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１９７５年二、三月间，一个平平常常的日子，细蒙蒙的雨丝夹着一星半点的雪花，正纷纷淋淋地向大地飘洒着。时令已快到惊蛰，雪当然再不会存留，往往还没等落地，就已经消失得无踪无影了。黄土高原严寒而漫长的冬天看来就要过去，但那真正温暖的春天还远远地没有到来。
在这样雨雪交加的日子里，如果没有什么紧要事，人们宁愿一整天足不出户。因此，县城的大街小巷倒也比平时少了许多嘈杂。街巷背阴的地方。冬天残留的积雪和冰溜子正在雨点的敲击下蚀化，石板街上到处都漫流着肮脏的污水。风依然是寒冷的。空荡荡的街道上，有时会偶尔走过来一个乡下人，破毡帽护着脑门，胳膊上挽一筐子土豆或萝卜，有气无力地呼唤着买主。唉，城市在这样的日子里完全丧失了生气，变得没有一点可爱之处了。
只有在半山腰县立高中的大院坝里，此刻却自有一番热闹景象。午饭铃声刚刚响过，从一排排高低错落的石窑洞里，就跑出来了一群一伙的男男女女。他们把碗筷敲得震天价响，踏泥带水、叫叫嚷嚷地跑过院坝，向南面总务处那一排窑洞的墙根下蜂涌而去。偌大一个院子，霎时就被这纷乱的人群踩踏成了一片烂泥滩。与此同时，那些家在本城的走读生们，也正三三两两涌出东面学校的大门。他们撑着雨伞，一路说说笑笑，通过一段早年间用横石片插起的长长的下坡路，不多时便纷纷消失在城市的大街小巷中。
在校园内的南墙根下，现在已经按班级排起了十几路纵队。各班的值日生正在忙碌地给众人分饭菜。每个人的饭菜都是昨天登记好并付了饭票的，因此程序并不复杂，现在值日生只是按饭表付给每人预订的一份。菜分甲、乙、丙三等。甲菜以土豆、白菜、粉条为主，里面有些叫人嘴馋的大肉片，每份三毛钱；乙菜其它内容和甲菜一样，只是没有肉，每份一毛五分钱。丙菜可就差远了，清水煮白萝卜——似乎只是为了掩饰这过分的清淡，才在里面象征性地漂了几点辣子油花。不过，这菜价钱倒也便宜，每份五分钱。
各班的甲菜只是在小脸盆里盛一点，看来吃得起肉菜的学生没有几个。丙菜也用小脸盆盛一点，说明吃这种下等伙食的人也没有多少。只有乙菜各班都用烧瓷大脚盆盛着，海海漫漫的，显然大部分人都吃这种既不奢侈也不寒酸的菜。主食也分三等：白面馍，玉米面馍，高粱面馍；白、黄、黑，颜色就表明了一种差别；学生们戏称欧洲、亚洲、非洲。
从排队的这一片黑鸦鸦的人群看来，他们大部分都来自农村，脸上和身上或多或少都留有体力劳动的痕迹。除过个把人的衣装和他们的农民家长

那种老土粗布，而且黑颜料染得很不均匀，给人一种肮肮脏脏的感觉。脚上的一双旧黄胶鞋已经没有了鞋带，凑合着系两根白线绳；一只鞋帮上甚至还缀补着一块蓝布补丁。裤子显然是前两年缝的，人长布缩，现在已经短窄得吊在了半腿把上；幸亏袜腰高，否则就要露肉了。（可是除过他自己，谁又能知道，他那两只线袜子早已经没有了后跟，只是由于鞋的遮掩，才使人觉得那袜子是完好无缺的）。
他径直向饭场走过来了。现在可以断定，他就是来拿这几个黑面馍的。跛女子在他未到馍筐之前，就早已经迫不及待地端着自己的饭碗一瘸一跛地离开了。
他独个儿来到馍筐前，先怔了一下，然后便弯腰拾了两个高粱面馍。筐里还剩两个，不知他为什么没有拿。
他直起身子来，眼睛不由地朝三只空荡荡的菜盆里瞥了一眼。他瞧见乙菜盆的底子上还有一点残汤剩水。房上的檐水滴答下来，盆底上的菜汤四处飞溅。他扭头瞧了瞧：雨雪迷蒙的大院坝里空无一人。他很快蹲下来，慌得如同偷窃一般，用勺子把盆底上混合着雨水的剩菜汤往自己的碗里舀。铁勺刮盆底的嘶啦声象炸弹的爆炸声一样令人惊心。血涌上了他黄瘦的脸。一滴很大的檐水落在盆底，溅了他一脸菜汤。他闭住眼，紧接着，就见两颗泪珠慢慢地从脸颊上滑落了下来——唉，我们姑且就认为这是他眼中溅进了辣子汤吧！
他站起来，用手抹了一把脸，端着半碗剩菜汤，来到西南拐角处的开水房前，在水房后墙上伸出来的管子上给菜汤里搀了一些开水，然后把高粱面馍掰碎泡进去，就蹲在房檐下狼吞虎咽地吃起来。
他突然停止了咀嚼，然后看着一位女生来到馍筐前，把剩下的那两个黑面馍拿走了。是的，她也来了。他望着她离去的、穿破衣裳的背影，怔了好一会。
这几乎成了一个惯例：自从开学以来，每次吃饭的时候，班上总是他两个最后来，默默地各自拿走自己的两个黑高粱面馍。这并不是约定的，他们实际上还并不熟悉，甚至连一句话也没说过。他们都是刚刚从各公社中学毕业后，被推荐来县城上高中的。开学没有多少天，班上大部分同学相互之间除过和同村同校来的同学熟悉外，生人之间还没有什么交往。
他蹲在房檐下，一边往嘴里扒拉饭，一边在心里猜测：她之所以也常常最后来取饭，原因大概和他一样。是的，正是因为贫穷，因为吃不起好饭，因为年轻而敏感的自尊心，才使他们躲避公众的目光来悄然地取走自己那两个不体面的黑家伙，以免遭受许多无言的耻笑！
但他对她的一切毫无所知。因为班上一天点一次名，他现在只知道她的名字叫郝红梅。
她

大概也只知道他的名字叫孙少平吧？

取的。那歌剧里有一句歌词是：红岩上，红梅开……”
她这样轻声慢语地说着，他呆呆地听着。
她突然红着脸说：“你的书还了没有？”
他说：“还没。”
“能不能借我看一下？”
“能！”他爽快地回答。
于是，第二天他就把书交到了她的手里。
在这以后，只要孙少平看过的书，就借给郝红梅看。无论是他给她借书，还是她给他还书，两个人不约而同地都是悄悄进行的。他们都知道，一个男生和一个女生这样过分亲密的交往，如果让班里的同学们发现了，会引起什么样的反响——那他们也就别想安宁地过日子了！

少平跟润叶进了她二爸家的院子，润生走过来对他说：“我到宿舍找了你两回，你到哪里去了？”
少平有点不好意思，说：“我……去给学校还镢头去了。”他一边撒谎，一边瞥了一眼这家著名人物的院子：一共四孔窑洞，一个不大的独院；墙那边看来还住着另外几家领导，格局和这院子一模一样。院子东边有个小房，旁边垒一堆炭块，显然是厨房。院子西边有个小坛，一位穿灰毛线衣的人正拿把铁锨翻土。他以为这就是润叶她二爸。仔细一看，是位头发花白的老干部，他并没见过。
他心慌意乱地跟润叶进了边上的一孔窑洞。润生说他要去看电影，和他打了个照面就走了。
润叶让他坐在一个方桌前，接着就出去为他张罗饭去了。现在他一个人坐在这陌生的地方，心还在咚咚地跳着。两只手似乎没个搁处，只好规规矩矩放在自己的腿膝盖上。还好，这屋子里没人。他环顾四周，发现这窑洞里不盘炕，放着一些箱子、柜子和其它杂物。窑洞不小，留出很大一块空间。这张方桌的四周摆着一圈椅子、凳子，显然是专门吃饭的地方。
正在这时，他听见外面有个女的和润叶说话。听见润叶叫这人二妈，少平便知道这是田主任的爱人——听说她在县医院当大夫，动手术非常能行，老百姓到县医院治病，都抢着找徐大夫。
听见徐大夫声音很大地喊着说：“爸，你怎不穿棉衣？小心感冒！”又听见一个老人瓮声瓮气地回答说：“我不冷……”少平估计这就是他刚才在院子花坛边看见的那个翻土的老头——原来这是田主任的老丈人。
不一会，润叶便端着一个大红油漆盘子进来了。
他赶忙站起来。润叶把盘子放在方桌上，然后把一大碗猪肉烩粉条放在他面前，接着又把一盘雪白的馒头也放在了桌子上。她亲切地用手碰了碰他的胳膊，说：“快坐下吃！我们已经吃过了，你吃你的，我出去刷一下碗筷。不要怕，好好吃，我知道你在学校吃不好……”她拿着木盘出去了。

每到这个时候，学校就乱成一团。乡里的学生纷纷收拾起空瘪的干粮袋，离城近的步行，离城远的骑自行车，纷纷涌出了校门口。他们要回家去度过一个舒服的夜晚。在家里，光景好些的人家，大人们总要给回家的孩子做两顿好吃的，然后再打闹一口袋象样的干粮，以便下一个星期孩子在大灶饭外有个补充。这期间，偌大的学校里就象退了潮的海滩那般宁静。到了星期天下午，乡里的学生又都纷纷返回来，这个世界才又恢复了它那闹哄哄的局面……少平和金波骑着车子出了县城，便沿着向西的一条公路，一个带着一个，往家里赶去。两个人共同骑过好几年车子，他们一路上换着蹬，轻松而愉快。
从县城到他们村有七十华里路。这条路连接着黄土高原两个地区，因此公路上的汽车还是比较繁多的。从出县城起，路面比较宽阔，以后就越走越狭窄。约摸到五十华里外，川道完全消失了。西山夹峙的深沟，刚刚能摆下一条公路。接着，便到了分水岭。壁立的横断山脉陡然间堵住了南北通道。在以前，公路只好委屈地从这里盘山而上，才能伸到山那面。前几年在一个山腰里捅开了一个豁口，才把公路从山顶降到了半山腰。不过，山两面公路的坡度还是很长很陡的。这里汽车事故也最多，公路边的排水沟里，常常能看见翻倒的车辆——上坡时慢得让司机心烦，下坡时他们往往发疯地放飞车，结果……
上这坡时，所有的自行车都不可能再骑了。少平和金波这时就轮换推着车子，两个人都累得满头大汗。翻过分水岭就是他们公社。沟道仍然象山那面一样狭窄。这道沟十来个村子，每个村相隔都不到十华里，被一条小河串连起来。小河叫东拉河，就是在这分水岭下发源的。

满银的老祖上曾经当过“拔贡”。先人手里在这一带有过些名望。到他祖父里，抽大烟就把一点家业抽光了。他父亲后来成了前后村庄有名的二流子。一九四七年，国民党胡宗南进攻这一带时，他母亲把他生在躲避战乱的山崖窑里。第二年，他父亲就去世了。母亲用辛劳把他抚养到十九岁，在一九六六年也病故了。从此，他在这社会上就成了孤单一人。这年紧接着文化革命开始了，他很高兴世界乱成这个样子。第二年，满银踊跃地参加了县上的一派武斗队。第一仗打下来，他就被另一派俘虏了。他干脆又参加了俘虏他的这一派武斗队，去打他原来参加的那一派。反正对他来说，这派那派都一样，只要有好吃的，每天再给发一盒纸烟就行了。打完第二仗后，王满银害怕了，把枪一丢跑回了罐子村。回家后，他又不想种地，灵机一动，逛到外面开始做起了小生意。他的买卖都在各地武斗队那里做——他知道这些人的需要和他们的行踪；因此那几年也混了个嘴油肚圆……不知是哪一天，他睡在自己冰凉的光土炕上，突然想到他要娶老婆。脑子里把前后村庄未嫁的女子一个个想过去，最后选定了双水村孙玉厚的大女子兰花。那女子长得还俊样！再说，身体又壮实，将来砍柴、担水、种自留地都行——这些下苦活他不愿干，也干不了。
他在外面逛胆大了，也不要媒人，就闹腾着自个儿给自个儿找媳妇了。
罐子村离双水村才几里路，他也没什么事，于是就三一回五一回跑个不停。起先，他常黄昏时在双水村头的小路边，挡住出山回来的兰花，没话寻话地骚情一通。可怜的兰花由于家穷，常穷一身补丁缀补丁的衣服。她看这个穿戴一新，脸洗得白白亮亮的青年，这样热心和她说些叫人耳热的话，心里倒不由地直跳弹。

结婚以后，尽管王满银在所有的人看来，都不是一个好女婿，但兰花却死心塌地跟他过日子，并且给他生养下一男一女两个娃娃。男人一年逛逛悠悠，她也不抱怨，拉扯着两个孩子，家里地里一个人操磨。她不怕这个家穷。她从小就穷惯了。不管别人对她丈夫怎么看，这个忠厚善良的农家姑娘，始终在心里热爱着这个被世人嫌弃的人——因为在这世界上，只有这个男人，曾在她那没有什么光彩的青春年月里，第一次给过她爱情的欢乐啊！
至于这个王满银，不管在什么时候，他自己觉得他就是这个样子。他好他坏，和别人有屁相干？他有时候真生气别人多管他的闲事：我就是这个样子，你们要叫我怎么样呢？就说现在吧，他在这工地上接受“劳教”，除过累得撑不住外，其它事他满不在乎。推车子的时候，他把旧制服棉袄的襟子敞开，露出一件汗淋淋的褪色桃红线衣；线衣还象城里人一样，下摆塞在裤腰里。一张没有经过什么风吹日晒的脸，流满了汗道道，他只好不时把头上一顶肮脏的破呢帽揭下来，揩一把脸；揩完了再戴到头上。有时避过扛枪的民兵小分队，他还扭过头对装土的老丈人咧嘴一笑。嘿嘿！怕什么？他经见的世面多了！除过没偷人，他什么事没做过？扛过枪，耍过赌，走州过县做过买卖，也钻过两回别人家媳妇的被窝，并且还欠众人一屁股帐——年年过年都不敢在家里住，得跑到外面去躲债。他已经是这个样子了，而今还在乎这？他们村叫个罐子村，他就是罐子村的破罐子！去他妈的，破罐子破摔，反正总是个破了！

当他送完一回土又返回来的时候，见民兵小分队的人不在跟前，就慌忙从口袋里摸出那几根纸烟，一边眼睛瞄着远处，一边笑嘻嘻地把烟递到这几个后生面前。这几个人先愣住了，又一看是这么高级的烟，互相间看了一眼，不知如何是好。有门！王满银一看他们动摇了，乘势就把烟硬往一个表现最动摇的小伙子手里塞。这人犹豫了一下，把烟接住，很快装进了自己的衣袋里——现在不敢抽，等到歇工时，谁能知道这烟是他的还是王满银的？另外两个一看这个已当了“叛徒”，他们也照样做了。当然，满银没敢给老丈人。他看见老丈人狠狠瞪了他一眼。王满银也不在乎，心想：瞪什么眼哩？你老人家没看见，你这个女婿精能着哩！这时候，孙玉厚已经痛苦得有些麻木了。
当知道不成器的女婿被拉到工地上“劳教”，并且污辱性地让他来给王满银装土的时候，孙玉厚老汉恨这地上为什么不马上裂开一条缝，让他钻进去呢？他在这个世界上已经活够了。从一生下到现在，五十二年来，他没有过几天快活日子。他之所以还活着，不是指望自己今生一世享什么福，而完全是为了自己的几个子女。只要儿女们能活得好一些，他受罪一辈子也心甘情愿。他是个没本事的农民，不可能让孩子们在这世界上生活得更体面。他只是拼老命挣扎，让后人们象一般庄稼人那样不缺吃少穿就心满意足了。但是，这年头，他在这土地上都快把自己的血汗洒干了，家里的光景还是象筛子一样到处是窟窿眼。两个小点的娃娃硬撑着上学，烂衣薄裳，少吃没喝，在学堂里遭白眼，受委屈。大儿子本来是念书的好材料，结果初中也没上，十三岁就回来受了苦，帮扶他支撑这个家。儿子算算已经二十三岁了，还没个媳妇——象他这样的农村青年，大部分都已经娶过家了。但他拿什么给孩子娶呢？现在娶个媳妇，尽管公家反对出财礼，哪个又能少了千二八百？唉，话说回来，人家养大一个女儿也不容易，千二八百又算个什么！谁家的女儿能象他的兰花一样，白白扔给了二流子！当然，话又说回来，这样一笔娶亲钱对他来说，大得简直太可怕了！另外，

窑里所有人的目光，一齐投向这个他们谁也没有留意的十三岁的孩子。她正从筐子里往外倒柴禾。她不知什么时间已经捡回来好几筐柴禾了，足够一两天烧的。可爱的兰香默默地做着她能做的一切活。
孙玉厚老两口大受感动地看着他们这个最小的孩子，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按说，她是家里最小的娃娃，应该娇惯一些。可孩子长了这么大，还没给她扯过一件象样的衣服。现在她已经到石圪节上了初中，身上还七长八短地穿着前两年的旧衣服。
孙玉厚难受地从窑里走出来，站在自家的院子里，不停地挖着旱烟袋。他佝偻着高大的身躯，失神地望着东拉河对面黑乎乎的庙坪山。山依然象他年轻时一样，没高一尺，也没低一尺。可他已经老了，也更无能了……

《第八章》“噢——哥！噢——哥！”
孙玉厚老汉刚把自己的铺盖卷儿搬到隔壁少安的小土窑里，就听见公路下面他弟玉亭喊叫他的声音。
玉厚奇怪：玉亭为什么不上家里来？往常他有事没事吃完饭总要到他家里来坐一阵——穿着麻绳子捆绑的烂鞋，往他家前炕的铺盖卷上一靠，没命地在他的烟布袋里挖得抽半天烟。他热心公家的事，庄稼行里又不行，因此管务不起来旱烟，满年四季都是他供着。每当玉亭来的时候，他老婆也总要把家里刚吃过而剩下的饭，给玉亭热得端上来一碗。玉亭嘴里推让着，两只手一把就接住了。少安他妈知道玉亭在家里吃不饱，总要牵挂着给他吃一点。父亲去世早，玉亭从五岁起，实际上就是他两口子一手把他带大的。尽管玉亭成家以后，他老婆贺凤英那些年把少安妈欺负上一回又一回，怕老婆的玉亭连一声也不敢吭，但少安他妈不计较他。因为她从小把玉亭抚养大，心中对他有一种疼爱的感情。人常说，老嫂为母，这话可一点也不假……“噢——哥！噢——哥！”
玉亭仍然一声接一声地在公路下面喊叫。
玉厚听见他弟这样喊叫，又不上他家来，不知出了什么事，就一边从院子里往外走，一边给下面的玉亭答应了一声。在院子外的小土坡上往下走的时候，玉厚心里才恍然大悟：他弟弟今晚上不上他家来，是因为他女婿今天被“劳教”了。玉亭现在公社正看得起，让他当了会战指挥部的副总指挥。现在他家里出了“阶级敌人”，玉亭怕人家说他划不清界线，因而连累了他，所以才不上他家里来了。玉厚来到公路上，半天才看清他弟站在路边一棵树影下。他走过去，问：“什么事？”

玉亭失望地见他哥快上了土坡，就又轻轻喊叫了一声：“哥，你先等一等……”
玉厚以为他还要叫他去参加批判会，站住吼叫说：“你走你的！不要管我！”
玉亭走过来说：“……给我抓一把烟。”他说着，就过去在他哥的烟布袋里掏了一把旱烟，装进自己的烟布袋里，随后就心急火燎地走了——他今晚上还有大事！
玉厚低着头站了一会，然后望着弟弟远去的背影，叹了一口气，慢慢走着上了自家的小土坡……一九三九年，孙玉厚十六岁，玉亭才刚刚五岁，他父亲得痨病死了，丢下他两兄弟和母亲相依为命。旧社会，女人不兴出门，母亲又是小脚，只能在家里操磨，山里和门外的事都搁在他一个人身上了。他们家又没地，他只好在周围村庄给光景好的人家揽工，以养活母亲和年幼的弟弟。二十二岁时，他和一个穷人家瘦弱的女娃娃成了夫妻。他媳妇虽然面黄饥瘦，但对他妈和玉亭特别好，因此那几年光景虽然穷得叮当响，日子过得还很一体。
他为了挣点量盐买油的钱，冬天农闲的时候，就给石圪节一家商行去吆牲灵，翻山越岭走几十天，从军渡过黄河，到山西柳林镇驮瓷器。山西柳林瓷闻名几省。他给石圪节商行的掌柜挣了不少钱；他自己也得了一点工钱。
手里有了几块“钢洋”以后，他突然发狠想供他弟弟上学。在当时来说，玉厚算是庄稼人里很有魄力的。他十六岁出去闯荡世界，眼界当然要比一般庄稼人宽阔。
孙玉厚当时想：他家人老几辈子没出过一个先生，睁眼瞎受了多少气啊！从古到今，世界说来说去，总是识字人的天下。他想他这辈子是不顶事了，但说不定能把玉亭造就成孙家的人物。如果是这样，他孙玉厚辛劳一辈子也就值得了。再说，他看玉亭这娃娃脑子还灵——他已经在村里教冬书的金先生那里识了不少字。

一九四七年，玉亭十三岁。当时这一带正处于战争状态。玉厚参加了村里给解放军送粮的运输队，同时还得种地，东跑西奔，忙忙乱乱。但他仍然惦记着玉亭上学的事。可当时这里战火连天，学校都停办了。眼看玉亭岁数已经不小，再不念书就晚了。他突然想到，前几年他去柳林镇驮瓷的时候，有一次一家姓陶的窑主家发生了事故，他冒死救了陶窑主的性命。老陶感激他，和他结了拜把兄弟。陶兄一再说，以后他有什么难事就来找他，他一定全力相帮。玉厚当时想，我为什么不把玉亭送到柳林镇去读书呢？
他立即登门请村里识字的金先生，给山西柳林镇的老拜识写了封信，看他能不能收留他弟去那里读书。老陶很快回了音，说只管把玉亭送来，叫玉厚什么也不要管，这小兄弟的一切都由他全包了。
就这样，玉厚把玉亭送到了山西柳林镇。
这期间，他每年都要到柳林去看一回弟弟。临行前，他老婆总要把玉亭一年的穿戴准备齐全，还做许多茶饭让他给玉亭带去。对于他们来说，玉亭不仅是亲人，也是一家人未来的指望啊！
一九五四年，玉亭初中毕业，到太原钢厂当了工人。玉厚一家人高兴得不知如何是好！虽说玉亭是个工人，但这是孙家多少代第一个在门外干事的人！

事情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收工时，总指挥徐治功对他说，晚上的批判会，各村都有批判对象，就是双水村没有。难道双水村连一个阶级敌人也没有吗？徐主任说的也是。毛主席说阶级斗争无处不有处处有，他们双水村怎么能没有呢？但双水村谁是阶级敌人，他一时又想不出来。
“哼，叫金俊山去想吧！”玉亭在心里说。
他现在一路走，心里还在盘算这事。他想他得先在心中有个数。万一老狐狸金俊山耍滑头，这事归根结底还得他来办。他是副总指挥，金俊山又不参加公社的基建会战。
他想来想去，在村里找不出一个阶级敌人来。几家成份不好的人，都规规矩矩，简直抓不住一点毛病。要是评先进和模范，这些人倒都够条件！
他苦恼了老半天，还是怎么也想不出来，在过哭咽河的小桥时，他在心里自嘲地说：今晚上也许除过他哥，村里很难再找出一个阶级敌人了。他哥刚才那些反动话，倒足够资格站在台子上接受批判。他忍不住又为自己这个荒唐的想法逗得出声笑了。不，他哥终究是他哥！别说他说了这么些话，就是再反动一点，他也不会出卖他的。哼，革命是革命，亲人是亲人！
为找不到敌人而苦恼的玉亭同志，现在已经过了哭咽河。
在上金俊山家的土坡时，孙玉亭突然想起了一个可以批判的人。他心里说：对了！大概只有田二可以充当这个角色。虽说这老汉神神经经的，但又没经法医鉴定他就是神经病。再说，除过本村人，公社领导和大部分外村人对田二的情况也不太清底；只知道老汉有个憨儿子，本人脑子有些毛病罢了。可是，他很快又想，批判田二的什么呢？对，干脆就批判他常嘟囔的那句话：“世事要变了……”。毛主席的世事，无产阶级的世事，要变成个什么世事？世界上只有两个世事，不是无产阶级的世事，就是资产阶级的世事，田二要变的世事，就是要把无产阶级世事变成资产阶级世事……孙玉亭已经在心里试着批判了一通田二，觉得批起来还通顺。这时候他已经上了金俊山家的院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