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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的手段
地方政府对于盂兰盆节的态度，也值得琢磨。在反迷信运动初期，政府虽然也颁布过禁令，但一般都还在可协商的范围之内。从当时政府发布的公告可见一斑：
城厢内外，近因起建盂兰盆会及迎赛昭天侯神会，最易滋生事端。淞沪警察徐厅长据沪城各绅董具呈请求严禁后，故于昨日通饬所属各区所一律传谕禁止。如果商界中文明建醮，亦应先期报告，如敢抗违，拿办不贷。
从文中可知，“文明建醮”只要先行报备，依然能够正常进行，可以说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但是随着反迷信运动进入高潮时期，当局的态度也越来越强硬，开始采取强制性的高压政策进行禁止：
（盂兰盆会）在党治之下，亟应破除，惟积习已久，势难骤改。除通令各县市警厅先行一体宣传劝戒禁止外，届时预先布告民众，一律禁止。
还表示将对违者采取强制措施“拘署罚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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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悼大会”
但另一方面，政府也深知盂兰盆会的存在有其合理性。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全国各地战事频发，每一场战役都有大量将士牺牲，还有许多无辜丧生的平民。在死亡的威胁下，整个社会都笼罩在恐惧的气氛之中，盂兰盆节的施食与济孤，一定程度上成为民众寻求安慰的“定心丸”。
“为慰死励生，超度亡魂起见”，政府只好用现代话语重新定义在盂兰盆节举行的公祭活动，即“阵亡将士追悼大会”。
据统计，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间，《申报》上有报道的“追悼大会”就有十余次。这些官方主办的祭祀活动虽然名为“追悼大会”，但在布置与仪式方面，却与盂兰盆会极为相似。这从“阵亡将士追悼大会”的现场报道中可以看出：
本年南口之役（笔者注：南口之役系1937年8月中国军队抵抗日军进攻华北、企图夺取山西过程中在南口与张家口一带发生的战役）牺牲尤烈，当局仍于是日举行追悼之礼，极为隆重，军政各界均往与会，记者亦躬逢其盛也。园牌楼之南有盂兰大会匾额之松牌楼一座，沿途飘扬五色旗帜及五色电灯，观众极为拥挤。体育场以内布置仍如往，岁门额题为普渡游魂，右侧为临时办公室处，西侧栅栏为各庙僧侣诵经之所。正向西北有席栅三座，正面设有牌位供品，各界挽联不下二百余副左右，两侧均系僧道番经。正门有超渡二字横额，正面系普渡群生，左侧吊慰英忠，右侧气壮山河。
可见，“追悼大会”的铺张程度，相较于盂兰盆会有过之而无不及。而这种“改头换面”的“盂兰盆会”也吸引了大批民众前来围观参与。政府的“追悼大会”一如盂兰盆会的翻版，在一定程度上给予民众宣泄情绪的机会。
但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盂兰盆会并不是一种简单的祭祀活动，而是民间情感宣泄的出口，对还是饱受战争与死亡威胁的人们来说，具有一定的心理调节作用。盂兰盆节的存与废也就因此显得不那么简单了。

二楼被吞，上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