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农业生产
西辽时期的土地占有形式，在各个属国内有所不同，其中占有主导地位的是封建采邑制，即阿拉伯语的伊克塔制。第一代菊儿汗耶律大石，可以在其契丹人组成的统治集团内部拒绝施行这种制度，他坚持不给属下分封土地。但在整个帝国的范围内，他没有必要与伊克塔制作斗争。他让属国继续保持正处于成熟阶段的伊克塔制，一方面不会触动社会生活的基本秩序，有利于保障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一方面精明的大石自然会想到，他为避免消弱其中央集权所拒绝采用的伊克塔制，正可以利用来削弱各属国统治者的力量。
与伊克塔制同时存在的还有其它形式的土地所有制。首先是掌握在穆斯林或其他宗教僧侣们手中的寺院不动产。其次，还存在着日益缩小的各个属国的国家土地所有制，小农所有制和村社所有制。
自喀喇汗朝以来，绿洲地区的农业经济就受到统治者们的高度重视。产生于喀喇汗朝十一世纪的杰出文艺作品——训戒诗《福乐智慧》曾生动地反映了当时社会各个生产部门的情况。其作者，巴拉沙衮的玉素甫·哈思哈吉甫，是一个典型的贵族代表。他在诗中评价了处于社会不同地位的各个阶级。其中谈到农业生产者时说：“他们是必不可少的人。你要和他们交往，在生活中就不愁吃喝。……活着的人全靠他们。”⑧。
介绍西辽农业情况的资料不多，不过我们可从仅有的史料中了解到在西辽时期，不但河中地区绿洲定居点上农业在不间断地向前发展，而且锡尔河以北草原游牧地区农业也得到扩展。在爱尔米日达（即彼得堡国家美术博物馆）第八展厅，陈列着从门恰克城发掘出来的各种十一至十二世纪的农业生产用具。如不同于简陋铧犁的铁犁铧，镰刀以及用以磨碎谷物的石杵⑨。这说明当时中亚地区的农业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中文资料对西辽首都巴拉沙衮的农业状况有所记载，特别注意到水利设施对中亚农业的重要。李志常在《长春真人西游记》中所说：这里“惟经夏秋无雨，皆疏河灌溉，百谷用成。”而常德看到的是“土平、民伙、沟洫映带。”耶律楚材也注意到渠道对于国家福利的重要性，它每年能够稳定丰收，使当地没有饥荒。他还注意到蓄水塘池比比皆是，供给农田灌溉以及居民的饮用和洗涤用。
中亚的农产品种类繁多，《北使记》特别提到这里“五谷”和“桑”颇似中国，还有棉花、葡萄、苹果、洋葱、西瓜和葫芦等。人们用风车磨麦、砻米，河流中有“碾”，以水为动力。耶律楚材说：这里“附郭皆林檎园圃……，附庸城邑八九，多蒲桃、梨果；播种五谷，一如中原。”长春真人看到这里出产优质的秃鲁麻，“其毛类中国柳花，鲜洁细软，可为钱，为绳，为帛，为绵。”⑩

（二）蓬勃发展的手工业
就整个中亚地区来说，与封建制度发展相联系的生产力的普遍高涨属于十至十二世纪，即从喀喇汗朝经过西辽王朝的这一段时间。
这一时期，大量因为封建剥削的加强日益贫困化的，以及在灌溉农业条件下因缺少土地而不得不流入城市的无地农民，使手工业的工人队伍不断壮大。同时，手工业生产进一步专业化，保证和提高了生产率，扩大了产品品种和增加了产品产量。职业分工的高度发展，无疑是生产技术高度发展的结果。手工业者中有不少汉人，其中大部分是跟随大石去到中亚的。《长春真人西游记》中记载了中亚人对汉人的由衷赞美：“桃花石诸事皆巧”。桃花石即陶各司，是当时中亚对中国的称呼。
1.陶器制造业
手工业的发展最突出地表现在陶器制造业上。考古发现，在这一时期的城市里，有完整的制陶手工业者的街区，而釉陶的传播地域非常广阔，以至在荒僻的山区都能见到。在九至十世纪时，中亚地区的彩釉陶器还十分稀少，有的地方还根本见不到（11）。十一世纪以后，一些陶器经过匠人们的精细艺术加工，已成为大封建主和大商人才拥有的华丽的装饰品，其数量也不断增加。当然，更大量生产的是普通的日用陶器，如高颈瓶、锅、盘、碗等。还有大量的建筑材料，一般是用以装饰建筑物表面的带有雕刻的粗陶，烧制的砖、瓦、马赛克，以及地下水管等。（12）
2.玻璃制造业
玻璃窗此时获得极其广泛的采用。用吹制技术制造的平面窗玻璃残片，在谋夫古城、花剌子模、塔拉斯和费尔干纳的许多地点都可以见到。窗玻璃大多是无色的，说明安装它首先是为了采光。但也能遇到彩色平面玻璃，使用它显然是为着装饰。
在许多古城址里都发现有玻璃制造作坊的遗迹。玻璃器皿的型制和种类较以前大有扩展，尤以罐、碗、盘、高脚酒杯、香水瓶、花瓶等在数量上占据优势，还有无数的玻璃和戒指镶嵌物。大量的玻璃器皿是不加装饰的，但也发现一些加以装饰的玻璃器皿，有吹制的，也有用玻璃丝粘合成凸起的花纹（13）。

（五）宗教与文化
中亚地区位处陆上丝绸之路的枢纽，东西各种文化和宗教都在这里汇集，本身的地理条件又使它长期分裂为许多小型的“绿洲国家”，直到伊斯兰教彻底征服中亚以前，许多宗教都可以在这里找到立足之地。耶律大石率部进入中亚地区的时候，面临的正是这种情况。
至于耶律大石信奉何教，史无记载，一般推测可能还是信奉佛教。有一点可以肯定，在进入穆斯林地区后，喀喇契丹人没有接受伊斯兰教，但是他们始终执行着最宽容的宗教政策，各种宗教都得到平等的待遇。就是在契丹统治阶级内部，也并不强求一致。笔者认为文化程度很高，又能摆脱世俗束缚而自行其事的耶律大石，可能本身对宗教采取无所谓的态度，以致任何宗教在他面前的说教，都令他能作出洗耳恭听，友好的姿态。这也许就是伊宾·阿尔·阿西尔说大石是摩尼教徒（35），而朱兹贾尼又听说大石是秘密的穆斯林（36）的原因。若从《辽史》上所记大石某些只言片语来看，例如“共救君父，济生民于难”，“赖祖宗之福”，“皇天弗顺，数也”等，不如说耶律大石是个儒家。
伊斯兰教虽然在西辽帝国大多数境域中离开了显赫的宗教统治地位，但并未受到排斥打击，相反，其宗教文化人士在西辽宫廷中受到优待。西辽时期，伊斯兰教实际上一直向着东方扩散，到十三世纪初，已经推进到过去中亚在宗教上一直与伊斯兰教对立的高昌回鹘王国的都城别失八里和和州一线，《长春真人西游记》客观地记载下了这个事实。但在西辽末年，开始了对伊斯兰教徒的迫害，特别是西辽的篡权者屈出律的作为几乎达到近乎疯狂的程度，这也是西辽末年迅速败亡的原因之一。
景教即基督教的聂斯托里教派，整个中世纪时，聂斯托里教徒一直时起时伏地活跃在丝绸之路上，为中西经济文化交流作出了不小贡献。西辽时期，在喀喇汗朝受到严重迫害的景教又复兴起来，特别是在非伊斯兰教统治区发展得更局面，乃蛮部就接受了景教。喀什噶尔在十二世纪下半叶甚至得以建立起总主教区。而从西方盛传耶律大石是长老王约翰，率领一支信奉基督教大军的说法来看，景教在西辽的实力的确很大。
佛教，本在中亚非常流行，中国的佛教亦是通过中亚传入的。在唐代天宝十载（公元751年）的塔拉斯战役中，高仙芝率领的唐军大败，从此，伊斯兰教在中亚逐渐排斥了佛教。到西辽之前，只剩下高昌回鹘王国还是佛教的天下。辽朝时期，契丹统治阶级的大多数逐渐从信奉较原始的萨满教而改从佛教，以致达到“辽人佞佛尤甚”（36）的程度。所以西辽的建立，又给佛教在中亚的复兴带来了一次机会。这点从前述的早已伊斯兰化了的喀喇汗国腹心地区（今吉尔吉斯境内）考古发掘出的十二世纪佛教寺院即可见一斑。屈出律是乃蛮人，原为景教徒，十三世纪初，他顺从妻子（一位笃信佛教的西辽公主）的意见改从佛教后，曾强迫属于东部喀喇汗国的斡端地区的穆斯林改从佛教，遭到人民的极大厌恶，随之西辽败亡，这为佛教最后退出中亚提供了契机。

结束语
西辽是中国历史上极富特色的一个环节，它对广为传播中原地区的先进文化，沟通东西方的经济文化联系，起了积极的作用。它维护了中亚地区半个多世纪的基本和平与安定，促进了中亚地区社会经济持续稳定向前发展，使其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西辽王朝的创建者耶律大石，具有很高的汉文化修养。他思维敏捷，眼光阔大，判断准确。他的治国经济政策，文化政策是成功的，促成了帝国经济文化的一度繁荣发展，值得我们认真对待和总结，并给中亚史上的西辽帝国以应有的肯定与赞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