地赶到昆仑山下与凤凰赛歌。
先是凤凰得意洋洋放歌喉，声音更清脆更嘹亮，更婉转真乃是“此歌只有天上有，人间才能几得回。”
后是伶伦舞起指挥棒，笛、笙、萧一齐响，比过了百鸟朝凤好曲子，声声悦耳人心醉。如果闭着眼睛定会疑是天上仙女下凡来歌唱。
赛歌一赛就是三天三夜，凤凰把吃奶劲都用上了，嗓音也快哑了，没得赢下来，可也没输了。
以后又经过多次比赛，都是平分秋色。不过，凤凰再也不目中无人和骄傲自大了。椐说，现在凤凰的沙哑声就是和伶伦赛歌赛哑的。
陈吴乡金门山，又叫律管山。
《后汉书·五行志》、《九州纪要》记载：“金门之竹，可为笙管。”
以上（四大文明）资源在洛宁的传说，古有史籍记载今有古碑作证。黄河是一条母亲河，洛河是一条文明河。洛宁是洛河出山入川之地，自古以来是人类繁衔生息之所，因此，在这里蕴藏着很厚重的历史文化和人类的文明。

（曲脉旺整理）

洛宁县洛书研究开发办公室
洛宁县洛书研究会
 二OO五年九月一日

河南省洛宁县洛书研究开发办公室主任.洛书研究会秘书长:曲脉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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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抢救保护中华历史文化遗产，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广泛地团结海内外中华儿女，促进祖国的和平统一，加强国际文化交流与合作。为把资源优势尽快转化为经济优势，使“洛出书处”的开发利用在构建和谐洛宁中发挥无可替代的巨大作用，衷心欢迎国内外专家前来研讨探宝。我们热切期盼海内外炎黄子孙，踊跃捐资，诚望有识之士前来考察、洽商，投资开发，图谋大业。同时，我们对光临者庄严承诺，全方位提供优惠政策。对按照规划在中华洛书苑旅游景区国有土地上兴办旅游开发项目的投资者，根据投资额度，给予相应的地价优惠。鼓励外来投资者对我县旅游资源和景区实施买断或参股开发。同时，实行税费优惠、金融支持和“一事一议”的特殊优惠及重点支持。使投资者得到“一条龙”跟踪服务。为抢救保护中华历史文化遗产，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广泛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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