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抵上海
林尊耀提前四天抵达上海,上海气温在12月初骤降至零度,林尊耀穿着一审时的黑色夹克,中午到达虹桥机场,下午赶往律所,他已经可以熟练搭乘上海的地铁。等待二审的几个月间,林尊耀将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律师身上。
他按律师嘱咐带来几件林森浩的衣服,“让林森浩出庭穿,不要像一审穿旧的军大衣那么狼狈。”但这些衣服都“不成样子”,还不如林森浩在看守所里的藏青色夹克——这也是林森浩唯一像样的衣服。
林尊耀依然害怕媒体,在二审之前拒绝了所有的采访,也特意选择远离法院或复旦医学院的住处。一审前他住在法院附近遭到了记者的堵截,“有些问题都是有恶意的,我不知道怎么回答。”
事发后,几次见到林尊耀,他都只有一副表情:眉头深锁,嘴唇紧抿,垂着脖子,总是没有合适的地方放自己绞在一起的双手。
这一年半,他说自己孤立无助,“真的很茫然,我们都是农村人,出了这种事真的不懂要做什么”,他反反复复表达对两位二审律师的感激,“他们很好,我真的很感激,他们去找专家,为我做很多事情。”
在上海的这几天,林尊耀每个凌晨都会突然醒来,“无缘无故,也不知道为什么”,他就在黑暗中静坐着。至于吃饭,林尊耀好像感觉不到饿,吃几口稀饭也就饱了。1米75的人,林尊荣看着哥哥从“原来有130多斤,到现在只有100斤左右”,整个人都变形了。
到上海的第二天,林尊耀去了看守所,这是事发后他第二次来这里。因为亲属不能会见犯罪嫌疑人,林尊耀就一言不发地在外面等着会见儿子的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