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刘浦江先生治辽金史是以金史入门（金史史料较多，且多以汉文写成），然后在十余年前逐渐将研究重心转向辽、契丹史研究。本书中金史相关论文仅占三分之一弱，就可看出他的这一学术轨迹变迁。但辽契丹史研究与金史相比又“冷”了很多：辽代文物制度远逊金代，而且在二十四史中，《金史》向称良史（虽然他觉得也“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辽史》却“可以说是二十四史中内容最简陋而错误又最多的一种”（页28），为历代学者诟病不已，诋为“秽史”。而明清时对辽史又极忽视（如明朝只有一本辽史著作《辽小史》），以至于我们至今对这一王朝的了解和认识“仍是十分肤浅的”（页124）。
《辽史》之所以修得如此差，除了成书仓促（仅费时11个月，可谓神速）、潦草成编外，还有一个重大原因在于：1343年元人修撰时，辽朝已灭亡218年之久，本已不多的辽代文献典章此时更遗失散落极多。除《后汉书》以外，没有哪本正史拖这么久才修的，而迟迟不修《辽史》的原因则是金元两朝数次激烈争论而不能决定的辽王朝正统性问题。本书以《德运之争与辽金王朝的正统性问题》一篇冠全书，不仅是编排体例的问题，实际上也高屋建瓴地奠定了基调：从辽金王朝自身的视角去看待他们自身（而不仅是从宋人的角度将他们视为边缘政权）、以及这些形象在历史中的变迁。
在对辽朝国号、横帐、头下制度、青牛白马传说、契丹人名、契丹语言资料等篇什的考证中，刘先生显示出极为扎实的考证功底；虽然这些都是辽史上反复出现的老问题，但他仍能在全面掌握资料的基础上，翻新出奇，给出现有条件下更完满的解释。而且他并不仅仅是就事论事，而能深刻意识到这些问题背后隐藏的更深远的历史背景和重大意涵——以辽朝国号为例，他考证梳理的最终意图并不是为了搞清这一王朝何时何地用“辽”、“契丹”或“大契丹”国号这一事情本身而已，而是更上一层，以清楚地揭示辽朝对草原和定居文明的二元统治制度，以及辽代政治家对自身统治的自我认识及其变迁。
刘先生深切意识到“由于受制于有限的文献资料并深受传统史学方法的桎梏，迄今的民族史研究在深度上尚难以企及早已相当成熟的断代史学”（页124）。在其1999年出版的《辽金史论》自序中，甚至感叹国内辽金史研究的总体水平迄今“还没有超过战前日本学者曾经达到的那种高度”。在这样的语言背后，我想不如说是一个学者对所在研究领域的期许——他心目中隐含着一些标尺，以此作为自我鞭策和警醒。正是在这种戒慎戒惧和自感不足的自我要求下，他敢于不断挺进，以追求重大题材、追求难度系数大的问题这两个原则要求自己。
辽金史研究的前代学者，有两个主要缺陷：一是对史料及他人论著的掌握不够穷尽（这有当时传播技术上的原因），二是通常不懂契丹、女真文，也缺乏对考古材料的重视。这两点在本书中都得到了相当大的补足。不仅如此，刘浦江先生还常意识到研究辽金史不能划地自限（自序页1：“我总觉得，长期浸淫于一个学术领域未必是一件好事，当你对史实和材料越来越熟悉，出成果也越来越容易的时候，也许就快要陷入有增长而无发展的泥沼了，那将意味着学术创造力的枯竭”），应打通辽金史、宋史、契丹女真语言研究之间的隔阂，改变学术领地越划越小、彼此不通、各自为政的局面（其实这一现象在西夏史研究中同样极严重），他甚至尝试以文化人类学方法来解读契丹人名，“结果我们很欣慰地发现，契丹史的研究其实还大有深入的余地和展拓的空间”（页125）。这是都是非常积极的探讨，表现了一流学者的雄心和更宏大的学术关怀。
　　

对契丹文字的研读、辽代墓志碑刻研究（材料掌握上）和人类学知识（方法论上）的运用，都为辽金史研究打开了新的局面，这是非常值得肯定的，也是现在新一辈学者比上辈学者有所突破的地方——要超越前人，可能也不得不如此。中国学者以往研究亚洲内陆民族史的，除了少数人（如亦邻真）外，大多都不懂其语言文字（如王国维、洪钧等都不懂蒙古语），这是一个严重缺陷，也是现在学人努力弥补的。刘浦江研读契丹文并重视刘凤翥、金启孮、乌拉熙春等的契丹女真文研究，专治中古北族史的罗新也同样致力于古突厥文，以求第一手原始史料的准确性。
这种态度必然影响整体的治学态度。虽然对20世纪辽金史论著搜罗无遗，但从论文引用材料来看，刘先生还是最重视原始史料，大量引用第一手的资料（虽然对舛误甚多的《辽史》不得不批判地加以谨慎引用），在史料无法直接说话的情况下才引用现代学者论著的观点。
事实上，他对一些现代学者的观点是多有保留意见的。如陈述先生是辽金史领域前辈学者中的学术权威，但他对契丹女真文不了解，推测辽代“头下”一词源出扶余语，刘先生就毫不客气地批评此说“纯系一种猜测，并没有什么语源学和历史学的依据，故很难令人相信”（页75）。更不必说对于方壮猷1930年发表的《契丹民族考》80%抄袭自白鸟库吉《东胡民族考•契丹篇》一事的不满，刘先生明确指斥这是“剽窃行为”，在页116和页203两处特为揭示。
他对学术讨论的态度是实事求是：对于宋史权威王曾瑜所著《金朝军制》，他预先致函作者，提出独立而公正的评述，“书评写好后不打算送他过目，并由我自己找地方发表”，其次连带综合评价其辽金史研究；在文中也不隐讳地提出自己的不同意见，对王曾瑜未能重视考古材料也颇表遗憾。对于辽史研究学者李锡厚率真而毫不留情的批评，他则觉得“再正常不过了”——他这么说的时候，让人相信他真的是如此坦诚地想的，因为读完全书后我的感觉是：他自己就是这样一个人。也因此，才使我这样一个对辽金史不过稍有所知的后学晚辈敢于提出一些私见和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