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教伦理》从文化角度对西方现代资本主义的产生进行了深入剖析。路德提出了在西方资本主义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天职”概念，之后加尔文提出了预定论教义，最后经过清教徒对预定论教义的修正，最终形成了韦伯所说的“新教伦理”。
“世界的存在只服务于上帝的荣耀”。在职业的天职中无休止的工作被视为是获得个人属于选民（源于预定论教义）之列的自信的最佳手段，因为尽管信徒们从不确切的知道有关他们救赎的状态（选民还是非选民），但他们可以从逻辑上推论：鉴于上帝意愿一个丰裕的尘世王国以彰显它的荣耀，由个人产生的巨大财富就是
喜爱那个人的记号，所以更努力工作并获取财富能使上帝获得更大的荣耀。也就是说，对加尔文宗信徒而言，个人财富变成了他们获救状态的真实证据。由于财富是在尽职的履行个人的职业天职中获得的，那么追求财富不仅是道德上允许的，而且是道德上所希望的。

近代禁欲主义新教并不希望把自我惩戒加于财富之上，它要的只是财富被用于必须的、实际的和有用的目的，即取悦上帝。“真正的基督徒，希望除了成为上帝的工具外什么也不是，他是上帝理性地改变和支配这个世界的有用工具”。
另一方面，禁欲主义新教催生了理性化。禁欲主义竭力反对的，是自发的享受人生、享受财产；同时，它还限制消费，尤其是奢侈品的消费。它促使信徒进行有组织的行为，过有节制的生活。从而，现代资本主义精神中的一个重要成分：在天职挂念基础上对生产生活进行理性组织，通过新教禁欲主义精神诞生了。

另外，韦伯在这本书中还提出了许多精辟而打破传统观念的看法：
1、逐利的驱动力与资本主义并无特殊关系，它存在于各色人等中，是人之本性。资本主义企业是一种古老的、持久的且相当普遍的组织，资本主义企业家也是古已有之、长期存在和遍及世界的，并非现代（韦伯说的现代相当于我们所说的近代）才产生的。
2、宗教改革去除了天主教会对信众的全部日常生活支配，但它并没有还给信徒自由，而是以另一种更为严格的支配形式取代了原有的支配。
3、民族性格是各种社会力量建构的产物，它是由一定的社会架构决定的。诉诸民族性格的观点，不仅是承认无知，而且在实际案例中根本站不住脚。至少，脱离具体的社会现实将民族性格分开进行研究是毫无意义的。

4、宗教宽容既不是特别现代的产物，也非西方独有，在中国、印度、希腊化时代近东的诸帝国、罗马帝国以及诸伊斯兰帝国，宗教宽容都处于或曾处于支配地位，反而宗教宽容的程度在清教中的程度是最低的。宗教上的不宽容显然主要是西方的特征（西欧数也数不清的宗教战争证实了这点），另外也曾盛行于中国、；日本以
及印度额某些特殊时期（大多是处于政治原因）。
5、法律领域吧的系统化或理性化在古代晚期（指东罗马帝国时期）的罗马法中达到最高点。然而，在一些国家理性化的法律很少发展，经济理性化却有极大推进，比如英格兰；在罗马法保持强势的南欧地区，却是现代资本主义发展很晚的地区。

《儒教和道教》从一个外国人的视角分析了古代中国的社会结构、社会制度以及人们的精神状态的发展与变化，并对儒家伦理与新教伦理进行了比较，得出了儒家伦理难以推动中国社会资本主义发展的结论。另外还分析了道家和道教思想对中国人的影响。

儒教伦理与新教伦理的比较：
儒教伦理采取一种中立、公正的对事对人的态度，富于理性化，其理性本质具有理性主义的特征；请教伦理则是强烈、严肃，充满了紧张气氛；
儒教没有来世，而新教伦理的终极目标是彼岸；
儒教没有原罪感，只要人们做到了根据人们平均能力定下的规矩就是无罪的。而对于新教徒，儒教所说的那种自我完善是对神灵的亵渎，是对被造物的崇拜；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儒家认为所有可能存在的世界中现存的世界是最好的一个，人们应该理性地适应世界；而请教则采取了理性地禁欲方式排斥当前的世界，它倡导理性的改变世界。

韦伯还考察了中国封建社会的社会结构对资本主义发展的影响。
在西方进入中世纪后，宗族就不在具有任何作用了，而在中国，宗族则得到了完整的保留并得到了加强和维护，以至于能和政府一较高下。
对于接受过儒家教育的帝国官员来说，没有接受过教育的老人家（即宗族长老）使他们最大最强的反对者，在宗族内部事务上必须服从没有文化的长老。在地方，真正掌握实权的也不是皇帝的官员，而是当地土生土长的基层办事人员。
于是，面对宗族和地方自治组织（韦伯认为，在中国，无论是地方城市还是乡村，都是行政管理形式都是自治管理），官僚制的理性主义与强硬坚定的传统主义发生了碰撞，结果总是传统主义占据了绝对的优势。对于任何集中化的管理以及任何形式的变革，他们都极力反对，蓄意破坏，“没有接受过教育的农民不会相信改革存在客观目的和动力”。
宗族不仅是地方行政管理的最小单位，还是一种经济联合组织，它建立了一个自给自足的经济组织与模式，正是它极大阻碍了市场经济的发展。

对于外贸的禁止，韦伯认为货币本位政策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一方面是担心货币在自由进口时出现外流现象，一方面是防止自由出口商品所造成的外币泛滥。
另外，他认为中国官员和仆人对统治者的服从与西方的封臣和日本的藩臣对领主尽忠尽孝是一样的，并没有什么差别。

儒道两家都或多或少包含一些神秘主义，不过道教表现的更强烈些（主要在巫术），因此道教的理性化程度远不如儒教。与儒家不同，道教积极寻求联系此案与彼岸的希望。不过道教的救赎是一种纯粹心灵状态的救赎，与新教通过行动得来的禁欲式救赎不一样。不过，道教在没有接受过儒家文化教育的普通百姓中的影响要比儒家大得多。
另外，韦伯认为黄巾起义可以看做是中国的第一次宗教战争。
他还指出，在中国历史上，官方认可的哲学并非只有儒教，而且儒教也并非始终都得到官方承认（实际上直到两宋时期儒学才完全得到官方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