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定》提出“用严格的法律制度保护生态环境”，虽然是短短一句话，但内涵十分丰富，深刻阐述了保护生态环境、建设生态文明的根本在于法律制度。过去，人们把生态环境问题当作一个技术性的问题，认为是一个发展问题，以为生态环境问题会随着发展自然解决。现在，我们认识到，生态环境问题不仅是一个技术性问题、发展问题，更是一个体制问题、法律问题。
人的生存发展，既需要吃的农产品、穿的和用的工业品，更需要清新空气、清洁水源、舒适环境、宜人气候。这就是生态产品。过去，一方面生态环境良好，空气清新、水源清澈，另一方面，在吃不饱、穿不暖的时代，人们不会关注生态产品。但在资源短缺、生态退化、环境恶化、气候变化、灾害频发的当代，清新空气、清洁水源、舒适环境、宜人气候越来越成为人们生活的必需品。用严格的法律制度保护生态环境，本质上就是用法律保障人们享用生态产品的权利，就是保障人的生存权和发展权。权利是法律授予的，保护生态环境，保护人们生态产品享用权，必须依靠法律。
生态产品从哪里来呢？森林、草原、湿地、湖泊、海洋等生态空间，是生产生态产品的“耕地”或“机器”。这些生态空间，具有吸收二氧化碳、制造氧气、涵养水源、保持水土、净化水质、防风固沙、调节气候、清洁空气、减少噪音、吸附粉尘、维护生物多样性、减轻自然灾害等功效，提供这些功效的过程就是生态产品的生产过程。因此，保障人们享用生态产品的权利，必须保有必要的生态空间，必须保证污染物排放不超量、不超标。近年来频频光临的雾霾，一方面说明向空气中排放的污染物太多，超出了大气净化能力；另一方面是因为过度开发使能吸附污染物、净化空气的生态空间减少太多了。要保护生态产品的生产能力，防止向大自然超量超标排放污染物，既要注重发挥税收和价格等的作用，更要依靠法律，明确开发边界和生产底线。
生态产品是公共产品，生产生态产品的生态空间具有公共产品属性。这些生态空间不仅是我们当代人所有的，也是我们的后代的，是我们的子孙的。不能为了当代13亿中国人，就不顾未来几十亿、几百亿中华民族子孙后代的生存发展，不能为了追求当代人更幸福，就损害后代人生存发展的权利。由于子孙后代不能为自己讲话，所以当代人必须替他们讲话，法律必须包含我们对后代的责任。生态空间具有不完全产权属性，即使你拥有这片森林、这条河流的所有权，也不能尽情挥霍，任意改变用途，可以拥有所有权，可以处置，卖给别人，但不能为了自己获取收入任意改变用途。尽管很多国家土地、森林是私人所有的，但也要严格依据法律以及配套的空间规划等进行用途管制。唯有法律才能作出这种产权界定和用途管制的制度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