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1021—1086)，北宋时期的政治改革家、思想家和教育改革家，又是文学史上的“唐宋散文八大家”之一。字介甫，号半山，抚州临川(今江西抚州)人，曾任多年地方官。仁宗时上书皇帝，要求变法，未被采纳。神宗即位，召为翰林学士，参知政事，后两度任宰相，推行新法．在教育科举方面实行了许多改革，如立太学“三舍法”；置律学、医学、武学等专科学校；废止科举中的诗赋、帖经、墨义，改以经义、策论试士；设经义局，修《三经新义》颁于学官，既作为社会统一的意识形态，又是学校和科举改革的标准教材。王安石遗世著作主要有《临川先生文集》、《王文公文集》等。
　　《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又称《上仁宗皇帝万言书》、《上皇帝万言书》。《王文公文集》收入上册。这篇被梁启超称为“秦汉以下第一大文”的上书是王安石在嘉祐三年(1058年)任提点江东刑狱任满返京述职时，写给仁宗皇帝赵祯的上书。但也有人考证王安石上《万言书》当在嘉祐四年或五年。据《宋史王安石》记载：“移提点江东刑狱，入为度支判官。时嘉祐三年也。安石议论高奇……慨然有矫世变俗之志。于是上万言书。”清人蔡上翔《王荆公年谱考略》也记载在嘉祐三年。这封上书，实际上不仅是王安石要求革新变法的具有纲领性的政治论文，而且也是他的人才政策和方案的基本设想。　

“教之之道”
王安石年谱三种　　这里的所谓“教”，主要是指由政府主办的学校教育而言的。王安石把官学教育看作培养和造就人才的基地，而主张取缔私学。他认为三代以后，“私学乱治”，私学泛滥的结果是无补之学的盛行，是“家异道，人殊德”的渊薮。为了“一道德以同天下之俗，”就要取缔私学，振兴由君主和国家直接控制的官学。他针对当时学校教育的弊端，提出了以下改革措施：
　　普遍设立学校。庆历以来，虽然中央明令全国普遍设学，但多数学校空有其名。“取墙壁具而已”。既没有教师，也没有教学活动。因此，王安石提出要从中央到地方，建立一套完整的学校教育体系，“自国至于乡党皆有学”，彻底解决人才的来源问题。
　　严选学官。当时的学校，不仅名同虚设，没有“教导之官”。而中央太学虽有“教导之官”而亦未尝严其选”，因而，“今之教者，非特不能成人之才而已，又从而困苦毁坏之，使不得成才”，很难胜任学校的教学和管理任务。所以必须“博置教导之官而严其选”，广泛地尊师立学，严格地选拔教学人员，才能完成学校培养人才的任务。他所理想的教师，是“士大夫之才行完洁，而其设施已尝试于位而去者，以为之师。”即要品学兼优，并有实际工作经验的人来担任教师，才能所教所学皆所用，不致流于空洞说教。
　　改革学校的课程设置。王安石集中地批评了当时学校教育内容的空疏和腐朽、对现实的政治需要漠不关心，学非所用，用非所学的现状，指出这样的教育内容，不仅不能培养出于社会国家有用的人才，反而会败坏人才：“朝廷礼乐刑政之事未尝在于学，学者亦漠然自以礼乐刑政为有司之事，而非已之所当知也。学者之所教，讲说章句而已。……近岁乃始教之以课试之文章。夫课试之文章，非博诵强学穷日之力则不能。及其能工也，大则不足以用天下国家，小则不足以为天下国家之用。故虽白首于庠序，穷日之力以帅上之教，及使之从政，则茫然不知其方者皆是也。”“今乃移其精神，夺其日力。以朝夕从事于无补之学，及其任之以事，然后卒然责之以为天下国家之用，宜其才之足以有为者少矣。”
　　为此，他提出了改革学校教育内容的“实用”原则：“苟不可以为天下国家之用则不教也，苟可以为天下国家之用者，则无不在于学。”今士所宜学者，天下国家之用也”，而凡是于国家政治没有实际用处的都一律要从学校教育内容中删除。
　　他所提出的于天下国家有用的教育内容最突出的有两项：一是国家的政治施设和制度。这都是历代统治者所积累起来的社会管理经验，是社会得以维持的纲维，即“朝廷礼乐刑政之事”：“朝廷礼乐刑政之事皆在于学，学士所观而习者，皆先王之法言德行，治天下之意，其材亦可以为天下国家之用”。二是“文武合一”，特别强调军事教育。这对北宋长期的边患和“积弱”，是有极其强烈的针对性的。北宋以来，重文轻武成习，一方面使知识分子“以执兵为耻，而未尝有能骑射行阵之事，”另一方面，使边疆、宿卫尽“属之奸悍无赖之人”，军队素质极为低下，致使天下“然常抱边疆之忧，而虞宿卫之不足以恃以为安也。”因此，改革教育内容，必须行“文武合一”之教，只有这样培养出来的人担任边疆、宿卫之任，才能真正消除唐末五代以来深为戒惧的藩镇割据的隐患，才能真正国泰民安：“射者，武事之尤大而威天下，守国家之具也。居则以是习礼乐，出则以是从战伐。士既朝夕从事于此而能者众，则边疆、宿卫之任，皆可以择而取也。……此古之人君，所以推干戈以属之人，而无内外之虞也。”
　　

影响及评价
王安石在《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针砭时弊、极言变法，并从变法的政治需要出发，论述了人才陶冶对于政治改革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并针对当时在人才的培养、选拔、任用等一系列问题上压抑、浪费、埋没人才的不合理现象，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他的人才思想，提出了教、养、取、任的一系列具体原则和措施，既解决了人才的有效培养问题，又涉及到了人才的管理、选拔、使用的问题，成为他后来执政时进行教育和科举改革的基本蓝图和方案。清人蔡上翔在《王荆公年谱考略》一书中，对王安石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给予高度的评价，称它是“秦汉而下，未有及此者，”“斯文之在天壤间，终不失为悬诸日月不刊也。”并认为“后安石当国，其所注措，大抵皆祖此书”。可见该文对王安石政治改革事业的影响。

臣幸以职事归报陛下，不自知其驽下无以称职，而敢及国家之大体者，以臣蒙陛下任使而当归报。窃谓在位之人才不足，而无以称朝廷任使之意，而朝廷所以任使天下之士者，或非其理，而士不得尽其才，此亦臣使事之所及，而陛下之所宜先闻者也。释此一言而毛举利害之一二，以污陛下之聪明，而终无补于世，则非臣所以事陛下之义也。伏惟陛下详思而择其中，天下幸甚。

原文
http://www.confucianism.com.cn/html/wenxue/68090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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