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梭伦改革的核心内容之一，就是把公民按其土地的年收成分成四个等级，每个等级的财产标准分别是：第一等级五百麦斗(medimnos,)，曰“五百斗者”（pentakosiomedimnous, Pentakosiomedimnoi）；第二等级三百麦斗，曰“骑士”（ippada telountas, Hippada Telountes）；第三等级二百麦斗，曰“双牛者”（zeugitai, Zeugitai）；最低等级的年收成在二百麦斗以下，曰“日佣”（qhtes, Thetes）。可以推想，梭伦所给出的财产数额，都是每个等级的最基本收入，事实上，年收入高于五百麦斗或低于二百麦斗的公民一定存在。因此，以财产判定贫富的等级标准是难以非常具体而恒定不变的。一如亚里士多德所言：公民登藉的财产资格应订适当数额，但是，“要想制订一个适用于一切城邦的财产数额是不可能的。必须考察各邦的实际情况，然后分别定订一个最高数额，这个数额应该不多不少而符合于这样的原则：一邦大多数的人户都尽够合乎这一资格而可以取得政治权利，被这项资格所限制而摈弃于公民团体以外者则仅属少数。”这就是说，城邦的贫富标准底线，必须是使大多数的公民按财产资格尽可以取得政治权利为准。公民应当是有产阶层。公民的贫富之别，则是指有产阶层中财产多寡之差，财产多者为富，反之为贫。所以，在希腊语中，“穷人”（oi penhtes）也可称作“平民阶层”，可以拥有少量的财产。只是在乡村和城市，穷人的财产指称是不同的。如前所言，乡村的穷人可有一条耕牛作为其财产，并非一贫如洗。至于市区穷人的财产如何，因囿于资料，不得而知。不过，有一点是城乡一致的：“极穷的人”（赤贫）是指完全没有资产的人。如此看来，梭伦时代（640～561BC.）雅典富有公民的财产，想必是指年收入三百麦斗以上者，二百麦斗以上至五百麦斗者为中等阶层，二百麦斗以下者则为贫民。贫、富公民的年收入之差至少为三百麦斗，富者的年收入为穷者的1.5倍以上。

雅典富有公民的人数也是不断变化的。公元前480年左右，德米斯托克利将劳里昂矿开采所得的100塔兰特借给雅典最富有的100个公民，每人1塔兰特，令其建造三列桨战船。据此推算，公元前5世纪左右，雅典最富有的公民约100人左右。如果以公元前5世纪雅典公民人口的总数为10万人计算，富有公民数约占公民总人口的1‰。也就是说，在雅典城邦鼎盛发展的公元前5世纪时，富有公民所占的比例并不高。这可能与抑止富室的政策有关。公元前4世纪，雅典公民人数约4万人，绝大部分公民的财产为2000德拉克马以下。财产价值达2000德拉克马以上的公民约9000人，占公民总人数的35%。其中，约300人为雅典最富有的公民，拥有财产价值均超过21000德拉克马。贫穷的公民（thetes）约5000人，占公民总人口的20％。由此可见，这时雅典公民中的穷人和富人间的财产之差至少为1900德拉克马，富人的财产价值大约是穷人的10倍以上，贫富差距极大。而公元前4世纪，恰是雅典城邦由盛转衰的历史时期。尽管雅典城邦衰亡的原因是复杂的，但是，极富极贫差距的形成，无疑激化了社会矛盾和危机，加速了城邦公民集体的分离和瓦解。

继梭伦之后的庇西特拉图，同样注意改善贫穷公民的经济地位。学者们研究认为，庇西特拉图进行了土地分配。他是将被放逐的政敌之闲置土地分成小块，分配给最需要的人，使之成为农民的土地。所有者只须交纳约产品的1/10，甚至1/20的土地税，小农的经济负担大为减轻。庇西特拉图还“拨款借贷给贫民，以供他们产业之需，使他们能够依靠农耕，以自赡养。”
在此后雅典城邦近百年的发展历史中，基于梭伦和庇西特拉图所推行的扶持贫穷公民的经济政策始终未变，抑止富室与扶持穷人之举，齐头并进。如雅典城邦通过向其依附城邦派驻公民的制度，使公民占有份地（tenant farmer,klhroicia）。公元前504年，4000名雅典公民在卡尔息斯每人分得一块“马匹饲养者”（horse-breeder,ippobotai）的土地。伯里克利曾派发1000名雅典公民定居凯尔索涅索斯(Chersonesus)，1000名定居色雷斯，500名定居那克索斯（Naxos），250人定居安德罗斯（Andros）。此后，雅典城邦又分别将其公民派居卡尔息斯、勒斯泊斯（Lesbos）、勒姆诺斯（Lemnos）、伊莫布罗斯（Imbros）和斯居罗斯（Scyros）。而移居他邦或在外邦分得土地的公民往往是贫穷的雅典人。他们中的许多人在阿提卡没有土地。

在军事方面，雅典城邦实行的是公民兵制。“在古希腊，继君主政体之后发生的政体的早期形式中，公民团体实际上完全由战士组成。” 所有的公民都是保卫城邦和及个人利益的战士。服军役既是公民的权力也是公民的义务。值得注意的是，城邦的武力，不论是骑兵(cavalry)、重装步兵(heavy infantry)、轻装步兵（light infantry,包括弓箭手和狙击兵）和海军(marines)，其武器装备等必须由公民自备。因此，有些装备花费较多的兵种，也就自然落到富人的头上。如骑兵和重装步兵因乘骑和甲胄非贫民所能置办，全赖富室势力。古代的战马皆畜于富饶的著名家族。只有富室才有能力畜养战马和提供更多的军事装备。雅典的重装步兵基本以富裕公民为主体。一个重装步兵维持其地位所需要的财产价值约为2000德拉克马。雅典三层桨司令官（trierarch）也基本选自富有的公民。他们必须完全自己负责三层桨的军备，这是义务也是职责。最早有关负担三层桨战舰费用的记载是在公元前480年。这一年，雅典舰队的180艘三层桨战舰参加了决定希波战争胜负的萨拉米海战。负担三层桨战舰费用的捐助者均是雅典的富有公民，一般拥有较大规模的田产。贫穷公民只能充任轻装步兵中的弓箭手、桡手和狙击手等。因此，在公民兵制下，城邦的富有公民，意味着更多的军事义务和军役负担。
为尽可能减少因贫富差距而造成的公民在参与政治和文化生活等方面的不平等，雅典城邦主要依靠公职津贴、出席津贴和观剧津贴等进行调适。

财产私有制是阶级社会的重要特征之一。随着私有制的发展，往往会导致个人财富的不断增长和社会成员的贫富两极分化。抑止富室与扶持贫民是雅典城邦调适贫富差距的联动措施。其目的主要在于追求社会的平等、公正与和谐发展。如亚里士多德所言：“最为公正的政体，应该不偏于少数，不偏于多数，而以全邦公民利益为依归。”平等的公正，就是要以城邦整个利益以及全体公民的共同善业为依据。“一个真正的民主主义者自当注意到勿使一邦的群众陷入赤贫的困境。”古典时期的雅典城邦正是依靠立法和制度来调适贫富差距，防止极贫极富，从而有效保障了公民集体的稳定与发展，实现政治民主，文化繁荣，形成古典盛世的历史局面。
从另一角度看，调适贫富差距，也是对雅典城邦乡村区域的重视。因为雅典城邦的“穷人”绝大多数是乡居的农民。农民和乡村是构成城邦整体的必要部分和基础。因此，雅典城邦对贫富差距的制度调适说明，对城邦的历史考察，不可只重视城市的地位和作用，阿提卡的乡村同样有着许多未知领域值得去探究和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