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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后代的经济前景（Economic Possibilities for our Grandchildren）
凯恩斯 1930
现在，关于经济前景的悲观论调正不绝于耳。我们常常可以听到人们说，作为19世纪特征的经济突飞猛进的时代已经结束；而一度迅速提高的生活水平也开始放慢了脚步——无论如何至少在英国是如此；在未来十年中，经济的繁荣程度将会衰退而不是高涨。
我认为上述说法是对目前状况的一个粗暴的误解。现在我们所遭受的痛苦，不是老年性风湿病，而是由于发育过速引起的发育性阵痛，是两个经济阶段之间重新调整的过程所引起的痛苦。技术效率的提高速度超过了劳动力吸收问题的解决速度；生活水平的提高，步子也稍大了一些；世界的银行和货币制度阻碍了利率的下降，使得货币的供求平衡不能迅速恢复。而即使如此，由此所产生的浪费和混乱，其后果也不过涉及国民收入的7．5％；即我们在每一镑中浪费掉了1先令6便士，只得到了18先令6便士，而如果我们明智一些的话，本来可以得到整整1镑；然而，虽然如此，现在的18先令6便士抵得上五六年前的1镑。我们忘记了，在1929年英国的工业实际产出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而且我们的国际收支余额在偿付了所有的进口商品后可用作新增对外投资的净顺差额，比其他任何国家的相应余额都高，与美国相比，甚至超出了50％。为了便于比较，还可以再假设我们把工资降低一半，把国家债务削减4／5并停止清偿，将剩余的财富以不能生利的黄金形式贮存起来，而不是按6％或更高的利息贷放出去，那么我们就会与现在人们羡慕不已的法国的情况相差无几。但是这能算得上是一种改进吗？
普遍性的世界性大萧条、在一个充满贫困的世界里产生的异常巨大规模的失业、我们曾犯下的灾难性错误，所有这些都使我们失去了洞察力，对于在表面现象下正在发生的一切视而不见，对于事物发展趋势的真实解释置若罔闻。悲观主义有两种相反的论调：一种是革命者的悲观主义，他们认为事态已恶化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只有进行激烈的变革才有一线生机；另一种则是反动分子的悲观主义，他们认为我们的经济与社会生活的平衡已是如此岌岌可危，因此不能再冒险进行任何尝试。我认为这两种论调都是错误的，这一点，在我们这一代就会得到证实。
不过，本文的意图并不在于详细探讨当前或即将出现的情况，而在于使我们能够摆脱短浅的目光去眺望遥远的未来。对于100年后我们的经济生活水平，可以作出一些什么样的合理预期呢？我们的子孙后代在经济上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可能发展前景呢？
从有史以来，比如说，从公元前2000年开始，到18世纪初期，生活在世界各个文明中心的人们的生活水平，并没有发生多大的变化。当然中间是时有起伏的。瘟疫、饥荒、战争等天灾人祸时有发生，其间还有若干短暂的繁荣时期，但总的来看，不存在渐进或激进的变化。一直到公元1700年为止的4000年间，某些时期的生活水平也许比别的时期要高上50％，但不会超过100％。
这种缓慢的发展速度，或者说发展的停滞，是由于两个原因——一是极其缺乏重大的技术革新，再就是未能进行资本积累。
从史前时期到比较晚近的时代这一漫长期间，始终缺乏重大的技术革新，这一现象确实是异乎寻常的。凡是在近代初期人们所拥有的那些真正至关重要的事物，几乎每一样都在历史的原始时期就已广为人知：语言，火，与我们今天一样的家畜，小麦、大麦、葡萄和橄榄，耕犁、车轮、桨、帆、皮革、麻布和织物，砖瓦和罐壶，黄金和白银，铜、锡和铅——铁是在公元前1000年前被发现的——银行学、治国术、数学、天文学和宗教。至于我们究竟是在什么时候首次开始拥有这些事物的，并没有确切的历史记载。
在史前的某些时期——也许是在最近一次冰河期以前某个比较安乐的间歇期——一定曾经有过一个充满进步和创新的时代，这个时代可以与我们现在所生活的时代相媲美。但是在整个有记载的历史的大部分时期，却未曾出现过类似的情形。
我认为近代时期是从资本积累开始的，而资本积累又始于16世纪。我相信——我不能在此详述其原因，以免喧宾夺主——这最初是由于西班牙把黄金财宝从新大陆带到旧大陆，从而引起了物价上涨，并带来了利润的增长。从那时起到今天，按复利计算的资本积累的力量，在仿佛沉睡了许多年以后，又苏醒过来并重新恢复了活力。而200年来复利的力量所起的巨大作用简直是超乎想像的。
为了能说明这一点，在此我给出一个我所作的计算。英国现在的对外投资总额估计大约有40亿镑，这每年能为我们带来大约6．5％的利息收入，这笔收入的半数，我们把它带回国享用；另一半，即3．25％的利息收入，则在国外按复利计算积累起来。这样的事我们已经进行了大约250年。
我认为英国对外投资的始端可追溯到1580年德雷克从西班牙盗窃的大批财宝。在那一年他带着从富庶的印度劫掠来的数量惊人的战利品回到了英国。伊丽莎白女王是资
凯恩斯 1930
现在，关于经济前景的悲观论调正不绝于耳。我们常常可以听到人们说，作为19世纪特征的经济突飞猛进的时代已经结束；而一度迅速提高的生活水平也开始放慢了脚步——无论如何至少在英国是如此；在未来十年中，经济的繁荣程度将会衰退而不是高涨。
我认为上述说法是对目前状况的一个粗暴的误解。现在我们所遭受的痛苦，不是老年性风湿病，而是由于发育过速引起的发育性阵痛，是两个经济阶段之间重新调整的过程所引起的痛苦。技术效率的提高速度超过了劳动力吸收问题的解决速度；生活水平的提高，步子也稍大了一些；世界的银行和货币制度阻碍了利率的下降，使得货币的供求平衡不能迅速恢复。而即使如此，由此所产生的浪费和混乱，其后果也不过涉及国民收入的7．5％；即我们在每一镑中浪费掉了1先令6便士，只得到了18先令6便士，而如果我们明智一些的话，本来可以得到整整1镑；然而，虽然如此，现在的18先令6便士抵得上五六年前的1镑。我们忘记了，在1929年英国的工业实际产出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而且我们的国际收支余额在偿付了所有的进口商品后可用作新增对外投资的净顺差额，比其他任何国家的相应余额都高，与美国相比，甚至超出了50％。为了便于比较，还可以再假设我们把工资降低一半，把国家债务削减4／5并停止清偿，将剩余的财富以不能生利的黄金形式贮存起来，而不是按6％或更高的利息贷放出去，那么我们就会与现在人们羡慕不已的法国的情况相差无几。但是这能算得上是一种改进吗？
普遍性的世界性大萧条、在一个充满贫困的世界里产生的异常巨大规模的失业、我们曾犯下的灾难性错误，所有这些都使我们失去了洞察力，对于在表面现象下正在发生的一切视而不见，对于事物发展趋势的真实解释置若罔闻。悲观主义有两种相反的论调：一种是革命者的悲观主义，他们认为事态已恶化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只有进行激烈的变革才有一线生机；另一种则是反动分子的悲观主义，他们认为我们的经济与社会生活的平衡已是如此岌岌可危，因此不能再冒险进行任何尝试。我认为这两种论调都是错误的，这一点，在我们这一代就会得到证实。
不过，本文的意图并不在于详细探讨当前或即将出现的情况，而在于使我们能够摆脱短浅的目光去眺望遥远的未来。对于100年后我们的经济生活水平，可以作出一些什么样的合理预期呢？我们的子孙后代在经济上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可能发展前景呢？
从有史以来，比如说，从公元前2000年开始，到18世纪初期，生活在世界各个文明中心的人们的生活水平，并没有发生多大的变化。当然中间是时有起伏的。瘟疫、饥荒、战争等天灾人祸时有发生，其间还有若干短暂的繁荣时期，但总的来看，不存在渐进或激进的变化。一直到公元1700年为止的4000年间，某些时期的生活水平也许比别的时期要高上50％，但不会超过100％。
这种缓慢的发展速度，或者说发展的停滞，是由于两个原因——一是极其缺乏重大的技术革新，再就是未能进行资本积累。
从史前时期到比较晚近的时代这一漫长期间，始终缺乏重大的技术革新，这一现象确实是异乎寻常的。凡是在近代初期人们所拥有的那些真正至关重要的事物，几乎每一样都在历史的原始时期就已广为人知：语言，火，与我们今天一样的家畜，小麦、大麦、葡萄和橄榄，耕犁、车轮、桨、帆、皮革、麻布和织物，砖瓦和罐壶，黄金和白银，铜、锡和铅——铁是在公元前1000年前被发现的——银行学、治国术、数学、天文学和宗教。至于我们究竟是在什么时候首次开始拥有这些事物的，并没有确切的历史记载。
在史前的某些时期——也许是在最近一次冰河期以前某个比较安乐的间歇期——一定曾经有过一个充满进步和创新的时代，这个时代可以与我们现在所生活的时代相媲美。但是在整个有记载的历史的大部分时期，却未曾出现过类似的情形。
我认为近代时期是从资本积累开始的，而资本积累又始于16世纪。我相信——我不能在此详述其原因，以免喧宾夺主——这最初是由于西班牙把黄金财宝从新大陆带到旧大陆，从而引起了物价上涨，并带来了利润的增长。从那时起到今天，按复利计算的资本积累的力量，在仿佛沉睡了许多年以后，又苏醒过来并重新恢复了活力。而200年来复利的力量所起的巨大作用简直是超乎想像的。
为了能说明这一点，在此我给出一个我所作的计算。英国现在的对外投资总额估计大约有40亿镑，这每年能为我们带来大约6．5％的利息收入，这笔收入的半数，我们把它带回国享用；另一半，即3．25％的利息收入，则在国外按复利计算积累起来。这样的事我们已经进行了大约250年。
我认为英国对外投资的始端可追溯到1580年德雷克从西班牙盗窃的大批财宝。在那一年他带着从富庶的印度劫掠来的数量惊人的战利品回到了英国。伊丽莎白女王是资
