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阐述明清科举制度，多囿于成说，只谈秀才、举人、进士三级结构，以考中进士为科举制度的终结；而考察教育制度者，则从府、州、县学直至国子监，以及清代出现的八旗官学、宗学、觉罗学，就以为概括了所有的教育机构。两者于不经意间，都把翰林院制度中的庶吉士培养制度摒弃于视野之外。其实，明清两代特别是清代，由进士馆选而庶常，庶常而留馆，加之清朝特创的翰林大考、考差，无不是科举制度的延伸和发展，悄然又于三级结构之上又多出一个层次——翰林。所以笔者依此提出了明清科举制度为四级人才结构的新见解，并日益得到学界的认可与采纳。了解翰林院制度和翰林群体，不仅可以加深对历史上科举考试制度的了解和认识，同时对全面了解中国的传统教育制度和体系也具有启迪意义。

清初设内三院，各官通三院以为升转。（33）庶吉士亦分隶于内三院，（34）查《清实录》即可发现庶吉士所冠院名三院皆有，而吴振棫《养吉斋丛录》却云“国初庶常隶内宏文院”，（35）当为传讹之误。顺治十四年（1657年），改内三院为内阁，别设翰林院。康熙初又复旧制，九年（1670年）又复翰林院，自是庶吉士专隶于翰林院矣。朝考合格得馆选者须入院接受教习，翰林院负责提供住所，书籍和其他设施，并派人充教习官。顺治时“以学士或侍读教习之，自康熙九年（1670年）专设翰林院后，历科均以掌院学士领其事，内阁学士亦参用。康熙三十二年（1693）命选讲，读以下官资深学优者数人，分司训课，曰小教习，六十年（1721），以礼部尚书陈元龙领教习事，厥后尚书、侍郎、阁学之不兼翰林院事者，并得为教习大臣、满、汉各一。（36）简选之法是由吏部开列，皇帝钦定。
为了加强对庶吉士的管理，雍正十一年（1733），世宗命拨官房一所，在翰林院建置下特设庶常馆（亦称教习馆），颁内府经、史、诗文、工部供张什物，户部提供廪饩（即生活费），每人每月银四两五钱。（37）清世宗在谈到建立庶常馆的目的时曾云：“翰林教学庶吉士，所以造就人才，使之沉潜经籍，涵泳艺术，可以典制诰之文，鸣国家之盛也”。（38）除此之外，又从翰林院编修，检讨内选提调二人，专门负责庶常馆的日常事务，至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重修庶常馆后，高宗亲笔题写了“芸馆培英”扁额，悬于正堂，以示褒扬、重视之意。
然而，庶吉士生活状况甚是清苦，且必然受到当时社会风气影响，交际应酬之事在所难免。为得青睐以期日后发达，还要给教习馈送重礼。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圣祖对此事有所察觉，特谕翰林院：“庶常等俱甚寒苦，自翰墨之外不应别有所取。”三十九年（1700年）的又谕大学士等：“观翰林及庶吉士内有极贫者，衣服乘骑皆不能备。将此等查出，作何施恩，有益供职。”（39）后议定，于廪饩之外再加俸银，由盐政（负责盐课之最高官员）关差（税关监督）每年助银一千四百四十两，按在馆人数分给，故每人无定额，（40）使庶吉士生活状况有所改善。
关于庶吉士的官品，《清文献通考》、《大清会典》、《会典事例》中均无记载，《清史稿·职官志》中亦未提及，只讲庶吉士为翰林官。（41）官而无品，令人废解。清人潘世恩《玉堂鸣盛集》序中讲道：“庶吉士非官也，散馆乃授七品职”，做为当时深谙玉堂掌故之人，此当非妄语。可能是从无品级角度言之。吴振棫《养吉斋丛录》卷十二记载，自乾隆二年（1737年）后，翰林院官员着官服皆可悬珠，而庶吉士未授职前，非有史馆等差使，不准悬珠，亦可作为庶吉士并非正式翰林官之佐证：（按：清代着官服有佩带串珠，共一百零八颗，以珊瑚、水晶、金珀、奇楠香等物制成，文官五品，武官四品以上方可佩带，但翰林、科道、侍卫等官，虽官品不及，仍特许佩带，以示恩宠，参见《大清会典事例》卷三二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