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这，可能马上会有人反驳说：满语“噶布该”的原始含义很清楚，是“馋”、“馋鬼”的意思。我知道，市地名办1988年出版的《抚顺满语地名》里就是这样说的。不仅如此，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编纂的《盛京通志》上也说：“噶布拉，馋也”。但是，用“馋”或“馋鬼”来解释“葛布该”的满语含义，实在令人费解：难道清朝的盛京将军会用“馋”或“馋鬼”来给从盛京到兴京御路上的第一个大营或驿站来命名吗？如果真是这样，那不就是故意用带有贬义的地名来讥讽自己的军队和大营吗？无论书上怎样说，反正我是不大相信这种解释的。

　　1993年，赵广庆先生在《抚顺地区满语地名特征》一文中又提出：“市区葛布”满语乃“靶场”的意思。为了弄清满语地名“葛布”的最初含义，我曾多次与向我市的满语专家杨乃昌先生求教，他也反对将“噶布该”或“噶布拉”解释为“馋”或“馋鬼”。

　　杨乃昌先生说：在满语中“噶布拉”有“射”的意思，我觉得这与“靶场”有相近之意；同时他还提出了另一种可能，即开始命名时应是“噶布什贤”，后来简化为“噶布拉”或“噶布该”，而“噶布什贤”的本意是“先锋”的意思。杨乃昌先生的意见我觉得是可取的。用“先锋”或“射”来命名噶布大营显然要比用“馋”或“馋鬼”来命名要更加名副其实一些。然而，杨先生的意见毕竟还仅仅是一家之言，至今我们还找不到其它资料可以为其佐证。因此，“噶布”作为一个满语地名的最初含义到底是“馋”还是“射”或“靶场”，是“馋鬼”还是“先锋”，至今还不能得出最后的结论。这是地名“葛布”留给我们的第一个谜。

　　“葛布”留给我们的第二个问题是当年的“噶布该大营”到底是何时创建的？对于这个问题，我们至今还找不到相对来说比较令人满意的答案。

　　《抚顺满语地名》一书中说：“‘葛布’初称‘噶布喇’……后金天命年间，八旗兵在此设营，称葛布喇大营。清朝顺治年间，称噶布喇村。”说“噶布喇大营”始建于后金天命年间，实在没有文献根据。不仅在额尔德尼、达海等人奉努尔哈赤之命编纂的《满文老档》中没有记载；在清太宗皇太极下令撰写的《清太祖武皇帝实录》中没有记载；就是在经过顺治、康熙两朝几次修订，雍正朝重新校订，至乾隆四年最后定稿的《清太祖高皇帝实录》中也不见“噶布喇”之踪影。在完全没有史料根据的情况下，说“噶布喇大营”始建于努尔哈赤在世的后金天命年间，实在不能令人信服。

　　再说，如果早在天命年间就已经存在“噶布喇大营”，那么，在康熙皇帝到永陵祭祖时必然要经过那里，这应该在《清圣祖实录》或高士奇的《扈从东巡日录》中有所记载。可惜的是在这些史料中都没有出现“噶布喇大营”。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康熙皇帝第一次到永陵祭祖，三月初九早晨离开盛京后，途经抚顺旧城，当晚驻跸在琉璃河（今称柳林河）；第二天路过萨尔浒，驻跸在札凯（今新宾上夹河附近）；第三天到永陵祭祖后又返回札凯，第四天离开札凯北上。十六年后，康熙皇帝在巡视了吉林乌喇等地后，第二次到永陵祭祖，事毕，在返回盛京的路上，也只在抚顺境内的萨尔浒地方和琉璃河驻跸过。可见，当时还没有所谓的“噶布喇大营”。

　　“噶布该”首次出现的史料是记载乾隆皇帝于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第三次去永陵祭祖的《实录》。八月十四日，乾隆皇帝从盛京北边的大台出发，当晚就驻跸在“噶布该大营”。此后，四十八年（1783年）乾隆皇帝第四次去永陵祭祖，嘉庆皇帝于嘉庆十年（1805年）、二十三年（1818年）两次去永陵祭祖，道光皇帝于道光九年（1829年）去永陵祭祖都曾驻跸噶布该。特别应该指出，乾隆头两次去永陵，路过抚顺境内时都驻在残破的抚顺旧城内，第四次祭祖时，新的抚顺城已经建成四年，但他并没有驻跸在新抚顺城内，仍然驻扎在噶布该大营，由此可见，当时的噶布该大营不仅具备一定的规模，而且皇帝认为这里是十分安全的。据此，也许可以推断“噶布该大营”的建成时间应该在乾隆皇帝第二次祭祖之后，到第三次祭祖之前。即乾隆十九年（1754年）至四十三年（1778年）之间。当然，这样推断是否合理，尚待进一步证实。

　　最后说一下，自从“噶布该”作为地名出现以后，不同史料的记载就不尽相同。乾隆皇帝第四次去永陵祭祖时，《清实录》记为“噶布该”，而《乾隆起居录》则记为“噶布拉该”；嘉庆祭祖路过葛布时，《清实录》有时记为“噶布该”、有时又记为“噶布垓”，但在《嘉庆东巡纪事》中却记为“噶布街大营”。也许正是史书上对同一地名的不同记载，才使后人难以推断最初这个满语地名的真实含义吧。

我觉得是用米浆一层一层涂在纺织粗棉布上，使其变硬，坚固耐磨，可以做鞋帮，老人管这叫葛布，我觉得这就是满语遗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