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红楼梦》 的专门研究之学“红学”在当今学术界是众所周知的一门显学。“红学”之真正成为一门学问，严格讲是从本世纪20 年代胡适之先生倡导所谓考证方法的“新红学”开始的；但早在此前100 多年的清朝光绪年间，“红学”的称谓就已不胫而走，从那时屈指算来，“红学”的历史上该有200 多道年轮了。在我们的习惯上，“红学”200 多年的发展历程大约可以划分为“旧红学”、“新红学”和“当代红学”三个阶段。所谓“旧红学”通常是指“五四’，运动以前的《红楼梦》 研究．所谓“新红学”是指以胡适为代表的以“自传说”为其基础立论的《 红楼梦》 研究。而“当代红学”则是指立足于马克思主义― 文艺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形态是社会生活在作家头脑中反映的产物一一基本原理之上的一种新型的社会历史批评和美学批评相结合的红学。在每一个发展阶段上都曾涌现过相当多的研究派别，也创造出了相当多的红学论著，但是，纵览红学历史的长廊，我们却难以感受这种辉煌，因为“红学”自始至今并没有能够形成自己独立的学科体系，究其实是“索隐”这种治学方法在《红楼梦》 研究中的实际操作，那些林林总总的派别和论著实际上也都脱不出“索隐派”的窠臼。

“红学”从它诞生之初就已陷于“索隐”的泥淖。早在清朝道光年间，就已有人估计过，“《 红楼梦》 批点向来不下数十家”（《升庵诗话》 ），然而这大量的评点大都是“骥未见尾，蛇虚添足”之类文字，即使是道光至光绪年间广为流传影响颇巨的“护花主人”王雪香、“太平闲人”张新之、“大某山民”姚燮等大评点家的作品，甚至是历来颇受青睐的脂砚斋的评点，在今天看来其可取之处都是非常有限的。由于脂砚斋是以一种与《红楼梦》 作者关系特殊的身份记载了《 红楼梦》 的创作及最初的流传情况，历来被视为第一手史料，其意义更多地在于史料上的价值。从乾隆到光绪年间，杂评家的著作数量极大，举其要者，周春、裕瑞、诸联等人的评论无非是借评《红楼梦》 之名行个人伤时骂世之实，或以《 红楼梦》 为所谓“作文之法”的模范。这些评论几乎无一得其要领，只不过是在作品中寻找种种情节用以附会自己的思想，这实际上正是“索隐派”所惯用的手法。

民国初年“索隐派”的兴起被视为是红学的一度繁荣，是因为那时骤然出现了一支空前庞大的《 红楼梦》索隐队伍，而且产生了数量空前的《 红楼梦》 索隐著作，这些著述几乎比自“红学”有史以来所有“红学”著作量的总和还要多。在这个时期，几乎所有的论证都在为阐述同一个问题，即《红楼梦》 究竟在写谁家的故事，也就是探索《 红楼梦》 的“本事”。虽然这种“研究”的浩大声势是民国初年骤然而起的，但是这种“研究”早在清代就已经开始了，有人说《红楼梦》 写的是宰相明珠家事，有人说写金陵张侯家事，也有人说写和坤家事、傅恒家事等等，见仁见智众说不一，然而无一不言之凿凿，只是还没有像民国初年的“索隐”作品那样花大力气论证。到了清末民初，关于《红楼梦》 “本事”的说法就更多，而且索隐家们都不遗余力长篇累牍地对自己的说法进行论证，文章便越作越长。这种索隐式研究与前此评点式研究相比，看似另僻新径，其实不然。索隐家们专注于探索《红楼梦》 的本事，以为只要搞清趁它究竟在写谁家的事情就能洞见其主旨；评点家们虽多用于作品的细部，但也无不声称自已在探索《红楼梦》 的“主旨”，二者并无本质意义上的区别，都是在用目己一厢情愿的所谓“主旨”来比附《红楼梦》 的情节，种种穿凿皆如痴人说梦，无一不是想入非非的谬见。

索隐派在民国初年最终形成，并声势浩大垄断了“红学”，一方面是由于索隐方法在《 红楼梦》 研究中被普遍采用，并因此创造出汗牛充栋般的学术著作，更重要的是“索隐派”形成了它对《红楼梦》 研究的基本方法；具体讲就是胡适所说的“猜谜”，也树立了自己的专门课题，就是探究《 红楼梦》 的“本事”，正如余英时先生所论，红学史在这个阶段上出现了“典范”，人们正是在这一“典范”的旗帜下进行《红楼梦》 研究并蔚然成风的。任何学术派别的形成都是以其独特风格的形成为标志的，而此前100 多年的“红学”，可以说都只是“索隐派”形成的必要铺垫。而事实上，从整个红学的发展来看，这个时期只是“索隐派”的鼎盛时期，各种因素使得研究中一种若隐若现的索隐思想经过长时间的流变很合时宜地明确起来，并从此余脉不绝。“索隐”在历代学者的“治经”实践中已成为一种传统方法，朱熹注《四书》 功力是很深的，但他通过对经书的注疏阐发的却是自己的哲学思想，所以说采取“索隐”方法注圣贤之书仅仅是一种手段，而抒发己见才是第一重要的。因而这种方法本身是一种实用主义的方法，其实质是功利主义的，所以采用这种方法进行学术实践必然难免主观臆断。这种消极倾向在经学“索隐派”那里被发展到了极致。在《红楼梦》 研究中，历来存在着一种主观片面性倾向，即为了证实自己的观点不惜破坏作品的完整性，断章取义各取所需地摘取书中的个别情节或只言片语作为自己的论据，只引用有利于自己论．点的材料而无视那些不利的材料，一切都只为证实自己一个臆想出来的念头。这种倾向实际上正是“索隐派”最具代表性的一种思想倾向。

索隐大家王梦阮、沈瓶庵作《 红楼梦索隐》 就是正值心闲时的“戏笔”。他们自称是“以注经之法注《红楼梦》 ，敢云后来居上”（《 红楼梦索隐· 例言》 ）。他们认为《 红楼梦》 的“本事”就是清世祖与董小宛的故事，《 红楼梦》 的“正谛”就在于世祖的忏悔之意，并以此作为《红楼梦索隐》 一书的立论基础。顺治与董小宛虽是历史人物，但是史料中全无诸如此类的记载，王、沈的观点完全是由“京师故老”的传言推测得来的，并无客观依据，只因为他们自己对这样一个离奇的故事深感兴味，便把《红楼梦》 当作一部野史来“研究”。为了处处附会这样一个只存在于自己头脑中的故事，他们不惜把《 红楼梦》 撕成一堆支离破碎的情节，断章取义地用以证明自己的说法，甚而为了附会书中的情节，又自欺欺人地编造历史事实，实在是处处存了一段“为我所用”的心思。另一个索隐大家蔡元培索隐《红楼梦》 的意图更为明确，他要借助“研究”《 红楼梦》 来宣传其反清的民族主义政治思想。他明确地把《 红楼梦》 研究作为一种手段，《 红楼梦》 在他手中完全成为他进行政治活动的一项工具。由于蔡元培在当时是一位名望颇高的学者，因而他也来搞《红楼梦》 的索隐便显得格外引人注目，无形中对“索隐派”声威的壮大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他的《 石头记索隐》 初版于民国6 年，到民国19 年时便已印行第10 版，几乎每年都要重印一次，拥有广泛的读者，于是蔡氏的民族主义思想便随着人们对《石头记索隐》 的关注广泛地传播开来。《 红楼梦》 自问世以来一直深受广大读者厚爱，而且《 红楼梦》 本身的写实笔法自然而然地也会带来“揭清之失”的社会效果，所以选择《红楼梦》 这样一部家喻户晓的作品为政治宣传的工具对这些索隐家来说，不失为一种极其有效的手段。

胡适所大力倡导的考证方法的《 红楼梦》 研究，由于掌握了大量确凿的新材料：使得“索隐派”经不起事实推敲的基本假定从根本上发生了动摇。以胡适的研究为代表的这种考证方法的红学历来被视为红学史上一次具有革命意义的进步．是一个从思想到方法都彻底革新了的红学流派，人们习惯上称之为“新红学”，因为它开创了一个迥然有别于“索隐派”红学的崭新局面，开创了一个红学的新传统。佘英时就说胡适是“红学史上一个新‘典范’的建立者”① 的观点为人们所普遍接受。然而遗憾的是这新“典范”并未独领风骚若许年，而是很快地便从内部产生了分化。“考证派”红学的主将俞平伯选择另一条道路的原因在于他发现了“考证派”从产生之始就存在的严重失误，这促使他对自己早年持之甚挚的考证方法的红学研究进行了深入检讨，并放弃了“考证派”的基本观点；而“考证派”忠实的捍卫者们则力图将其发展到登峰造极，不料却将“考证派”送上了绝路，使其彻底蜕变为一种历史学― “曹学”，这种历史考证的“曹学”无疑已与“索隐派”殊途同归，从而去“红学”甚远了。“考证派”新红学是作为“索隐派”旧红学的否定者出现的，但它无以自拔地又回到“索隐派”的老路上去，这一点是非常值得深思的。究其实，“考证派”红学的蜕变并不是不可思议的，它的蜕变有其潜在的必然性。胡适对自己的考证方法是非常自负的，他视自己这一方法是对《红楼梦》 研究的一大贡献，并且非常自信地要以此将《 红楼梦》 研究“引上正当的轨道”，从而“打破从前种种穿凿附会的红学，创造出科学方法的《 红楼梦》 研究”。② 胡适一向非常重视研究问题的方法，他说：“我这几年做的讲学文章，范围好象很杂乱，― 从《 墨子〈小取〉篇》 到《 红楼梦》 ― 目的却很简单。我的唯一的目的是注重学问的思想方法。故这些文章，… … 都可以说是方法论的文章”③ 。众所周知，胡适所奉行的方法论并不是他自己在研究实践中总结出来的，而是地道的舶来品，他把这种方法论贯彻在文化遗产的研究中，就变成了“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十字方针。不可否认，在《红楼梦考证》 中，胡适对《 红楼梦》 的作者生平及其家世、版本等诸多方面问题进行了比较系统的考证工作，这些工作也算得上扎扎实实，正符合他所鼓吹的“科学精神”“科学态度”、“科学方法”, 也得出了一些有价值的结论，但是，胡适本人作《 红楼梦考证》 的目的并不在此，他的真实意图在于宣传他的所谓“方法论”，所以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并不是他最为在意的。说胡适开创了“新红学”是相对于索隐派“旧红学”而言的，但是通读他的《红楼梦考证》 ，我们却不难发现，他的方法与观念都不能算是新鲜的创举。梁启超在其《 清代学术概论》 一书中指出，考证学乃是清代学术的主流，清代学术思想的主要特征就是考证，考证是当时的“时代思想”。在清代初年，学术界普遍认为明朝之亡应归咎于儒生的空谈学风，在学人心目中便存在痛恨空疏学风的心思，力倡经世致用，批判晚明学风，他们想为华夏正统的匡复寻求一条切实可行的道路，便潜心钻研古籍。然而要真正读懂古书的真意，就必得借助于训话、考证，但是到了乾嘉学派把持文坛时，学者们却专门致力于训话校勘和古籍整理工作了。胡适所做的工作正是使《红楼梦》 的考证与近代中国学术主流汇合。从对《 红楼梦》 的基本认识来讲，胡适提出“自叙传”说也不是他的发明创造，在寻求《 红楼梦》 “本事”的诸多说法中，这一种实际上是最早出现的。

就他所采用的考证方法来看，也并不新鲜，他先提出“自叙传”这一假定，然后才回过头来在《红楼梦》 中寻找佐证用以支持他的假定，不知他是否意识到他的这种方法正是旧红学索隐家们所惯用的。俞平伯在1925 年所作的《红楼梦辨的修正》 一文中便深入地检讨了这一点，他说：

若说贾即曹，宝玉即是雪芹，黛玉为某．钗为某……则大类高山滚鼓之谈矣。这何异乎影射？何异乎猜笨谜？试想一想，何以说宝玉影允礽、顺治帝即为笨伯，而说宝玉为作者自影则非笨伯。我们夸我们比他们讲得较对、或者可以说公们比他们聪明却实在不见得，即使说我们聪明，至多亦可说我们的资质聪明，万不可说我们用的方法聪明；因为我们和他们用的实在是相似的方法，虽然未必相同。老实说，我们还是他们的徒子徒孙呢，几时跳出他们的樊笼？

这一段深刻的反省之词正切中肯綮。从《 红楼梦考证》 中也可以看出，胡适所谓“撇开一切先入的成见”之说并未在书中得以贯彻，只是新的确凿的历史材料的不断涌现动摇了“索隐派”红学家们的基本假定而支持了胡适的基本假定，正如俞平伯所说，他用以解决问题和探讨问题的思想方法与途径仍然是“索隐派”红学家们所奉行的，这实在连“资质的聪明”也无从谈起了。胡适之所以树立了“新红学”的典范，只是因为他是从考证《红楼梦》 的著者曹雪芹的生平身世来解说《 红楼梦》 的主题和情节，而不是像那些“索隐派”红学家们那样考证那些与《 红楼梦》 毫不相干的人和事。鲁迅先生是比较赞成“自传说”的，但他也敏锐地洞见到了“自传说”的思想根源，所以在《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 中论及《 红楼梦》 时，他便把“自传说”与“顺治帝与董鄂妃的故事说”、“纳兰成德家事说”以及“康熙朝政治状态说”等几位“索隐派”大家的代表学说相提并论。正因为“考证派”红学在胡适这里便潜在着隐患，所以，尽管胡先生的忠实的追随者们亦步亦趋地贯彻了他的考证原则，进行了艰苦的考证工作，但最终仍不免与“索隐派”一样面临厄运，走上了乾嘉学派末流所走的钻牛角之路的“考证派”并未像胡先生所希望的那样引导红学走上“正当的轨道”，而恰恰是把红学引上了歧途引上了绝路。

索隐创始粗糙，师从者等而下之。大好工具被滥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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