溥仪出宫本来是 1912 年制订的清室优待条件规定的。此项条件共八款。
其第一款规定：
“大清皇帝辞位之后，尊号仍存不变。中华民国以待各国君主之礼相待。”
其第二款规定：
“大清皇帝辞位之后，岁用百万两，俟改铸新币后，改为四百万元，此款由中华民国拨用。”其第三款规定：
“大清皇帝辞位之后，暂居宫禁，日后移居颐和园。侍卫人等，照常留用。”
当时不少革命党人就对这一优待条件表示不满，认为“存废帝之名，辱我民国；糜四兆之款，吸我利源”，它“貌袭文明，实伏乱源”，要求修改或推翻。孙中山虽同情这一主张，但因客观条件限制，无力改变。民国初年，清室曾经有过按优待条件搬往颐和园的准备，但因感到袁世凯无相逼之意，也就在紫禁城里住下来了。此后，经过张勋复辟，社会上不断有人呼吁废除溥仪尊号，令其出宫，但历届北洋政府均意在优容，这就使得溥仪在“黄圈圈”里继续做他的小皇帝。这种情况，直到 1924 年冯玉祥发动“首都革命”后才得以改变。当年 11 月 4 日，黄郛摄政内阁会议通过修改清室优待条件，其主要内容为：“永远废除皇帝尊号，与国民在法律上享有同等权利”；“每年补助清室家用 50 万元”；“清室按照原优待条件即日移出宫禁，自由选择住居，但民国政府仍负保护责任。”次日，溥仪被迫出宫。有关情节，电视剧《末代皇帝》有很多生动的表现。

函中所言“欺人之弱”，意指溥仪为弱者；所谓“乘人之丧”，则指半个月 前瑾太妃去世。胡适发出此信后，还亲赴醇亲王府向溥仪表示慰问，声称“这在欧美国家看来，全是东方的野蛮”。
　　胡适的抗议信部分发表于 11 月 9 日的《晨报》。除了溥仪的英文老师庄士敦致函胡适表示赞许外，进步人士纷纷指责。周作人致函胡适，认为在民 国放着一个复过辟而保存着皇帝尊号的人，在中国的外国报纸又时常明说暗 说的鼓吹复辟，十分危险。他说：
这次的事从我们秀才似的迂阔的头脑去判断，或者可以说是不甚合于“仁义”，不是绅士 的行为，但以经过二十年拖辫子的痛苦的生活，受过革命及复辟的恐怖的经验的个人的眼光来 看，我觉得这乃是极自然极正当的事。
12 日，胡适复函周作人，回忆他1922年和溥仪的第一次相见，认为溥仪在那时就诚心诚意要求“取消帝号”，“不受优待费”，并称庄士敦也“没有什么复辟谬论”，因此，完全可以从容办理，多保存一点“绅士的行为”。 信末，胡适表示，倘要讨论“什么是极正当”，那就非25万字不可，自己不愿继续讨论下去。

继周作人之后，李书华、李宗侗也致函胡适，对他的言论表示“非常骇异”。信中说：
中华民国国土以内，绝对不应该有一个皇帝与中华民国同时存在。皇帝的名号不取消，就 是中华民国没有完全成立，所以我们对于清帝废除帝号，迁出皇宫，是根本上绝对赞同的。这 是辛亥革命应该做完的事，而现在才做完，已经迟了十三年了。
针对胡适所谓优待清室乃是一种“国际信义”和“条约关系”的说法，信中提出：
“这是民国对于清废帝的关系，与国际条约的性质，当然不能相提并 论。”
针对胡适所谓“欺人之弱，乘人之丧，以强暴行之”的说法，信中指出：
“对于溥仪先生的帝号，当能不能承认是他应有的权利。所以修改优待 条件的举动，当然与强者对弱者强夺完全不同。至于‘乘人之丧’的理由， 尤其不能成立。清室取消帝号的问题，是民国国体的问题，焉能与一妃之丧拉在一齐？”

原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